我本想将题目定为《摄影的入侵》，但又担忧过于冒犯。即便摄影本身就是冒犯的艺术，但冒犯摄影者却和冒犯世界上任何一位创作者的结果一样，没什么特殊。世界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有着崇高的摄影梦想，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敬意，我将题目改成了《影像的入侵》——后来仔细想想，“影像”确实要比“摄影”更有力——冒犯的人更多。我喜欢。

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基本上已经解释清楚影像与现实的关系，用他著名的洞穴理论①。桑塔格的论述无疑是怀特海经典见解②的一大论证，从第一章《在柏拉图的洞穴里》开始，整个论文集便陷入一种忧虑且冒进的批判，更加直接，批评从客观的边界不断冒出，火山爆发的前兆。她深刻又前瞻性地意识到，摄影的发明正在背离达盖尔③们的初衷，彻底改变“现实”、“真实”的存在。随着科技进步（普及），影像也不再只是一张照片，而可以是一段视频——一段被剪辑的视频——完全与事实不符，却让人认定为真的视频。

柏拉图对影像的态度只是单纯的不屑，因为他远不会认定“映在穴壁上的影子”会威胁一个见过真实的人。要么，人一辈子被铁链拴住，在影子乐园里争高低胜负，要么，他们会被知识（哲学）拯救，回到真实中去。但现代社会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科技已经向世界证明，即便一个曾见过太阳的人，也会牢牢被影子吸引，蹲在地上与丘壑、湖水上的光学作用共乐。等到最后一批见过太阳的人死去，年轻一代又将回到洞穴中，让柏拉图的寓言成为预言。或许缸中之脑④并不是唯心主义者对过去与现实世界的刻画，而是未来世界必然会发生的真实——当影像彻底取代现实，人彻底有掌控现实的能力后，谁能保证我们还能真正嗅到花香听见鸟鸣，在海边肆无忌惮地奔跑（或许已经不重要了？）？因而，《黑客帝国》可能比反乌托邦三部曲更具参考性，只是我们很难有像尼奥一样的救世主（活在幻想里不比现实好吗？）。

卡夫卡曾用一句话解释了影像的虚伪：当亚瑙赫⑤兴致冲冲地把一系列由自动摄影机器拍摄的照片摆在卡夫卡面前，并说“这设备是一种叫做认识你自己的机器。”时，卡夫卡淡淡笑道：“你的意思是说误解你自己？”桑塔格也持同样观点：相机会说谎的消息使拍照更受欢迎。

摄影者寻求美的本质，因而他们将现实割裂成一个个方方正正的条框，把一些随处可见的事物标榜为新的美学（发现之美），尤其当镜头掉转至摄影者后，这种美的成像逐渐沦为人的臆想。桑塔格保守认为摄影者“只是在助长公认的有关美的概念”，挑战美的概念是专业摄影师的抱负。

但即便摄影者无心对美发起挑战，可比起二十世纪，美依旧发生重大改变。没有什么比摄影更让大众接近“艺术”了。人们只需要掏出手机，解锁、打开相机、按住圆形按钮，一张照片就诞生了。摄像也一样轻松。彻底消除门槛，不再神圣。全民性的摄影与普及性的互联网遥相呼应，成为美学潮流新的引路人。至于摄影师，为数不多的价值就是提供由行业便利带来的血腥、扭曲的照片，或为意识形态战争冲锋陷阵，或裱进博物馆内，与参观者一起被装入另一群相框内，视为高雅的象征。摄影师也很有怨言，但即便他们高傲无比，也不得不认清一个现实：没有永恒的经典，只有暂时的一瞬。而这一瞬，一个什么都没学过的摄影者拍出来的概率并不比身经百战的摄影师低，因而，一部分摄影师（为了提高概率，或不服气）选择依赖科技，而另一部分摄影师则选择再造现实。

也没有任何一种艺术比摄影要依赖科技（站在这一维度上讨论，摄影究竟是不是艺术也值得商榷，桑塔格就在《摄影信条》里对此进行阐述），为了回避科技优势带来的尴尬，韦斯顿、布列松、弗兰克⑥等摄影师“有的坚持使用初出道时购得的设计简单的破旧相机和小孔径镜头，有些继续用简便的器具例如几个浅盘、一瓶显影剂和一瓶定影液来制作接触式印相照片。”还有一些摄影师则从选择利用科技优势来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服务，但现在，大部分的摄影师被这些长满齿轮的塞壬⑦诱惑，即便有人收藏古老的摄影器械，也很难说是为了创作，更多是满足自己的收藏癖。

摄影师的堕落建立在全民化的美学追求上，当他们被踢出引路人的队列中，要想生存，就必须忠诚地跟随引路人，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为大众拍出他们想要的照片。全民化的美学追求并没有带来百花齐放般的美学迸发，相反，美正在被一种确定的、同质化的行业标准所代替。即便部分影迷高喊：不要这种美、不要那种美，可只是杯水车薪。美的同质化不会随着一部分人的呼喊就改变，即便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也很难改变。就像是为美找到了可行的公式，而这种公式（算法）得出了人最难抗拒的美——科技依赖人的惰性进步，科技找到了人在美上的惰性，并大面积辐射人群，并时不时通过对美的挑战（利用丑或极端行为），强化人们对公式美的追求。它得逞了。

对摄影师的批判是可行的，对大众的批判却是艰难的。一方面，大众不会像摄影师一样有责任的审视美学，另一方面，对大众的批判总要受到某种民主性的谴责——尤其把责任细化到每一个人，这种批判就显得很不道德。总不能指着一个在画展拍网红照的女孩说“你这样是在助长美的同质！”得到的结果是被保安请离现场，然后在网上以“审美自由”或“穿衣自由”被网暴，当你想回击，或许有“言论自由”的锁链等着你。也不能指着一个拍短视频的大爷说同样的话，即便不会自觉残忍，也会被言辞激烈地反驳。单是“误解你自己”的时代已过去，现在是“为误解辩护”的时代，到最后，“误解”就成为一种正确。人人活在自我误解中，人人都是自己的造物主。

影像入侵的迹象很明显，但只有少部分人注意到。这种不显人形的斯库鲁人⑧正在不停挑战原子世界的底线，最典型的案例是旅游。

人们对旅行摄影的执念很难说只是为了纪念美。人完全可以凭借遗忘与想象来向美致敬，被照出的景象，反而失去了承接神秘与过去的美学意义，彻底落俗。“当我们害怕，我们射杀；当我们怀旧，我们拍照。”人们惶恐地为自己所见的陌生事物留一个角落，妄图扑灭由遗憾带来的烈火，却无法认识到遗憾不可避免，而往往，遗憾又是美诞生的土壤。

文学作品有很多这样的实例：舞女薰子与川端康成的永别造就了《伊豆的舞女》的艺术价值，巴恩斯与勃莱特无法成为情侣则是《太阳照常升起》的美学线索。人们对影像的留恋恰恰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终究会没有过去，人文主义启迪人们抗拒只有精英才能留下印记的世界，他们要书写自己的历史，恰好影像为此提供了技术支持。彼时，人们陷入回忆潮无法自拔，是影像放大了这种迷茫，并且将美好先入为主的定义过去——只有时间向前，它残忍地剥夺了人们的暂留，是唯一存在，且不可被取代的真实。相机留不住爱的人，影像挽留不回去世的人。一切都是人的一厢情愿。

当今社会，影像无孔不入，即便是私人的色情视频，也会有流露的风险。影像带来了充足的冒犯——甚至对不道德都进行冒犯。人的私人空间不停被挤占，道德错误层出不穷，是人们素质变低了吗？不，是因为它被展现了。

历史上从未有这样一个时代让大众如此深刻地意识到人性的丑恶，即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都因其思想性抵消了部分丑恶带来的震撼，竖起一道围墙，将人性艺术化。真到人们直面人性，不再有任何铺垫、修饰甚至诋毁，人们才发现，他人是多么丑陋——自己多么高尚。即便是微信发朋友圈不回消息，都要加上一种道德枷锁，只是因为影像将它展现——加以惯用的罪恶遐想，最终认定对方是道德犯。影像带来直观的人性，反而让人无法接受——人的欲望、癖好、情趣、品味。不知道时，人是光辉的；了解后，人是丑恶的。不知道意味不存在？显然不是。影像作为一种经验，在新闻传统中，正传递一种“人之恶”的印象。“……就连相机也不例外。我们把恶一口吞下，却把善哽住了。”（华莱士·史蒂文斯）印象意味真实？显然不是，可只要有人相信，它就是真实。因而，影像是新宗教统治的最有力武器，这种宗教，可以是国家，可以是领袖，也可以是偶像。正是因为影像极端的塑造（神化）偶像，才使得他跌落凡间时那般惊讶。

影像制造的之所以不是现实，是因为它可以受人的意志所改变。曾经我们认为照片是真实的，直到它成为艺术；曾经我们认为视频是真实的，梅里爱发明了剪辑。现如今，亦真亦假才是世界的真实状态——网络世界。曾经有朋友质问我，“你怎么认定网络就不是真实世界的组成部分？”她想表达的是，我们不应该排除网络世界，因为它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人会否认网络的真实，但也不会有人认定网络里充斥真实。正是因为明辨是非在这个时代变得异常困难，人们才更愿用简单的角度思考问题：给什么就是什么。

当新闻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主体，照片与视频就成为最好的帮手——将人类分裂的帮凶。要想迫害一个人，也比以往更加容易，只要你会用Pr、Ps或一些作用相同却更简便的国产软件，就能制造一种没有你的真实世界，即便有人发现了你的诡计，可被你伤害的人又因为民主化的历史保留被不断有人憎恨。冰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她的孙子在墓碑上写下“教子无方，枉为人表”八个字后，即便他最终认错，承认只是为了博得社会关注，对冰心的迫害至今也没有结束。所以桑塔格才会借用马拉美的句式⑨说，“今天，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为了在一张照片中终结。”——真实已被逼到绝境。

最后把卡夫卡的故事讲完，用他的话做结尾。亚瑙赫在卡夫卡说出“误解你自己”后抗辩道：

卡夫卡把头歪到肩膀：

by 佐也.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