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冒险家》（1970 年）由刘易斯·吉尔伯特执导，事实证明它比我最初预期的更具冒险性。

影片最初是在巴黎搭建的，但那里发生了学潮和各种骚乱，所以我们把所有摄影棚的工作都搬到了罗马，然后又去了南美洲的哥伦比亚进行大约六个月的外景拍摄。与此同时，我已经在《不列颠之战》接近尾声时说了“我愿意”，娶了我的第一任妻子吉尔，所以当这部电影以及长时间离家的前景出现时，我刚结婚才第三个月，但幸运的是我的妻子被允许一起来并留下来。

我和父亲先去了哥伦比亚做准备，几周后，来自罗马的剧组飞来与我们会合，离开了意大利美丽的乡村和连绵的青山。抵达波哥大后，所有人又飞往另一个叫马尼萨莱斯的小镇，他们踉踉跄跄地走出飞机，进了酒店。第一个外景地需要沿着一条土路开两个半小时，走到尽头，我们看到的竟然是我们刚刚离开的美丽乡村和连绵青山！

施工经理迪克·弗里夫特在这处偏远的地方在河上建了一座桥，供所有卡车和剧组人员到达他们计划拍摄的庄园。但在开拍前两周，雨水太多，河水暴涨，冲走了桥梁，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唯一能到庄园布置所有所需物品的方式就是骑马。这不仅是我第一次骑马，也是我第一次骑马过河！

时间快进六个月，在哥伦比亚完成了所有艰苦的工作后，我们开始收尾，准备回家。就在这时，上面传来消息，所有剧组人员的妻子都不允许乘坐剧组的包机回家——她们必须乘坐商业航班。我拒绝让我的妻子独自从如此遥远——而且相当不安全——的世界一角飞回去，所以我说我和她将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从波哥大飞往伦敦。制片部门安排了我们护照的出境章，我们就和同样被告知这个消息的鲍勃·里卡德夫妇一起去了波哥大。我们在机场还遇到了摄影指导克劳德·雷诺阿。在波哥大住了一晚后，我们第二天早上很早就起床回到了机场，结果发现我们的航班延误了六个小时。在这种时候，任何有自尊心的剧组成员都会去一个地方：酒吧。事实上，我们在那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六个小时。

当他们终于叫我们的航班时，我们摇摇晃晃地走到登机口，移民官问我们的出境签证在哪里。

“在那儿，”我指着护照上的章。

“那不是出境签证，”他回答。

“是，是的。这是为剧组人员准备的特殊签证，”我解释道，“是某某将军安排的。”

争论由此展开，虽然移民官让我们的妻子们都通过了，但他不让克劳德、鲍勃和我通过。于是——喝了点酒后就会做些傻事——我建议鲍勃，等我说“现在”时，我们俩英国人就悄悄拿起行李，赶紧跑到飞机那边，我们可以看到其他所有人都在登机。

我等着那位移民先生转身背对着我，抓起我们的护照，拿起行李，冲过停机坪，跑上舷梯。

“他们追上来了，”我向乘务员解释说。“我们可以躲在哪里？”

“后面厕所里，”她建议说，甚至都没问“谁”或“为什么”。

我和鲍勃冲过飞机，挤进了厕所，几乎不敢喘气。我们全神贯注地听着，最终听到了一些骚动声，然后有人敲门。一个非常英国口音的声音说：“各位，不好意思，我是机长。恐怕你们得出来，因为你们在里面我们不允许起飞。”

我们羞怯地打开门，被哥伦比亚军队押了下去。我经过我妻子身边时对她说：“你在飞机上，待在这儿，我再见你时就再见。”

他们把我们带到移民局进行审问，当然那时我们已经完全清醒了，我们反复赔礼道歉，说我们有多傻等等。他们心软了，说要放我们走，让我们回飞机上，我们的护照很快就会跟上。我们乖乖地坐回座位上，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结果十分钟后，一个家伙出现了，说他们改变了主意，我们必须下飞机。

鲍勃、克劳德（他一直在看着这一切发生）和我不得不看着载着我们妻子的飞机起飞，消失在空中。

我立刻问能不能打个电话，给我们的制片部门打了过去。我知道包机那晚从巴兰基亚起飞，所以我告诉他们，我们将乘坐国内航班回卡塔赫纳，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但他们必须等我们，并且必须让我们上那架包机。我身上是唯一有钱的人——真是典型——所以不得不也给鲍勃和克劳德买了票，我们飞往了卡塔赫纳。我不得不承认，当我们再次被要求出示护照时，我们吓得要命，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我看到我们遇到的那个移民官走进了候机区，他在那里与两名宪兵交谈。我想我当时冲进厕所躲了起来，透过门缝看到两名武装宪兵走向我们航班的队伍，突然发生了巨大的骚乱，一把枪飞到空中——那是一个准备登机的劫机犯！我们也很容易被劫持——但幸运的是，我们安然无恙地离开了哥伦比亚，并经由巴黎回到了祖国的土地。

真是惊险时刻。

我应该补充一句，英国航空公司非常棒，他们在跑道上扣留了飞机两个小时，等待这一切结束，希望能让我们也乘坐他们的航班。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们竭尽全力并经历了险境，这部电影还是票房惨败。制片厂里某个聪明人决定在一架全新的波音 747 飞机上举行首映——作为747飞机的早期型，它的耳机效果很差，只有一个宽约 8 英尺的中央过道银幕——从纽约飞往洛杉矶。所有记者和评论家在机场就被灌了酒，登机后又被灌了一次——所以当时他们都相当愉快——当飞机起飞并开始放映电影时，飞行员意识到电影结束前他就会降落，所以不得不在洛杉矶上空盘旋了一个小时。糟糕的音效、小小的银幕，再加上一点颠簸，难怪媒体会给出糟糕的评论，这当然影响了人们花钱去看这部电影。

虽然我之前参与的很多电影都需要离家数月，但我似乎接下来的一年左右接连经手了一些电影，这些电影只需要我工作相对较短的时间——用于非常具体的特效。其中第一部是约翰·布尔曼执导的《最后李奥》（1970 年），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欧洲国家，李奥王子是长期被废黜的君主制的最后一位继承人，他身在伦敦，卷入了一场旨在恢复他王位的反革命行动。

约翰最近凭借执导《步步惊魂》（1967 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让我去诺丁山与他见面，他正在一个死胡同里的一栋三层大房子里进行布景，并解释说他想炸毁它，让它倒塌。

“这次爆炸，约翰，”我问，“你想看到什么？”

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一些抽象的东西，”说完就起身走开了。

这就是我的任务——一些抽象的东西！

我绕着房子查看，发现地下室的墙壁是两英尺厚的实心砖，然而约翰却想要整个房子在夜间拍摄时倒塌。我请来一位爆破专家与我合作，我们在房子的特定位置在砖墙上钻孔，装入炸药，然后在前面堆上沙袋，以防爆炸碎片飞向剧组。然后我们在楼上搭建了一个装置，看起来像着火了，并射出烟花和火箭（这是故事情节的一部分）。一切都很好，也都通过了。拍摄当晚，我们到达现场准备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时，约翰走过来向我解释说，他希望两位主演——马塞洛·马斯楚安尼和比利·怀特劳——在房子爆炸时站在房子前面。“我可以让人们离多近？”他认真地问道。我环顾四周，看到了围栏后面站着的警察、消防车和围观群众。

“多近？！”我惊呼道。

我看得出约翰非常认真。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做了些计算，然后量出我自认为安全的距离，我在那里画了一条线——马路对面——然后告诉约翰：“演员们可以站在那儿。”

摄影机也相应地架好，然后喊了“开始！”我按下按钮，整栋房子轰然倒塌——爆炸飞出的最后一块砖头落在我画的线上。所有演员都没事，我必须承认我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虽然我确信我的计算是正确的，但这仍然非常令人担忧。

约翰非常高兴，他说我是他见过的唯一一个“有一盒火柴并且知道如何点燃”的特效师。尽管我们后来偶尔见面，他有时也会问我是否有空，但我很遗憾地一直都没空。

《福尔摩斯私人生活》于 1970 年上映，被认为是柯南·道尔笔下文学英雄的最好诠释之一，由伟大的比利·怀尔德执导。几年前，这部电影再次成为头条新闻，原因是在尼斯湖发现了水怪——嗯，不是真正的水怪，而是松林制片厂的伙计们为电影制作的一个。

“水怪”是这部电影特效中我父亲和我没有参与的部分——也是唯一出了大错的部分！虽然我们做了所有我们喜欢称之为小把戏的东西，比如制造烟雾、子弹击中效果等等，但著名的视觉特效师沃利·维弗斯负责监督雕塑和铸造一个 30 英尺长的尼斯湖水怪模型，然后他把它带到我们已经在那里准备我们的部分了。那时我是一名相当不错的潜水员，所以穿上我的潜水服，滑入湖中帮助他们定位。虽然沃利在他的计算中考虑了浮力的所有因素，但他没有考虑到 600 英尺长的湿润——因此很重——的拖缆。

当小船开始从岸边拖着尼斯湖水怪进入湖中时，它移动得相当顺利，直到船停下来转向。就在那一刻，拖缆松弛并沉入水中，慢慢地把水怪拉到了水下——它就像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一样。拖船上的人们拼命想切断拖缆，以免快速下沉的尼斯湖水怪把他们也拉下水。

那个特别的尼斯湖水怪恐怕就这样沉入湖底了，于是又制作了第二个，原来的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最近，一个正在扫描水域以寻找真实生物的水下机器人发现了它。

“我们找到了一个水怪，但不是很多人预料到的那种，”专家阿德里安·沙因告诉 BBC。

第二个尼斯湖水怪在埃尔斯特里米高梅制片厂的一个摄影棚的水槽里建造并拍摄。

我负责在场景中制造飘过湖面的烟雾，所以我坐着一艘小划艇，带着一台 Bezzler 烟雾机（机龄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出去了，这台机器不幸地随时可能把盖子炸飞，因此我们得用链条系着盖子以确保盖子总是能回来——尽管有时你得准备好低头躲避它甩过来打到你的头！

比利·怀尔德是一位了不起的导演，和他以及演员们一起工作令人愉快。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后来在伦敦大剧院拍摄了电影的芭蕾舞场景，我站在侧台准备向舞台上的《天鹅湖》喷洒薄雾，看着可爱的小天鹅（舞者）从舞台上旋转而下，都那么优雅端庄，然后，当最后一个小天鹅跳到侧台时，她看着我，非常平淡地说：“哦，我的操他妈的脚！”

接下来我被邀请加入莱昂内尔·杰弗里斯执导的电影版《铁路少年》（1970 年），这是一部非常温馨可爱的作品，在利兹拍摄；那里实际上只有一个主要的特效场景，那就是山体滑坡，三棵树从岸坡滑下，掉到了下面的铁轨上。我布置了这个山体滑坡，用绳索固定住了岸坡顶部的一切，并用导爆索按指令断开释放——树都安装在隐藏的轨道上，完美地滑了下来。

场景拍完后，莱昂内尔·杰弗里斯问我是否可以留下来参与剩下的拍摄，负责所有小的烟雾和蒸汽特效，但我不能，因为我已经答应了西德尼·海斯执导的《火中怪客》（1971 年），正如片名所示，这部电影涉及一些火焰效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下一部电影《血腥星期天》（1971 年），由彼得·芬奇和格伦达·杰克逊主演，主要工作是造雨——我们在伦敦各地制造雨景，而且预算相当低，所以我们通常只有两个人，在雨量大的时候可能三个人，连接各种消防栓软管，当然都需要必要的许可。

1971 年，肖恩·康纳利同意最后一次回归饰演詹姆斯·邦德，他与投资方联美公司达成协议，其中包括资助他自己选择的其他两部电影。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是《真相类似之物》，后来更名为《罪行（又译：突击者）》（a 年），由西德尼·吕美特执导。我再次参与了造雨工作，但我必须行动非常迅速，因为西德尼是一位工作速度非常快的导演，经常比任何人预期的都更快地进入下一个场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准备好移动我们的设备。

尽管《罪行》大受好评，但商业上却失败了，据报道——尽管其该片预算控制成功，只有38.5万英镑——却拖了九年才实现盈利。遗憾的是，这使得肖恩计划中的第二部电影泡汤了，他原本也要执导这部电影，是《麦克白》的一个版本。

你很高兴听到，我很快就有活儿了，接下来我为《金屋梦痕》（1973 年）制造降雨效果，由格伦达·杰克逊和乔治·西格尔主演。我们在伦敦各地拍摄，尤其是在苏豪区和唐人街附近，事实上，有一天早上我在那里给路面洒水，尽力躲避行人，因为警察似乎有点厌烦我们要求封闭街道和停止行人，所以他们也不管了。当我给软管加压时，交通开始通过——那天警察真是帮忙啊——一辆相当漂亮的凯旋先驱车开了过去，但它的环绕式保险杠挂住了软管，当他加速时，我发现自己拼命在他后面跑，死死抓住软管。然而我跟不上，当软管用尽时，消防栓被拉断了，一股水柱冲天而起，高达 50 英尺，就在摄影机旁边。有人大喊大叫让我关掉水，以免设备被毁坏，但我唯一能拿到钥匙关掉水的方式是穿过水，结果我像个乒乓球一样在水面上上下浮动。

结果，而且可能并不完全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被赶出了苏豪区！

不过，格伦达凭借她的角色获得了奥斯卡奖，所以我觉得我的辛苦是值得的。

《齐柏林飞艇》是一部 1971 年上映的二战电影。它涉及很多飞艇，我们在米高梅制片厂工作，但它突然关闭了，我们有点高兴地搬到了松林。我们还在贝德福德郡的卡丁顿皇家空军基地拍了一个短场景——那里与飞艇和气球有着悠久的渊源——有一些前景微缩模型的工作。这标志着我第一次来到马耳他，我们在巨大的水槽里拍摄了很多场景，这对我的未来冒险非常有利，尤其是后来的《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最令人伤心的是，我们的美国制片人欧文·克鲁普请他在爱尔兰制作《红男爵》（又名《红男爵和布朗》，1971 年）的朋友帮我们拍一些英国 SE5 战时双翼飞机的镜头。摄影师斯凯茨·凯利当时正在威克洛拍摄，他被安排拍摄一些空镜头，但一架 SE5 撞上了斯凯茨乘坐的直升机，导致他丧生。保险公司拒绝赔付，因为他们认为只承保《红男爵》的制作，而不是《齐柏林飞艇》。

《卢丹的恶魔》（1971 年）是肯·罗素的最新史诗片。他是一位在片场非常喜欢大喊大叫的导演——这不是我特别习惯或喜欢的。

他也以其更前卫的想法和突破底线的风格而闻名。我记得我们每天、每周都有大约三十名不同体型和大小的裸体妇女在片场。一天早上我走进片场，惊讶地看到一个电工头埋在《太阳报》第三页里，而所有这些裸体女孩就坐在对面——我想你可能会有点习以为常了。

拍摄转移到了诺森伯兰，那里有一个场景涉及一个带骨架的木制马车轮旋转。肯说他想要在骨架的头部放真正的蛆虫，所以我照做了，然后慢慢意识到要操作轮子，我必须直接站在骨架下面——我感觉到每一个该死的蛆虫都掉在了我的脖子后面。

肯有着相当特别的艺术品味，他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化妆血浆，所以他派道具师去当地屠宰场拿真正的红色液体。我必须做一个碎腿机来压碎奥利弗·里德的腿，并制作了一套橡胶腿模，所以了解肯对真实的偏好，我决定亲自去屠宰场拿一些真正的动物骨头放进橡胶腿里，这样他就能听到骨头折断的声音。事实上，我们不得不使用化妆血浆，好几加仑，因为片场溅得到处都是，你不能指望演员们忍受那种东西。肯辛顿·戈尔当时是首选的血浆。

然后我们在市政广场的庭院里拍摄了奥利弗·里德将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场景，白色的广场被完全炸毁。这个场景是在松林搭建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布景，有着和我房子一样高的巨大白色墙壁。中间，我有一个奥利弗被绑在火刑柱上燃烧的假人，我说服肯在爆炸中加入大量“黑色”物质，这样在白色的墙壁衬托下会显得非常醒目，他很喜欢这个主意。我应该提一下，松林的外景地水位很高，如果你往下挖 12 英寸，水很快就会涌上来。所以我们在地下装炸药时遇到了真正的困难，决定唯一安全的方法就是前一晚挖好洞，第二天早上早点来把水抽干，铺上塑料内衬，然后再装入胶质炸药、泥炭、黑色水泥、软木等等。我们在外景地的各个战略位置挖了很多这样的洞。

就在这时，肯走过来向我解释说时机就是一切，因此他必须亲自按下引爆器——因为在肯眼里，没有人比他自己做得更好。我当时想这应该没问题，因为我会拿着电池的接线柱，只有在我确定安全的情况下才会连接它们。罗尼·泰勒是摄影师，肯告诉他，他必须将画面对准绑着假人的火刑柱，然后当肯亲自发出指令时，他必须立刻，是的，立刻摇向会发生爆炸的地方——记住，这次时机就是一切。

所有群众演员都到了，炸药也放好了，火也点燃了，一切准备就绪。我向肯竖起了大拇指，他喊了开始，但当他发出指令让罗尼摇镜头时，他太兴奋了，竟然在同一时间按下了引爆器，完全错过了镜头。结果，所有剧组成员都笑趴了，因为几周以来肯一直在教训他们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而现在导演自己却跳上跳下地尖叫：“操他妈的，操他妈的。”

他问我们是否可以重来一次，当然我答应了，只要时间允许。冲洗完所有墙壁，抽干所有洞里的水，我还有足够的炸药储备可以再次装入，我们当天下午就准备好了。

“对不起，”我对肯说，“但这次我要来引爆，因为我不信任你。”

“哦，好吧，”他羞怯地说。

第二天看了毛片后，肯来找我，说：“你对时机的掌握比我好多了！”尽管他脾气暴躁，但我非常喜欢肯，并且非常尊敬他的电影制作才华。

肯经常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在松林的 F 摄影棚——一个全白的舞台——他坚持要用大量的灯光照明，并且坚持在摄影棚顶部四周的轨道上安装巨大的灯，尽管摄影指导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些该死的灯太热了，竟然触发了洒水器，不过至少我们那天下午休息了。

至于最终剪辑好的电影，我知道审查部门要求剪掉不少镜头——包括自慰的修女——才给影片颁发证书并允许上映，但这只是几个场景；还有很多相当恶心的场景没有进入最终剪辑，但我想这就是《卢丹的恶魔》的现实。

我后来又和肯合作了几次，其中第二次是《马勒传》，大部分在肯位于湖区的家附近拍摄。一两年后，我开始拍摄《冲破黑暗谷》（1975 年），但我没待多久，因为不幸的是，副制片人哈里·本非常吝啬，当我告诉他我需要一个助手时，他咆哮着说我完全可以自己做所有事情，他没有预算请其他人。然后第二次又要求做其他事情，他又咆哮了一次，但当我告诉他我需要一辆货车把我的所有设备拉到朴茨茅斯的外景地时，他告诉我我不能有货车，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放在道具卡车的后面。你能想象我把一堆烟火和炸药放在道具卡车的后面吗？考虑了一会儿后，我决定我受够了，于是退出了电影。

我决定开车去朴茨茅斯，向肯解释我的辞职，以防哈里决定编造别的故事，当我到达时，埃尔顿·约翰正在拍摄他的《弹珠巫师》场景。肯试图安抚我，说我想要什么都可以；我说：“不，太晚了，”但要求让我的助手诺比可以继续工作——他做到了，并且他要什么就得到了什么！

1971 年，萨姆·佩金帕将其心理惊悚片《稻草狗》搬上了大银幕，该片于当年 2 月在特威肯汉姆制片厂和康沃尔的外景地之间拍摄；外景地对我们来说尤其令人难忘，我们在一个晚上拍摄了五十七个场景——简直是来回奔波。

萨姆最初邀请我父亲去面试，但他似乎不喜欢我父亲，拒绝让他参与这部电影。没有给出原因，不过很多时候就是性格不合，我想你也就接受了，特别是萨姆素有“难搞”的名声。

总之，我被叫去面试——不知道萨姆是否知道我与克里夫有亲戚关系——当我到达并开始讲述我最近的工作时，我注意到萨姆手里拿着一个魔方。那是一种占星术魔方之类的东西，他似乎完全不听我说了什么，问了我一连串问题，比如我的出生日期，我的出生时间……他把我的回答输入这个魔方设备里，它似乎在底部显示出了结果。结果，我想，是好的，因为萨姆抬头看着我说：“你被录用了。”

真是最奇怪的面试经历。

剧本里描写了大量的霰弹枪击中效果，我刚刚看过他上一部电影《日落黄沙》，所以大概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效果，于是我布置了一系列的霰弹枪测试效果供他审批。

“我的天哪，”他回应说，“我在《日落黄沙》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微笑着，心里想我和这位新导演关系很好了，我想说我的专业计划确保了一切都没有出错，但这其中也掺杂了不少运气；有点像肯·罗素，我知道萨姆喜欢在事情不按计划进行时对剧组大喊大叫，我感觉他因为没有机会训斥我而有点恼火。事实上，我们在拍摄一周后就换掉了原来的摄影师，因为他拒绝以萨姆那样的方式被对待。

萨姆火爆的脾气和“疯癫”的名声无疑与他的嗑药量呈指数级正比关系。我不确定他用的是什么药，因为我自己从未使用过。他有时会变得暴力，我记得在康沃尔外景地举行的一次聚会，萨姆把一位女士扔过几张桌子，让聚会草草结束，因为她拒绝和他共度一晚。在特威肯汉姆的杀青派对上，最终是我送女主角苏珊·乔治上她的车，因为萨姆对她说了些粗鲁的话，她哭了。电影拍摄期间也有传闻说制片方的木工被派去他在伦敦租的公寓，因为他不断地往门后扔刀，损坏了门。

唯一一次我差点被训斥是在一场戏中，T·P·麦肯纳的腹部被霰弹枪近距离射击，因此被炸得向后飞出去。我打造了一个翻转装置，有点不好用，但我自己已经做过所有测试了，所以完全知道它是如何工作的，提前叫来麦肯纳的替身演员，让他每天在这个装置上练习一个星期，这样他就能习惯了。拍摄当晚，替身演员对佩金帕非常紧张，结果他不是被装置弹飞，而是自己摔了下来，他竟然厚颜无耻地怪装置没有正常工作。我意识到这可能会给萨姆他一直在寻找的机会来训斥我，于是我走过去，脱下外套，站在装置上——把自己弹飞了 15 英尺向后，落在了碎石地上。“它没问题！”我一边掸着身上的灰尘一边宣布。

这可能让萨姆既恼火又高兴。

彼得·沃恩在一场戏中脚将被霰弹枪炸飞，所以我从服装部门拿了一双旧靴子，去当地肉店买了 4 磅最好的牛柳。我从我的工作坊拿了一加仑肯辛顿·戈尔血浆和一把霰弹枪，开车到松林的外景地，把靴子钉在一块木板上，里面塞满了牛排和血浆。然后我用霰弹枪近距离对着靴子双管齐发，然后把它们带回我们在拍摄的特威肯汉姆。

“这就是真实发生的情况，”我拿给萨姆看时对他说，“你满意吗？我们在片场拍摄时，要不要我重现它？”

他点头表示同意。

我就是这样熬过这部电影的——确保自己总是比萨姆领先一步，并且他同意我的做法。

我们的男主角达斯汀·霍夫曼是一位“方法派”演员，当他有一场戏是他的角色气喘吁吁时，我看到他在拍摄前几分钟冲出摄影棚，跑到马路上跑步，试图进入角色。红灯（拍摄指示灯）亮了起来，发出了“开始”的指令——但达斯汀不见了。红灯亮起时，他被锁在摄影棚外面了！

有一天，他要和另一位演员肯·赫奇森打一场架，在开拍前，达斯汀凑过来说：“真打我。”

“我不想打你，”肯回答。

“不，打我。我需要有反应，”达斯汀争辩道。

“如果我打你，我会伤到你，”肯回答。

争论由此展开，最后肯还是打了他。

这就是所谓的“方法派”。正如奥利弗爵士曾经评论的那样：“你为什么不使用演技呢，这样容易多了。”

这确实是一部很有挑战性的电影，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多易碎玻璃，但结果是它给我带来的宣传比之前任何一部电影都要多，这也让我拍了我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与迈克尔·温纳合作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