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四十二岁，大概两年前我父亲去世了。父亲并不是因为疾病去世，他在那年的中秋节跟我们说，自己可能要走了，一种自然死亡的倒计时在呼唤着他，还说我们家族的人都是这么去世的，全都走得祥和又安静。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心里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难过。

在走之前，他把我叫到床边，让我把公爵岛的故事再给他讲一遍。当我讲到自己与东先生的见面时，他闭上了眼睛，侧过身面对窗户，那是他平日里的睡姿。当故事进行到与人头狗的追逐时，他的呼吸开始变得平缓，阳光把他的头发烤出了一股橘子皮的味道。等到我描述红围裙去世的情景时，父亲已经没了呼吸。我这时转过身，发现我两个哥哥和我母亲都坐在我身后，垂着脑袋打呼噜。这就是我爸去世时的情景，我每每想起，都会泛起一股困意。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国内正在闹内战，他就带着老婆孩子逃到了中国来，并花小半年学会了中文。我妈说他学成的时候，头发和眉毛全都掉光了，后来休养了好一段时间，才把眉毛救回来。后来，有眉毛没头发的爸爸去了外文局，当了一个文学翻译。

有关我们的国籍，我爸妈从来不肯细说，小时候我和哥哥们问到这个问题时，他们一会儿说南斯拉夫，一会儿又改口说是捷克斯洛伐克，后来还把德国英国挪威意大利全都说了个遍，就是故意叫我们分不清楚，好断了这个念想。

后来长大了，我去图书馆里查，发现那个时候打内战的国家全都对不上号，我又拿着历史书去问我爸妈。我爸支支吾吾不肯说，于是我妈当晚把我叫到院子里，偷偷告诉我，当年我妈跟家里说要去留学，结果留了五年，孩子都有了三个，全程都没敢跟家里说。后来我外公发现了，要来砍死我爸，我们家就因此躲到了中国来。之所以选择中国，是因为我外公当时坚信所谓的黄祸论，不敢跑到黄种人的地盘上。

我父亲一辈子干了很多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他十三岁拿了全国的青少年网球冠军，二十四岁就成了大学的数学教授，和小自己两岁的学生生了三个孩子。后来仅仅一个下午就收拾好全家细软，带着家人坐了一个月的火车到达中国南方，又把中文硬啃了下来，由一个数学家变成了翻译家。

父亲过去不爱和我们说话，晚年却变成了一个话痨。我和他聊起他年轻时的经历，他说自己不是故意要变的那么厉害，而是被逼的。他小时候被爷爷逼着打网球，然而拿了冠军没多久就把手打折了，搞不了体育也干不了体力活，只能老实读书。后来他偶然算出了一个有名的难题，就被大学邀请去当了教授，结果他不会教书，只会偷偷和学生谈恋爱，后来一波三折到了中国，人生地不熟，只能硬着头皮学中文，结果中文把脑子里的数学全都挤出去了，他只好去做个翻译。他最后说，很多人看上去了不起，背后全都是无可奈何。

后来父亲葬在了广州的一个公墓里，我们选了一个很隐蔽的位置，因为他害怕外公会派人来刨他的坟，特地嘱咐我们把他藏起来。下葬的那天，我和我二哥站在他的墓碑旁，二哥看上去目光呆滞，嘴里叼了一支没点燃的香烟，大哥扶着我母亲站在墓坑的另一侧，在低声说些什么。于是我想着，我也应该和二哥说几句话，但想了很久也不知道说啥。当牧师的祷告词快念完时，我二哥忽然开了口：

“弟啊。”

“嗯。”我答了一声。

“你记得你的公爵岛故事里，有一个红围裙吗？”

“记得，怎么了？”

他扭过头，对我说：“我觉得爸和红围裙很像。”

说完，他就点燃香烟，躲进了烟雾里。我听了他的这句话，顿时回想起在红围裙的葬礼上，李希腊也说了类似的话。

那天，当我们带着红围裙和三七二的尸体，循着来时的踪迹回到肾脏时，我们发现原本空荡荡的广场上，此时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人群排成了一条歪扭的长龙，一语不发地站在原地，似乎是在等待什么。见我们来到，此前给我给我们带过路的七三三跑到我们面前，指着李希腊背上的红围裙问道：“死透了吗？”

听到这话，我本想发火，可李希腊只是麻木地点了点头，说：“嗯，死透了。”

“就这一个吗？还有吗？”

“操，你他妈问这些干啥？”我忍不住怒骂道。

“葬礼……人数不够。”说着，七三三指着广场上的人群，我仔细一看，才发现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一具尸体。

“还有吗？”七三三又问了一遍。

大胡子听到，把系在裤腰带上的人头狗的脑袋解了下来，递到了七三三手里。

“这下够了没？”我不耐烦地问道。

七三三打开手掌，对着掌心的计数符号数了好一会儿，添了几笔，又抬起头来，目光茫然地看着我们，说：“还差一个，最后一个……帮帮忙。”

“帮帮忙？他妈的怎么帮？要不我现在一枪崩了自己送给你？”

“谢谢。”

“谢你妈啊！”

我刚要发火，李希腊忽然抬起手，指着长老的屋子。

“你们那个长老死在墙上了，你去把他扒拉下来吧，加上他就够数了。”

我本以为七三三听到这话会和我们大闹一通，但他只是点点头，僵硬地朝我们鞠了一躬，随即转身离去。

大胡子把红围裙的尸体从李希腊的背上挪到了自己肩上，然后一路小跑，挤进了广场上的队伍里。我和李希腊则找了个离广场不远的斜坡坐下，等待红围裙的葬礼结束。

我掏出自己的手摇探测仪，打算再拆开检查一遍。李希腊掏出一根香烟，点燃抽了没几口，忽然猛地咳嗽起来，咳出了一块块深红色的血痂。咳出来之后，他又继续若无其事地抽烟，血丝沿着他的烟嘴蔓延，爬到烟头上，化作一股股细烟融进了空气里。看到他这副模样，我本想安慰他两句，可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冷不丁地开始说起了红围裙的故事。

我出生在公爵岛上，今年多少岁已经不记得了。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有第一次与老九见面的场景。我那天站在东区的悬崖边上，东先生说有一个人会来教会我一切。我不知道这个一切指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知晓一切的人，还没等我想明白，四面八方忽然传来呼唤我的声音，我四处搜寻，最后才发现我的头顶飘着一只热气球，上面坐着一个穿棕色皮衣的男人，那就是老九。

一开始我什么都不懂，这个不懂指的是连世界的基本法则都不清楚，所以我只能跟在老九后面，听他告诉我世界的模样。那段日子在我的记忆里是暖白色的，带着一股辛辣，像是在喝加了辣油的牛奶。一开始我不清楚这种感觉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有一次老九在教我开枪时，我的枪走了火，在我的小腿上打出了一个大窟窿，此后我一直在一瘸一拐地等待那个窟窿恢复，当伤口的血肉在午夜里膨胀时，传来了一股温暖的刺痛，我才明白这就是生长的感觉。

比起大脑一片空白的我，老九会的东西就多了去了。他会开枪，会开热气球，跑步跑得比岛上所有人都要快。他还有一门绝招，就是如何分辨一个人的本性如何。他教给我一个绝招，如果看不穿一个人，就拿枪顶着对方的脑袋，这时人的本性会被放大到极致，再分辨起来就很容易了。

刚开始，每当我和老九在西区巡逻时，我都会学着他的样子，拔出手枪顶着可疑者的脑袋。但每当他们的太阳穴接触到冰冷的枪管时，他们的表情都一模一样，慌乱、僵硬、哭哭啼啼，可能裤裆还会湿成一片。我分不出他们之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时候，老九都会过来帮我扣下扳机，他总是如此果断，我很佩服这一点。有时，我会问老九，为什么我们只在西区巡逻，东区就没有恶人吗？老九听到这个问题，会回答我，东区哪来的恶人啊？

在老九执法的六年半里，他把西区的人口杀掉了五分之一，考虑到期间有许多脑袋开花的死尸被登记为“自然死亡”，老九真正杀掉的人也许要比记录多得多。

除了日常的执法，老九还负责岛上的人口管理，在公爵岛上，每个编码都只能对应一个人，假使一个人出生却没有编码，他就是公爵岛上的多余者，一生都将被岛民们唾弃，诅咒，直到在某个深夜被一枪打死，或是被不知名的拳脚围殴致死。

有关编码的发放，在东区和西区有着不一样的规定。东区的人们可以自由生育，新生儿一出生就能获得自己的号码，并作为有身份的体面人生活在岛上。如果此时东区没有多余的号码，那么西区就需要站出来一个人，自愿被枪毙，献出自己的号码。在公爵岛法令里写着，西区的人们背负着原罪，为东区而死是一种赎罪的方式。至于原罪是什么，从哪来，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记得，没有人敢问。

而西区则实施着人口数量管控政策，一旦出现了孕妇，那对夫妻就必须站出一人，并把自己的号码送给孩子，而送出号码的代价，就是那位父亲或母亲的性命。如果有人胆敢违法生育，老九就会在胎儿出生的三天内，冲进那家人的屋子里，随机在父母中挑选一人拉出去处刑。假如不想让上述情况发生，父母中的一位就必须及时向老九报备，并定下一个良辰吉日，作为自己的行刑日。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参观的行刑现场，受刑者是在西区做面包师的八百一十七号。那一天，我和老九来到位于东西区边境的中央广场上，只见面包师穿着一套蓝色的破旧礼服，手里拿着一把切面包用的细锯，早早地等在广场中央。见到我们到来，他强行挤出笑容，朝我们脱帽致礼。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他整个人早已惊恐难忍，抖得像小脑得了病。

老九活动了一下身体，骨头磕巴磕巴响了十几声，随即就像头狮子一样朝面包师冲去。面对这可怕的威胁，面包师也嘶吼着迎了上去，可还没等面包锯挥下去，速度飞快的老九就把锯子夺了下来，一个顶膝将它掰成两半，然后插进了面包师的双耳里。

伴随着惨叫，老九将面包师踹翻在地，抽出他那把鲁格手枪，用枪柄一下下凿在面包师的脑袋上。随着时间过去，敲击血肉的闷响逐渐变成了骨骼碎裂的脆响，面包师那原本不停踢蹬的双腿也随之失去了力气，只剩下间歇的抽搐。可就在老九即将解决面包师的性命之时，他却将手枪插了回去，把面包师扶起身来，替其抹干净脸上的血污，并理了理衣服。

“来吧，你最后的机会。”

说着，老九指向了不远处的一个人影，正是面包师那挺着大肚子的妻子。

面包师此时脸上全是淌着血的坑洼，只剩下一只血红的眼睛。他看着自己那一脸惊恐的妻子，晃晃悠悠地走上前去，并拔出了插在左耳里的半截面包锯。然而，还没等他来得及抬手，他的妻子就率先夺下了锯子，用尽全力砍在了他的脖子上。伴随着难以置信的眼神和血液阻塞气管的哽咽声，面包师终于死在了血泊中。

这时，老九走上前去，取下面包师的二十四号吊牌，递到了满脸血污的孕妇手中。

“谢谢……”

说完这句话，她就转身离开了广场。当天晚上，她在睡梦中流产，新的二十四号还未戴上吊牌，就在死在了母亲的床上。而在三天后，面包师的妻子在丈夫的墓前割开了自己的双腕，血流进土壤里，渗透到了极深的地方。岛上的收尸人挖了两天两夜也没能挖干净，只好放把火把这一家三口的尸体连同泥土一并烧得焦黑。

说到这里，李希腊的烟抽完了，他把烟屁股在地上摁灭，然后又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细烟。不远处的大胡子此时已经排到了队伍的最前方，等着下葬人来接手红围裙的尸体。下葬人的身后是一根粗大的静脉血管，而血管右侧的入血端此时已被麻绳捆断了血流，后面的管道由此变得干瘪又透明，还被下葬人割开了一个大口子，方便他把尸体一具接一具地塞进去。

正当李希腊要点烟时，大胡子那边忽然传来了喊叫声，我们侧过头一看，发现有一个膀大腰圆的高大女人假装没看见个头矮的大胡子，正要强行插队。我和李希腊立马扒开人群跑了过去，李希腊一个箭步冲上前，把那具属于高大女人的尸体从她肩膀上夺走，然后就像丢链球一样，转了两圈就一用力把尸体甩出去了十几米远。那女人发出一声怪叫，连忙跑过去捡，而大胡子趁机把红围裙的尸体塞到了下葬人手里。

办完这件事，大胡子和我们一并回到了斜坡上坐下。李希腊从耳朵上取下那根他没抽上的烟，掏出打火机点上火，深吸一口后，他扭过头对我说：“我接着讲。”

后来，我问老九，如果只是为了控制西区的人口，把那些多余的人一枪崩了不就得了？为啥要这样折磨他们？老九告诉我，这不是折磨，而是一次活命的机会。原本东先生给他的命令只是清除多余的人口，是他自己决定要执行这么一个仪式，那就是给那些多余者一个与自己决斗的机会。他让那些进入了生命倒计时的人们与自己约个时间，然后在那天前养精蓄锐，磨好一把最趁手的利刃，以最凶猛的姿态与自己搏杀，如果他们能杀掉自己，那么“九号”就能归他，他就能活着见到自己的孩子出生。他跟我说，他虽然杀起人来像只饿疯了的豹子，但他同时也自认为是个了不起的浪漫主义者。

然而老九并没有一直浪漫下去，他的灵魂死在了一个周四的下午。那天，我听见老九在很远的地方吹警哨，于是我循着声音，一路跑到了西区的一间破屋子里，只见老九站在客厅里，举枪指着地下室的门口一动不动，我顺着枪口望去，有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通往地下室的台阶上，正在摆出举起双手投降的姿态。

“咋了老九？什么情况？”我问道。

老九没有说话，依然举着枪，我注意到他握枪的手正在微微颤抖。见他不回话，我就朝地下室里也问了一句，但只得到了几声模糊的咕哝声作为答复。我第一次见到老九紧张成这副样子，害得我也一并紧张了起来，不敢贸然走进地下室一探究竟。于是我在破屋子里找来了一块破布，浇上酒点燃之后，把它丢进了地下室，照亮了那个人影。

那是一个缺了半个脑袋的老人，头上的巨大凹陷被暗红色的疤痕覆盖，让人难以理解他怎么能依然活着站在我们面前。我借着火光，探出头朝地下室里望了一圈，见没有别的身影，我壮了壮胆，走到老人面前，用李希腊教我的姿势，拔枪顶着老人的另一半仍完好的脑袋，厉声问道：

“报上你的编号，快点！”

老人听到我的话，依然一副痴呆的样子，只是张开嘴咿呀了几声，像是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见他这副模样，我扯开了他身上的那件破烂的黑衬衣，却没发现任何吊牌。

“你的吊牌呢？！回答我！”

老人脸上两只浑浊的眼球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一直死死盯着老九。可正当我准备开枪时，老人的嘴唇忽然动了起来。

“我……我……九……我是……九……我……”

就在这时，老九从猛地冲过来，一脚将老人踹翻。老人在台阶上不断翻滚，最终跌倒在地上，口鼻都流出了浓血。接着老九又纵身一跃，骑在了老人身上，抓着他那仅剩的半边脑袋，一下又一下地砸向地面，直到脑浆迸出，污血四溅。可即使这样老九也没停下来，他丢下手枪，依然发狂般地捶打着老人的尸体，最后整个上半身都被他砸得稀碎，甚至有几节肋骨都插进了他的拳头里。

待到他终于停下时，我走到他身旁，发现他的双眼暴突，脸色苍白得如同死人。他似乎没注意到我的存在，只是盯着身下的血肉堆中的一抹金属光泽。见他毫无反应，我伸出了手，将那金属光泽拾起，一根链条就这么从肺叶和肌肉中被提了出来，而在链条的末端，是一只吊牌，上面写着“9”。

看清吊牌上的刻字后，老九顿时惨叫起来，如同身上着了火，手脚并用，抓起自己的手枪就跌跌撞撞地逃了出去。见他跑远后，我捡起那只吊牌，走出屋子，发现此时已是傍晚时分。于是我避开人群，借着余晖找到西区的极西处，将那只吊牌扔进了大海。

一个星期后，老九才终于现身，他变得瘦骨嶙峋，好像随时都要呼出最后一口气。他没有问我那只吊牌去了哪里，他只说要把他会的一切都教给我。他教会了我怎么开热气球，怎么调用肌肉跑出最快的速度，怎么把每一颗子弹打中自己瞄准的目标。但每教会我一件事，他就会忘记那件事。就这样，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枪法平平，不会开热气球的人，变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最后，在一个月光黯淡的深夜，他把那把他最爱的鲁格手枪交给了我，并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什么都没有了，再见。”

第二天早上，老九穿上了一身红围裙，变成了东先生的人型天线，再无半点自我意识。而我变成了他，继续开着他的热气球，拿着他的枪，可我却再也见不到他了。

说到这里，李希腊的烟已经抽了一半。他望着远处的黑暗，不再说话，任由指间的细烟燃烧。旁边的大胡子从口袋里找出一块布，把我那只拆了一半的探测仪的所有零件包了起来，然后放在大腿上仔细研究，想要重新拼起来。我见李希腊一脸惆怅，就指着那根香烟问他：“给我试试？”

“你抽烟吗？”

“抽，只是没有瘾，抽得少。”

李希腊把烟递给我，我接过来抽了一口，感觉像是往肺里吸了一大口水，难受得很，害得我连连咳嗽。李希腊见我这副模样，又把烟拿了回去。连着吸了好几口，喷出了一大团烟雾。他好像在犹豫是否要说些什么，但等到这根烟抽完时，他也没说出来，而是问了我一句：

“蓝工，你也给我讲个故事吧。”

“嗯？什么故事？”

“什么故事都行，说说你认识的人吧，我想听听住在大陆上的人都过得怎么样。”

我想了想，似乎我认识的人都过得平淡无奇，唯独父亲的人生极富戏剧性，所以我开始跟他说起了父亲在我出生前的经历。当我说到父亲因为手臂骨折，从一个网球冠军变成了一名数学家时，李希腊抬起头吐了几个烟圈；当听到父亲为了躲我外公，直接带着全家跑到中国避难时，李希腊低声笑了起来，接着又点上了一根烟；当故事发展到父亲忘记了数学，不得不成为一名翻译家时，李希腊低下了头，似乎在回忆着什么。

等我讲完了父亲的故事，李希腊看着我，悲伤地说：“我觉得老九就像你父亲一样。”

这句话让我浑身不舒服，但我明白李希腊的意思，所以我没说什么，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时，大胡子突然“哇啦哇啦”地大叫起来，一头撞进了我和李希腊中间。

“你他妈这是咋了？”

大胡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手上不停摆弄着什么东西。我和李希腊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只见我的手摇探测仪正随着摇柄转动，发出“滴滴”的蜂鸣声，其上的指示灯闪烁着绿光，示意目标就在附近。

“我操！快找！”

我当即拿着探测仪跑了起来，李希腊和大胡子率先冲进了人群，四处搜寻。没了万向球笼，我的探测仪只能确认信号的强弱，没办法指向，我只能默算蜂鸣声的节拍，每当信号变慢，我就立刻变向，寻找信号最强的源头。

跟随着信号，我挤进了人群中，这群内脏居民的皮肤光滑又恶心，每次皮肤间的摩擦都会发出令人作呕的蠕动声。我为了集中精力，只能低头死死盯着探测仪，嘴里一边计数一边念秒，计算出节奏快慢的变化。这样不看前方且不停转向的跑步运动干扰了我的方向感，让我一阵阵发晕，嗓子里直冒苦水。我强忍着呕吐感，直到听见了强信号的持续提示音，我才抬起头来。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黄白色的肉膜，上面还有一条被粗糙缝合的豁口，里面混杂着扭曲的人影。我此时头晕眼花，连忙撑住膝盖缓了缓，再次抬起头，我才发现面前就是用于葬礼的那根血管，而信号源很明显，就处于血管内部。可还没等我叫停，一旁的送葬人就解开了捆住血管的麻绳，汹涌的血流卷起血管里的数十具尸体，将其推进了血管网络的深处。

“再见！”送葬人大喊道。

“再见！再见！再见！”人群也跟着送葬人的口号，一遍遍地大喊。

李希腊这时拉着大胡子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连忙跑过来问我：“蓝工，哪儿呢？”

我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无奈地指了指血流的方向。

“操！”李希腊当即揪住送葬人的衣领。“嘿！你把这些……”

“再见！”

“再见你妈！你把这些尸体送哪去了？！快说！”

“家！回家！回家！再见！再见！！”送葬人的面色潮红，不停癫狂地大喊，喊得喉咙都咳出了血。

“他妈的给老子闭嘴！”李希腊把送葬人丢在一旁，抓起地上的麻绳，重新绕在血管上。“蓝工，搭把手！”

我连忙一并抓起绳子，与李希腊一上一下，再次把血管捆了起来。可尸体堆早已被血流带到了远处，不知去向，而且爬进血管里一路搜索，也很难保证不会走进岔路里。

“操……蓝工，有主意吗？”

我看着内部空荡荡的血管，挠了挠脑袋，蹲在地上想了许久后，我琢磨出了个怪主意。

“你，告诉我，”我朝送葬人问道：“你刚刚说的那个家，有几个？”

“家！只有一个家！永远只有一个家！”

“只有一个家……那就对了。”我转向李希腊，“这个血管，是一根静脉，意味着它的血流一定会朝着心脏的方向，汇集到某个地方，如果我们能乘着血流一起往前走，就一定能到找到那个家！”

“乘着血流？怎么乘？人在里边不得被血淹死啊？”

“活塞，一前一后两只活塞，我们待在中间，就能有足够的空气。”

这个想法说出来时，连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不知道是不是公爵的体液也在逐渐影响我，好像我的思维也开始变得不正常了。

“活塞……活塞……”李希腊念叨着这两个字，拔出枪就走进了人群中，不一会儿，他就抓了两个体积庞大的胖子出来。“这两个怎么样？”

“也……也不是不能用。”

于是我们将血管上的缝合线割开，逼着两个大胖子钻进去，一前一后坐在血管里，堵得严严实实，中间则留出了我们的呼吸空间。而后我们三人也依次钻了进去，然后让送葬人将血管再次缝起来。看着外面的世界逐渐被黄白色的血管壁覆盖，我不禁感觉自己是已经疯了，才会主动参与这样的自杀式计划。

“搞定了没？”李希腊拿枪指着血管外的送葬人，大声喊道。

送葬人剪断线脚，示意准备就绪。

“出发！”

送葬人点点头，随即解开了捆在血管上的麻绳。血压顶着我们后方的人肉活塞的背部，活塞推着大胡子，大胡子推着李希腊，李希腊则推着我。我如同坐在噩梦里的过山车上，逐渐在血管里加速，周围的光亮在我眼前掠过，我逐渐滑进了粘滑又温暖的黑暗中，仿佛自己又回到了母亲的子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