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怕冷。这是高中落下的毛病。高三上学期期末考后，学校给成绩靠前的学生们“开小灶”，占用寒假时间补课，为了多几个清北或者至少985。市教育局有补课禁令，但对实际情况也鞭长莫及。教学楼的空调插座都断了电，文科生和理科生各挤在一间教室里，用腋窝把手指捂热，焦头烂额地在新打印的材料上写写画画——纸上的油墨尚未干透，手掌压上去，就可能把一个化学式或一张双曲线图抹得模糊。

通常是日出前，我会先于闹钟醒来，快速洗漱，披上不算厚实的校服，离开出租屋，在小区门口买豆浆和糕点，提着它们跨过马路，进入校门。有时保安不在，有时保安睡眼惺忪。天还是未被阳光击穿的青绿色，学校宿舍区和食堂间的老榕树是一簇墨黑的阴翳。

教室钥匙原先由K保管——他和我同班，瘦而灵巧，成绩不错，性格开朗，和所有女生都打成一片。但最先到教室的几乎总是我，他便将钥匙转给我。当我盯着一份语文阅读题吃完早餐时，教室也未必有第二个人。浅黄的桌椅局促地交错着，抽屉内堆放着已被翻烂的教材、积压的作业和各类“金卷”“秘籍”。有些桌子边上挂着书包或一种特制的分层收纳袋，袋子里塞着花花绿绿的尺子、记号笔、便用贴、计算器，乃至文件夹、雨伞、插着耳机的MP3、昨天晚自习剩下的饮料瓶。逐渐明亮的寂静中，我能听见水银灯管单调的嗡鸣，能听见身后悬挂的时钟转动的叩击，仿佛一个过分奢侈的囚犯，自在地独享为几十人准备的空间。座位在窗边，抬头能看见浅绿色玻璃外的蛛网和云。我几乎不抬头。

上午和下午往往是一科独占：上午由语文备课组组长讲古诗词鉴赏，下午交给化学老师讲离子反应，如此种种。讲化学的是个颇有声名的老教师，她似乎对我心存芥蒂，总趁我埋头写作业时挑我回答问题。比较讨人喜欢的是一位不曾见过的生物老师，他时不时眉飞色舞地对我们描述自己做过的生物实验：将气体打进小鼠静脉、捣毁青蛙的脑部再电击神经等等。许多学生并不专心听讲，只是低头赶着自己的作业，偶尔扬起眉毛瞭一眼黑板。有些作业印得并不好，留下的答题空白往往不够人写的，握笔的手便不得不压缩动作的幅度，把歪斜的小字一个一个排进去，或者干脆就溢出，挤进周边的空白里，于是“借物喻人”、“渗透压”、“催化剂”等词语就这样割取了一块租界。

晚自习是比较难熬的。五十余人在呼吸，在书写，在翻页，在记录、校对和默念，那声响震耳欲聋。我匆忙给刚写完的一张“化学实验精练”对完答案，提起圆珠笔，旋下枯竭的笔芯，另取一根，挤出包装，换上，动作熟练得像更换枪管的机枪手。等在前面的还有十一张，A3纸大小。英语老师推门而入，带来湿冷而富含氧气的风，与一沓完形填空的材料。有谁在低声叫着苦。我从前排同学手中接过一叠，取下一张，将剩下的递给后方，心中有着奇异的欢欣和快感：你们与我处境相同，而我比你们更能忍受。

窗户并不严实，冷风从侧后方掠过我的耳朵和后颈，偶尔令我战栗一番。手指的僵硬更为恼人，我不得不搁下笔，努力地对着右手哈气，或者握一握装满热水的保温杯。铃声乍响，人群磕磕碰碰地起身，收拾书包，吆五喝六，走向宿舍、家或租住的房屋。

补课结束后，教室依然开放自习。我每天雷打不动地带着钥匙进学校，背着新整理的数学和理综卷子，像个去巡视自己宝库的守财奴。一般情况是，教学楼整天只有我一个活人，趴在桌面上奋力演算着，时而抬头瞟一眼时钟，盘算着时间的分配。稿纸用得极快，我只得发明一种新的用法：把一张稿纸折叠为两半，一半用作阶段性结果的记录，写得紧密而整齐，另一半只作快速计算，较为潦草。有时K也会来，坐在教室的另一角，同样紧锣密鼓地书写着。

除夕那天，一对情侣模样的男生女生走进教室，见了我，又讪讪地离开。一小时后，我写完一张卷子，提着杯子去打水，无意识地停留在有阳光的走廊。玫瑰金的微尘浮动着，太多话语永远不能被说出，只能筑成莫大的空白，留给导数、留给洛必达法则、留给正态分布和洛伦兹力，由它们精卫填海。鸟雀在棕榈树上颂唱，遥远的黛青色楼宇婷婷袅袅，市区清冷而过分明晰。我开始想，如果余生都这样复习、刷题、对答案、写作文、一月一考，只要有食堂的饭吃，有地方住，未尝不可。当晚，父母炖了丰盛的一大锅菜，我被热气熏得眼泪连连，言不由衷地问候着电话那头的祖母，恍惚间像是自己从未有过家庭。

学校的成人礼从头到尾都莫名其妙。一千多人穿着难得一见的礼服，举拳宣誓，再和激动的家长们拥作一团。好像有个魔法师施了什么咒术，倏忽间就令学生们“成人”了。但我的确目睹了一个人的成熟：K。

他和我在高一时做过半年舍友，后来又在校外相同小区租房，算是邻居。此君十分邋遢，床上常堆满衣服，但不乏幽默，几乎和任何人都能熟络起来，脚上总踏着鲜艳的篮球鞋，眼镜格外明亮，挂在晒得棕黑的瘦脸上。高二时，他忽然暂停了复习，去参加南洋理工大学的自主招生——如果成功，他早早地就能去新加坡，那里从不寒冷。

我知道他有实力。自主招生的关键是英语、数学，针对性突击一下，总有机会。一个半月后，教室里重新出现了K，默不作声地听课。

浪费的时间很难补回来。一周过后，K依然会和女生调笑，和同学拼单点奶茶，笑起来仍是一口洁白得眨眼的牙齿。但他身上有些东西松动了，像一根弹簧被拉到能承受的应力之外，收不回原样。他开始大段大段地记笔记，往老师办公室跑得越发频繁，脸上更多地出现收敛的、仿佛不自信的微笑，像是有什么庞大但无法启齿的歉意。高三几次月考，他的排名也渐渐稳步靠前。

但他不是励志故事主角。高考后，K的家长向我父亲咨询过复读的事——分数远比他预期的低。那时学校的老榕树郁郁葱葱，挂满了绛红色缎带，每一条是一个学生的祈祷。他终于还是咽下结果，去了黑龙江，好像是在哈工大。一个福建人去黑龙江？我为此不寒而栗，想象他裹着两床棉被在雪地里蹒跚。

K比我不幸太多。他天资足够聪明，但总在关键节点差了临门一脚，于是慌乱地跌进烂泥里，磨破手掌和膝盖。可他不得不爬起来，踩在自己压出的印记上，苦笑着迈开步。

回忆那个冬天时，我不由得害怕自己的面孔：棱角历历，偏执而冷漠，经历了严重的精神病理化。那时我读了尼采，自命不凡，鄙夷周遭的绝大多数人，杜绝所有娱乐，只想做高效的考试机器——“机器”也未必恰当，或许更接近职业军人和苦行僧。有趣的是，一旦你将一个目的完全内在化，好像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系于此，你即刻就能演化出自己的纪律，而师长的要求仿佛只是工具和刍狗。酷烈的主奴辩证法。如果这也算“中二病”，一定是最暴烈的那种，连自己的感受也一并否决。

后来我和高考省状元、市状元在同院系读书——那时已不许宣传“高考状元”了，但名字总能听到。他们也是寻常的学生，一个喜欢二次元游戏，另一个早早地入党。我的大学同学中，许多人在许多层面暴露出可怕的幼稚：有人毕生的梦想是实现自己的阶级和人口再生产；有人爱玩新自由主义的小游戏，激烈地声援某些组织，自诩为先进。当然，我自己也未必有资格褒贬他们。

我见到“养尊处优”的北大附中学生，见到内向木讷的衡水中学学生，见到老教授夸口昔日辉煌，见到学校行政朝令夕改。我半自愿地参与了一场学术投机活动，流程简单得如同儿戏。我在腾讯大楼吃过肠粉和炸鸡，在珠海独占过一间奢侈的新房。这一切都滑稽得难以言说。如果真有什么“我们”，那这个“我们”也绝算不上精致。自矜和清誉，风骨和名节，知识分子的头衔，一马平川的前景，怕是只有高中老师才吃这一套。

每个冬天都如此艰难，逼得我在被窝里缩成胎儿状，半梦半醒间，想起许多解不出的立体几何题、许多来不及写完的作文，两手僵冷。十八岁时，我有幸和一省的所谓“优秀”同龄人在考场较量，至少不落下风——此事并不光彩或浪漫，留下的多是恐惧、恨意和侥幸。

但也没什么可遗憾，我曾活在蓝宝石般坚实澄澈的真诚和绝对中。从没有“人不该这样活”，人已经这样活，人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