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法国在早期并不强大，甚至最早都没有“法国”这个概念。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民族国家在中世纪根本不存在。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单位，在这个单位中，中央集权的国家和具有共同身份认同的民族是一致的。

在整个中世纪，法国显然不符合“民族国家”的概念，甚至是严重不符。它不仅不是中央集权的，而且是严重碎片化的。

法国更像是一个拼接的被子，随着新领土的获得、失去和争议，又缝上了新的补丁。当这些新领土并入“法国”时，除了效忠于同一个君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将它们与“法国”联系在一起。

虽然他们可能对法国国王效忠，但法国国王的权力是有限的，国王和贵族之间总是存在复杂的关系，有时甚至是公然的世仇。百年战争最终确实使法国国王变得更加强大，国家也不再四分五裂，但并不彻底。

在文化上，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法国人，他们也不说同一种语言。而且对它们的集中控制程度可能很小。即使路易十四 (1638-1715) 可以向他们课以重税，他也不一定能在凡尔赛宫管理他们。

而且就算是路易十四，也是在他的祖先花了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将地域辽阔的“法兰西”置于他的掌控之下。

法国之所以能够变得强大，不是与北方的金雀花王朝的斗争，也不是南方的阿尔比十字军宗教战争，不是百年战争，而是所有这些的综合作用。

实际上，在加洛林王朝之后的所有继承者中，西法兰克最初的王权是最弱的。随着加洛林王朝的权力被下层封建势力篡夺，最终甚至连王朝都不复存在，西法兰克在王权方面也是残破不堪的。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法兰克 (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 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但是，在所有加洛林王朝的继承国中，西法兰克在经济和人口方面都是最富裕的，这在王权的复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世纪的政治结构中，无论多么弱小，国王仍然是权力的源泉，而这一点在狡猾的君主手中是可以利用的。在这个以荣誉为基础的社会中，那些个人能力较强的人仍然与君主绑在一起，宣誓效忠。

1159年，当强大的金雀花国王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将目光投向图卢兹时，法国国王路易七世正在疯狂地寻找一种方法，以阻止他已经过于强大的臣子为自己的名下增添更多的领地。他无法及时集结军队，也没有进攻亨利的充分理由，无法在战场上与亨利抗衡。

但当亨利在1159年夏天来到图卢兹城墙前时，他看到了城门上高悬的王室旗帜，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因为路易七世找到了办法：让自己亲自出马。攻打图卢兹，就是攻打国王，就是违背亨利自己的效忠誓言，因为亨利在前几年曾不下两次承认路易七世是他的封建宗主。

弱小的国王就这样战胜了强大的臣子。

因为这就是王权的现实：无论地方贵族多么强大，无论人脉多么广阔，归根结底，这些人都是地区性的，而君主则是整个国家的枢纽。

法国王权的起源就在于此：从这一制度顶端的位置逐渐积蓄力量。这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直到腓力二世击败了金雀花王朝，成功终结了安茹帝国，并且在他在位时期，他的贵族征服了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异端，由此使法国的王室领土大为扩展，才开始真正奠定了法国君主制的基础。

这是因为，君主的个人军事能力相对于地方军事领导人而言越弱，封建国家就越像一个联邦。反之，只有当国王的执行能力引起恐惧时，才服从国王。在那个时代，君主的威望是王室领地周围不同公国凝聚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当存在外来威胁时。

例如，腓力二世于1214年在布汶战役中击败了英国联军对手，这场胜利对西欧政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法国国王的权威变得不受挑战，而英国国王约翰则被他的男爵们逼迫同意《大宪章》。

从那之后，法国国王接管了西北省份诺曼底、安茹和普瓦图，从而开始了持续整个世纪的吞并过程。通过战争、联姻和继承，几乎所有较大的诸侯国都被纳入了王室领地。只有布列塔尼、吉耶纳、勃艮第和佛兰德斯逃脱了。

重要的是，腓力二世——也称为腓力·奥古斯都——是第一位自称“法国国王” (rex Francie) 的法国君主，而他的前任都被称为“法兰克国王” (rex Francorum) 。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他在法国封建制度中的至高地位。

法国君主的强大不仅体现在国王处于封建制度的顶端，而且还在于他的神圣血统。

事实上，法国国王的统治得益于神权。对于他的臣民来说，他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

这种情况得到了所谓的“卡佩奇迹”的加强：从987年到1328年，父子的血统不间断，327年间，共有11位卡佩国王在位，王位都不需要由堂兄弟或叔伯来继承。这意味着没有王朝之争，父子直接继承，不存在继承危机。

这极大地增强了法国国王的权力和影响力。即使是在1328年的继承危机导致了百年战争之后，瓦卢瓦王朝的分支也一直延续到了1589年，即又过了两个世纪！法国王朝历史悠久，实力雄厚。他们的合法性并没有因为继承争端而不断受到损害。

此外，法国国王的家谱中也有一位天主教圣人，他就是圣路易，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非常重要。

在神圣光环的加持下，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切权力和正义的源泉。

严格来说，所有的判决都是以他的名义和权力做出的。这也适用于领主的正义。司法权要么下放给下级 (贵族、法庭、行政长官……) ，要么保留，由国王直接行使。

重要的一点是，这意味着国王理论上拥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驳回或纠正下级法庭或当局做出的每项判决。实际上，国王的“巴黎议会”相当于是最后的上诉法院，可以直接以国王的名义伸张正义。即便如此，国王本人仍然可以不参考他们的决定，甚至对案件做出判决，他的话就是最终的决定。

然而，事实上法国国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至少在十四至十五世纪不是这样。即使理论上他是上帝的使者，但他仍然要与男爵、公爵、城市和所有的人打交道。他的统治远非绝对，他也不是一位中央集权的统治者。

让我们以税收为例。中世纪的主要税是“同意征税” (consentement à l'impôt) 。这意味着，必须同意后才可合法征税。没有某些代表的同意，国王就不能征收新税。这正是“三级会议”的作用，最大一次的三级会议于1789年召开，促使大革命前的法国开始实行代议制。

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召集三级会议的场合更多，但规模很少如此之大。这些会议将与国王商讨资金的数额、收取方式，当然还有资金的使用和补偿。

理论上，国王不能征收一般税。即使是在属于王室的省份，他也只能在对居民拥有高级司法权的地方征税，而不能对拥有高级司法权的领主的臣民征税。

享有特权的城镇一般有权自行征税。要征收一般税，国王需要征得世俗领主、教会领主和城镇的同意。这就相当于需要获得三级会议的授权，而三级会议只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临时给予这些补贴。

虽然这增加了三级会议的重要性，但也使该机构对君主的绝对权力构成了威胁。随着专制主义在法国国王中流行，国王们有意削弱三级会议的影响力和权力。他们更喜欢召开巴黎议会来强制通过王室法令，或者如果有君主亲自曾参与，则称为“御前会议” (lit de justice) 。

但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或困境而需要筹集大量资金时，三级会议不得不对王室做出重大让步，比如百年战争时期。

百年战争是法国中央集权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虽然他并不是一个起点，但至少是关键时刻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例如，腓力四世就以加强王权、镇压反对派 (如圣殿骑士团) 而闻名。然而，战争无疑加速了事态的发展。

起初，国王必须经过三级会议的同意才能征收一般税，即平民税 (taille) ，由于百年战争，平民税变成了永久税。

平民税是直接税的前身，它曾一度成为永久性税收，这意味着：“你必须支付10里弗尔”，而不是“你每卖出10瓶葡萄酒必须支付1里弗尔”。也就是说，每年都要收税。这是第一次突破“同意征税”这一理念，因为国王不必每次征收税款时都去询问三级会议。

制定永久税制的原因与百年战争直接相关。国王约翰二世 (即好人约翰) 于1356年在普瓦捷战场上被俘。为了约翰二世的赎金，王室未经三级会议的同意就征收了二十年的必要税款。他的赎金为400万埃居，约合1200万里弗尔。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法国王室根本无力支付。国王被俘是要求人民再次捐款的充分理由，但1200万里弗尔并不是一年就能凑齐的，因此赎金问题一直延续了下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永久征税是弥补战争费用的唯一办法。

百年战争是法国中央集权和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法国的查理五世首次实施了“永久”税，极大地改善了法国的资源状况。

如果说理论上这些新税种应该是临时性的，那么战争的持续、雇佣兵的肆虐、约翰二世的赎金支付，使得这些税种几乎成为了永久性的。因此，必须成立一个行政机构来管理这些“非同寻常”的资源。

现在，王室管理机构的成员很快就获得了一个合理的声誉，那就是他们极其热衷于维护王室的最大利益。在他们的领导下，领主的自治权和特例权不断受到削弱，王室的权威得到加强，并缓慢但稳步地得到巩固。也许更重要的是，没有王室的许可，王国的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征收类似的税。封建领主想从他的部下那里征收免服兵役税，或者一个城镇想修缮城墙，都需要国王的令状才能进行。

当封建主义发展到允许国王向所有人征税的程度时，宗主权就非常接近于主权了。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法国统一思想的诞生。在百年战争之前，人们认为自己是勃艮第人、皮卡第人、巴黎人等，而不是认为自己是法国人。法兰西王国是由一个共同的国王领导的省份联盟，但远不是我们今天的民族国家，直到大革命之后才成为真正的民族国家。

然而，百年战争开始营造出一种群体感。一个共同的敌人——当然是英国——导致人们选择团结在国王身后。矛盾的是，正是在百年战争时期，法国经历了一场内战，这场内战导致勃艮第人与英国人结盟。然而，勃艮第对权力和独立的渴望不过是大封建领主最后的英勇抗争。当勃艮第最终被征服时，已经没有大领主能够正面对抗法国国王了。王国中的所有大领主的“权力等级”都低于国王，没有人再能真正与国王的权威抗衡。

法国最终取得了百年战争的胜利，战争中产生的民族感情进一步团结了法国，加快了法国从封建君主制向中央集权制国家转变的进程。法国国王找到了为战争提供资金的替代方法，并且比英国国王更少依赖国家立法机构通过的征税。

新实施的税收和行政管理往往会坚持下去。特别是在法国，要解散一个行政机构并不容易，政府也不太愿意削减财政资源。此外，战争也显示了传统封建管理模式的局限性。皇家征召贵族出征的速度缓慢、难以预测，效率也不高。因此，在战争的最后几十年里，成立了“敕令连队”，这是常备军的雏形。由于军队需要资金，永久税收制度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

百年战争中，强势国王利用战争的压力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让步——以“平民税”形式征收的永久性税收、设立常备军等，从而维护了王权。战争和国家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国王才能充分利用这些可能性。

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经过战斗。即使是像“慎重的路易十一”这样强大的国王，也不得不在强大贵族的雷区中穿行，并不止一次地面临失败，最终才取得胜利。

面对贵族，国王也并非孤军奋战，因为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这个阶层 (至少不喜欢他们的权力) 。前面已经提到，法国很富裕，在这片富裕的土地上，崛起了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妒忌刀剑贵族的权势，渴望飞黄腾达。在这些群体中，国王们找到了随时可以与贵族抗衡的盟友，并从他们的队伍中招募了新的服务贵族，即所谓的长袍贵族，他们对君主的崇拜胜过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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