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哈扎尔通信

1 西班牙政治家哈斯代·伊本·沙普鲁特和哈扎里亚国王约瑟夫之间的信件往来一直吸引着历史学家。的确，正如邓洛普所写的那样，“哈扎尔通信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现在，可以详细地重建哈扎尔的历史，而不求助于哈代和约瑟夫的书信。”1然而，读者可能会对这些文件还是感兴趣，所以做个简短概要。

哈代的信显然是在954年到961年之间为东欧大使馆写的（第三章，3-4章）据信是在954年访问过科尔多瓦，哈里发阿卜杜-拉赫曼，他提到是他的君主，统治到961年。这封信实际上是由哈代的秘书梅纳赫姆·本-沙鲁克写的——他的名字出现在哈代的离合小说之后——是由兰道建立的，2通过与梅纳赫姆现存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因此，哈代的信的真实性不再存在争议，而关于约瑟夫的答复的证据必然更加间接和复杂。

已知的最早提到这些信件可以追溯到11世纪和12世纪。大约在1100年，巴塞罗那的拉比耶胡达·本·巴西莱用希伯来语写了他的《节日之书》——再见——其中包含了一个长期的引用，包括直接引用，约瑟夫对哈代的回复。巴西莱作品中的段落如下：

在其他一些手稿中，我们看到了哈扎尔牧师亚伦的儿子约瑟王写给哈代·巴·以撒的信的副本。*我们不知道这封信是不是真的，而事实是突厥哈扎尔人，成了改宗者。不能确定信中所写的一切都是事实。里面可能写着谎言，或者人们可能已经往里面混进了谎言，或者抄写员可能有错误。我们需要写的原因在这本书的事情似乎是夸张的是我们发现在这个国王约瑟夫在哈代问他是什么家庭，国王的情况，他的父辈是如何在主羽翼下聚集起来的[即。皈依犹太教，他的王国和统治范围有多大。他一一回答了他，把所有的细节都写在信里。3

巴西莱继续引用或转述了约瑟夫的回复中的进一步段落，因此毫无疑问，这个回复早在公元1100年就已经存在了。拉比的学术怀疑主义又增加了一种特别令人信服的色彩。他住在巴塞罗那省，显然对哈扎尔人知之甚少。

大约在巴西莱拉比写文章的时候，阿拉伯编年史家伊本·霍卡尔也听到了一些关于哈代与哈扎尔人有关的谣言。伊本·霍卡尔在手稿地图上，日期为公元479-公元1086年。上面说：

哈斯代·伊本-伊沙克认为† ，这座巨大的高加索山脉与亚美尼亚的山脉相连，穿过希腊人的国家，一直延伸到哈扎尔兰山脉和亚美尼亚的山脉。他对这些地方很了解，因为他拜访了他们，并会见了他们的主要国王和首领。4

哈代似乎不太可能真的去了哈扎里亚；但我们记得他在信中提出这样做，约瑟夫在回信中热情地欢迎这一提议；也许勤劳的霍卡尔听到了一些关于通信的八卦，并从那里推断出来，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编年史家中并不罕见。

大约50年后（公元1140年），耶哈达·哈利维写下了他的哲学小册子《哈扎尔人》（Kuzri）。如前所述，它包含了很少的事实信息，但他对哈扎尔人皈依犹太教的描述与约瑟夫在答复中给出的大致一致。哈勒维并没有明确地提到这些信件，但他的书主要涉及神学，而忽略了任何历史或事实的参考。他可能像之前不那么博学的巴西莱那样读过信件的文字记录，但已有的证据还并不能确定这点。

然而，对亚伯拉罕·本·多德，就很确定了。他的卡巴拉典籍，写于1161年，包含以下段落：

你会发现以色列的教会从马拉布尽头的萨拉镇传播到国外，直到塔哈特，非洲的尽头[伊弗里奇亚，突尼斯]，在整个非洲，埃及，萨巴人，阿拉伯、巴比伦、埃兰、波斯、戴丹，吉加希提的国家被称为朱尔詹，塔巴里斯坦，到达兰和伊提河，那里住着成为改宗的哈扎尔人。他们的国王约瑟夫写信给哈代，王子艾萨克本沙普鲁特，告诉他，他和他所有的人民都遵循拉巴尼的信仰。我们在托莱多看到了他们的一些后代，智者的学生，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剩下的人遵循拉班尼人的信仰。5

2 哈扎尔通信的第一个印刷版本包含一个希伯来小册子，科尔·梅贝塞尔，“好消息信使的声音”。*它于1577年左右由以撒·亚伯拉罕·阿克里什在君士坦丁堡出版。在他的序言中，阿克里什说，在他15年前的埃及旅行期间，他听到了一个独立的犹太王国的谣言（这些谣言可能是指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后来，他得到了“一封寄给哈扎尔人国王的信，以及国王的回信”。然后，他决定出版这封信件，以提高他的犹太人同胞的精神。他是否认为哈扎里亚是否仍然存在还不清楚。无论如何，序言后面是这两封信的文本，没有进一步的评论。

但这些信件并没有埋没在阿克里什的小册子里。在它出版大约60年后，它的一个朋友寄给了小约翰内斯·巴克斯托夫，一个非常博学的加尔文主义学者。巴克斯托夫是一位希伯拉派专家，他发表了大量关于圣经注释和拉比文献的研究。当他读阿克里什的小册子时，他一开始对信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为拉比比他早500年。但在1660年，巴克斯托夫最终用希伯来语和拉丁文印刷了这两种信件的文本，作为耶哈达·哈利维关于哈扎尔人的书的附录。这也许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但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想法，因为在同一封面下，包含了哈勒维的传奇故事，让历史学家难以认真对待信件。直到19世纪，他们的态度才发生了变化，从其它的独立资料来源获得了对哈扎尔人的了解。

3 唯一的手稿版本，同时包含了哈代的信和约瑟夫的回复，是在牛津的基督教堂的图书馆。根据邓洛普和俄罗斯专家科科夫佐夫的说法，6这份手稿“与印刷文本非常相似”，并“直接或间接地作为印刷文本的来源”。7它可能可以追溯到16世纪，被认为是在基督教堂的院长约翰·费尔（托马斯·布朗的话“我爱你，费尔博士……”让他名垂不朽）。

另一份手稿包含了约瑟夫的回复，但没有包含哈代的信，目前保存在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它比阿克里什和基督教堂手稿的印刷文本要长得多；因此，它通常被称为长版本，因为不同于阿克里什-基督教会的“短版本”，后者似乎是它的缩写。长版本也相当古老；它可能可以追溯到13世纪，短版本从16世纪。苏联历史学家里巴科夫8基本已经合理地论证，长版本——或者说更古老的文本——已经被中世纪的西班牙抄写者编辑和压缩，从而产生了约瑟夫的回复的简短版本。

在此，我们发现了一条隐藏的暗线。长版本是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的希伯来语手稿和墓志铭中所谓的“菲尔科维奇收藏”的一部分。它可能来自开罗吉尼扎，收藏的主要手稿的起源。亚伯拉罕·菲尔科维奇是一位色彩丰富的19世纪学者，他应该得到一个附录。他在他的领域是一个伟大的权威，但他也是一个卡拉派狂热者，他希望向沙皇政府证明卡拉派不同于正统犹太人，不应该受到基督徒的歧视。出于这个值得称赞的目的，他修改了一些真实的旧手稿和墓志铭，通过插入或添加几个词，使它们具有卡拉特派的倾向。因此，经过菲尔科维奇手中的长版本，在他死后，俄罗斯历史学家哈卡维在他的收藏中发现了一捆其他手稿时，受到了某种怀疑。哈卡维对菲尔科维奇的可靠性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他自己之前也曾谴责过菲尔科维奇的一些虚假的谎话。9然而，哈卡维对手稿的古老并不怀疑；他在1879年出版了希伯来语原文，还有俄语和德语翻译，10接受它作为约瑟夫信的早期版本，简短版本的来源。哈卡维的同事（和竞争对手）克沃尔森同意，整个文件都是同一只人所写11，而且没有包含任何形式的补充。最后，在1932年，俄罗斯学院出版了保罗·科科夫佐夫的权威著作《十世纪的希伯来-哈扎尔通信》12，包括列宁格勒图书馆的长篇回复、基督教堂的短版和阿克里什的小册子的复制本。在对这三篇文本进行批判性分析后，他得出结论，长版本和短版本都是基于相同的原文，虽然一般来说，长版本并非完全更加忠实于原文。

4 科科夫佐夫的批判性调查，特别是他对手稿传真的出版，实际上解决了争议——无论如何，这只影响了长版本，而没有影响哈代的信和简短版本的回复。

然而，从一个意想不到的部分中，却引起了一种异议的声音。1941年，波利亚克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即哈扎尔通信并不完全是伪造的，而是10世纪的虚构作品，目的是传播关于犹太王国的信息，或为犹太王国进行宣传。13（它不可能写于11世纪，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拉比读了大约1100年的信件，伊本·多德在1161年引用了它的话）。但这个理论，乍一看是可信的，却被兰道和邓洛普有效地反驳了。兰道能够证明，哈代的信确实是由他的秘书梅纳赫姆·本-沙鲁克写的。邓洛普指出，在信中，哈斯代提出了一些关于哈扎里亚的问题，但约瑟夫没有回答——这当然不是写信息小册子的方式：

约瑟夫询问他前往礼拜地点的方法，以及战争是否废除了安息日，都没有被回答。信中的问题与答复中的答案之间明显没有对应关系。这可能应该被视为表明这些文件与他们所声称的事实相符的证据，而不是一种文学发明。14

邓洛普继续追问：为什么哈代的信，虽然相当比约瑟夫的回复，确实较少与哈扎尔相关，如果写作的目的和回复，如波利亚克假设，只是做一个流行的文学叙述？如果这封信是对答复中关于哈扎尔人的信息的介绍，那它肯定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信——充满了关于西班牙和乌马亚人的事实，与哈扎里亚无关。15

然后，邓洛普通过一个语言测试确定了辩论的结果，最终证明了该信和回复是由不同的人写的。该证明涉及到希伯来语语法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使用所谓的“摇摆转换词”来定义时态。我将不试图解释这个复杂的语法怪癖*，而是简单地引用邓洛普在信和长版本中使用的不同方法来指代过去的行动：16

在回复的简短版本中，第一种方法（哈代的方法）被使用了37次，第二种方法被使用了50次。但是短版本主要在措辞不同于长版本的段落中使用第一种方法。邓洛普认为，这是由于后来的西班牙语编辑改写了长版本。他还指出，哈代的信是用摩尔西班牙写的，包含许多阿拉伯语（例如，哈扎尔人用al-Khazar表示），而回复没有。最后，关于这些信件的一般内容，他说：

在其更原始的形式，长版本种...似乎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东西能被用来指控反对约瑟夫的答复的事实内容。风格上的差异支持了它的真实性。这是在来自犹太世界广泛不同地区的文件中可以预期的，那里的文化水平也绝不是一样的。也许在这里可以记录这样一种印象的价值，即一般来说，回信的语言措辞没有寄信那么工整，更稚嫩。17

附录四 一些影响-以色列和散居者

虽然这本书处理的是过去的历史，但它不可避免地对现在和未来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我意识到它有可能被恶意地误解为剥夺以色列国存在的权利的危险。但这项权利并不是基于犹太人的假设起源，也不是基于亚伯拉罕与上帝的神话契约；它是基于国际法——即，联合国在1947年决定将巴勒斯坦，曾经是土耳其的一个省，然后是英国托管的领土，划分为一个阿拉伯和犹太国家。无论以色列公民的种族出身如何，无论他们对他们抱有什么幻想，他们的国家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存在的，除非通过种族灭绝。在不涉及有争议的问题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补充说，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巴勒斯坦的分裂是一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和平移民和开创性努力的结果，这为国家的合法存在提供了伦理上的理由。其人民的染色体是否包含哈扎人或闪米特人、罗马人或西班牙血统的基因，都无关紧要，不能影响以色列的生存权利，也不能影响任何文明人，非犹太人捍卫这一权利的道德义务。即使是以色列本土父母或祖父母的地理起源也往往在种族大熔炉中被遗忘。一千年前注入哈扎尔血统的问题，无论多么吸引人，都与现代以色列无关。

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都拥有一个国家的基本需求：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一个共同的语言，政府和军队。散居海外的犹太人没有这些关于民族地位的要求。使他们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外邦人有一个特别不同之处，即他们的宗教，不管他们是否实践这一点。这是以色列人和散居海外的犹太人之间的基本区别。前者获得了国家身份；后者只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被贴上犹太人的标签——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国籍，也不是根据他们的种族。

然而，这造成了一个悲剧性的悖论，因为犹太宗教——不像基督教、佛教或伊斯兰教——意味着一个历史国家的成员资格，一个被选中的种族。所有的犹太节日都是为了纪念国家历史上的事件：离开埃及，马加比起义，压迫者哈曼的死亡，圣殿的毁灭。旧约首先是对一个国家历史的叙述；它赋予了世界一神论，但它的信条是部落的，而不是普遍的。每一次祈祷和仪式都宣布成为一个古老种族的成员，这将自动地将犹太人与他所生活的人的种族和历史过去区分开来。正如2000年的悲剧历史所显示的那样，犹太信仰，在全国和社会上都是自我隔离的。它使犹太人与众不同，并吸引他自以为与众不同。它本身就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伤害。它把散居海外的犹太人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国家属性和特权的伪国家，由一种基于种族和历史前提的传统信仰体系松散地结合在一起，这些体系被证明是虚幻的。

正统的犹太人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少数民族。它的大本营是东欧，在那里纳粹的愤怒达到顶峰，几乎完全从地球上抹去。它在西方世界的分散的幸存者不再有太大的影响力，而北非、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部分正统社区则移民到了以色列。因此，散居海外的正统犹太教正在消亡，而绝大多数开明或不可知论的犹太人通过忠诚地坚持他们的伪民族地位，相信他们的责任是保护犹太传统，从而延续了这种悖论。

然而，要定义“犹太传统”一词在这个开明的多数人眼中的含义并不容易，他们反对正统的选择种族教义。除了这个教义之外，旧约中的普遍信息——继承一个无形的上帝、十诫、希伯来先知的精神、箴言和诗篇——已经进入犹太-希腊-基督教传统的主流，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共同财产。

在耶路撒冷被摧毁后，犹太人不再拥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和世俗文化。希伯来语作为一种方言，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前就转向了亚拉姆语；西班牙的犹太学者和诗人用阿拉伯语写作，其他的后来又用德语、波兰语、俄语、英语和法语写作。某些犹太社区发展了自己的方言，如意第绪语和拉迪诺语，但这些方言产生的作品都不能与犹太人对德国、奥匈帝国或美国文学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相媲美。

散居者的主要文学活动，主要是犹太文学活动，是神学的。然而，《塔木德》、《卡巴拉》和大量的《圣经注释》几乎不为当代犹太公众所知，我有必要再重复一次，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它们是一个特定的犹太传统的唯一遗迹——如果这个词有具体含义的话。换句话说，任何来自移民的东西要么不是特定的犹太人，要么不是一个活的传统的一部分。犹太人个人在哲学、科学和艺术上的成就在于对其东道国文化的贡献；它们并不代表一个共同的文化遗产或自治的传统体系。总之，我们时代的犹太人没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只是某些习惯和行为模式，源自社会继承犹太人的创伤经历，和宗教的大多数不实践或相信，但仍然赋予他们一个伪国家地位。显然——正如我在其他地方争论过的那样1——这个悖论的长期解决方案只能是移民到以色列或与他们的东道国同化。在大屠杀之前，这一过程非常迅速推进；1975年《时代》杂志报道，美国犹太人“倾向于和异教徒结婚；几乎三分之一的婚姻是混血的。”

然而，犹太教的种族和历史信息的挥之不去的影响，虽然是基于幻觉，但通过吸引部落的忠诚，成为一种强大的情感突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祖先历史上的第十三部落所扮演的角色才与散居海外的犹太人有关。然而，如前所述，这与现代已获得真正的民族身份的以色列无关。亚伯拉罕·波利亚克，特拉维夫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无疑是以色列爱国者，对我们对犹太人哈扎尔血统的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破坏了被选种族的传说，这也许是一种象征。同样重要的是，当地的以色列人“萨布拉”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代表着在贫民区长大的“典型犹太人”完全相反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