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是1887年由波兰籍犹太人眼科医生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Ludwig Lazarus Zamenhof）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发明创立的一种人造语言。世界语的原文“Esperanto”本意为“希望者”，日本人将它译作了“世界语（エスペラントご）”，传入中国时采用的便是日文的译法。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便通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培养世界语师资，为在全国小学教授世界语作基础，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还专门开设了世界语选修课。

掀起这场讨论的是1916年《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三号 “通信”栏目一封署名T.M.Cheng的读者写给记者的信，信中写道：“夫世界语之文法整齐，亦简单易学，反对者旋以为不能示高深之学术，斥为无用之学。其说然乎否耶，质鲁如余，岂敢定判，要而言之，凡系新发明一事一物，断无无用之处，虽无彰明卓著之成迹，而习之亦不致有损无益，究竟多得一种学问也。”记者回答道：“世界语，为今人类必要之事业。”

《新青年》编辑钱玄同看到了这篇通信，便在次年三卷四号的“通信”栏目中，致信陈独秀，极力推崇世界语，认为世界日趋大同，“中国人虽孱弱，亦世界上之人类，对于提倡此等事业（指推广世界语），自可当仁不让”，提倡“从高号小学起，即加世界语一科”，“今后凡书中嵌入外国之名词，……，只有用世界语一法。”陈独秀对他的观点极为赞同，表示“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新理想，当使欧美人震惊失措。”

最先站出来反对钱玄同和陈独秀的是在北大的同事陶履恭。在《新青年》杂志的三卷六号中，他致信陈独秀辩驳道：“盖各民族之语，乃天然之语言，……乃最能表达民族之特质者也。”“一国民之思想感情，必非可以人造的无国民性的生硬之语言发表而传达之也。”“吾以为世界语之观念，亦犹孔子专制之观念，欲罢黜百家也。” 陶履恭认为世界语作为一种“人造语”“既无永久之历史，又无民族之精神”，怎能“保存思想传达思想乎？”况且，既称世界语却以“英法德意之语为多”，“东洋之文字更全不在世界语之内”又如何能称得上是世界语呢？陈独秀一方面予以肯定，认为他的一番话是对迷信世界语的人应有的忠告，另一方面又为世界语进行辩护，说它是“今之世界人类需要取材多数通用之世界语”，认为即便是世界语淘汰了，“亦必有他种世界语发生”，世界各国语言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进程。

《新青年》第4卷第2号中，钱玄同在反驳陶履恭观点时，表示中国的文字“断非新世界所适用”，认为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之末流”，并不能和西方拼音文字摆在同一个高度，所以即便“一旦改用罗马字拼中国音，而废现行之汉文字体”，多数学术名词也是汉语中所没有的，如果一定要保留国语，也应该大大地掺入欧洲文字，世界语便是一个极为合适的选择。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的通信栏目，钱玄同发表文章《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文章中说 “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觉着虽然当时已经制定了国音，实行了注音字母，但要想跟欧洲一样“言文音读之统一，则恐难做到”，便是如日本一样“言文一致，字音画一，亦未能遽期。”至于废除汉文后采用何种语言，“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 钱玄同的一篇文章，彻彻底底地将汉字汉语打入末流，要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世界语也不再只是第二语言，而是将其作为中华民族的母语。如此急进的主张，连之前支持他的人也难以认同，陈独秀答复他道：“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亦对此表示了赞同。

随着几人的探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进来。同是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的通信栏目，孙国璋草拟了六条具体措施，用以推广世界语，得到了钱玄同的赞同。至于反对者，朱经认为“即就欧洲而论，英法德意西葡丹荷各有方言，各有文字，彼此不能强同，至今无法统一。……何以中国人却要废了汉文，去学罗马文字呢？”任鸿隽用他自己的话讲“有点Sentimental起来”，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的种子，不但存在于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若要中国好，除非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可惜主张废汉文汉语的，虽然走于极端，尚是未达一问呢！”况且“《新青年》一面讲改良文学，一面讲废除汉文，是否自相矛盾？……要是没事做，不如洗煤碳去罢。”胡适给他们的回信，却是将这些问题一概推给了钱玄同，自己则不予置评。

等到了《新青年》第5卷，讨论变得愈发激烈起来，朱我农直接以《反对Esperanto》为题致信胡适，认为Esperanto甚至不能称之为文字，文字应发端于语言，而Esperanto不过是“私造的记号”罢了。即便将来文字统一，也是随着“国家种族的思想界限渐渐消灭，……，语言自然渐渐会得统一的；语言既统一，文字也就统一了。”“世界文字的统一，要从语言统一发端的。不是可以用私造的符号去统一的，……”胡适在回信中这一次也是站定了立场，表示了对改用世界语的反对。

钱玄同则就朱我农的来信，对胡适回复道：“承示朱我农君两信，嘱我作答。我看了一遍，觉得‘反对Esperanto’的信，无可讨论。朱君是认Esperanto为‘已死的私造符号’，我是认它为将来人类公用的语言文字，所见统不相同，似可不必辩论。……若如陶孟和、朱我农及老兄之根本推翻Esperanto者，甚或不承认人类应有公用的语言文字者，则不复置辩。” 钱玄同的一番话，就差把“竖子不足与谋”几字明着写了出来，再有反对者便“照着刘半农先生的‘作揖主义’去对付他”。

两方的言辞愈发激烈，更有甚者已经开始给对方扣起了帽子，几近于开始进行人身攻击。《新青年》的通讯栏目因此变得乌烟瘴气，陈独秀评道：“诸君讨论世界语，每每出于问自身以外，不于Esperanto内容价值上下评判，而说闲话，闹闲气……”。

眼见着两边僵持不下，《新青年》第5卷第5号，鲁迅假托笔名唐俟写了一封题为《渡河与引路》的信给钱玄同，认为“人类将来会不会有一种共通的语言”这件事谁也说不准，谁也拿不出证据来，如此便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同时还告诫那些一味尊崇世界语的人“……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no，现在是说ne；从前写作‘咈哉’，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Esperanto，尚在其次；至于辨难驳诘，更可一笔勾销。”鲁迅的一封信，给愈发跑偏的世界语讨论踩了一脚刹车，点明了文字改革的最终目的依旧是思想改革，在一些不能确定的飘渺之物上花太多的功夫毫无意义。对于通讯栏目的混乱情形，鲁迅也认为来信的刊选“还可酌减”，“只需将诚惩切实的讨论，按期刊载；其他不负责任的随口批评，至多只要答他一回。此后便不必多说，省出笔墨，移作别用。”

随着鲁迅浇下的的一盆冷水，相关讨论迅速降温，其后数年《新青年》的通信栏目上偶尔再有相关的来信，也多是对世界语的推崇。到了1920年，就连钱玄同也认为汉字汉语一时废除不得，转而倡导他之前反对的国语罗马字去了。1922年5月，周作人当选北京世界语学会会长。在他同年9月份发表的《国语改造的意见》一文中，对以世界语取代汉语的主张表示了明确反对，“到了近年再经思考，终于得到结论，觉得改变言语毕竟是不可能的事，国民要充分的表现自己的感情思想终以自己的国语为最适宜的工具。……我现在仍然只能用那运命指定的或好或歹的祖遗的言语；我们对于它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修改或扩充，但根本上不能有所更张。”此后，废除汉文，改用世界语的主张便渐渐地少有人再提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