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CRYBORG

写在前面：总觉得自己好久没发东西了，于是找出来了以前写的一些短篇发出来，这是里面写的比较好的一篇。说实话自己还是更擅长写这些三四千字的小短文——之后有兴趣了也许还会在写。至于剩下没发出来的——等我又没活了的时候应该还会再发。最近实在很忙，固体广场的更新可能要暂缓了，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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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的巨轮滚滚向前，冲击着华中昏黑的铁云，在长江边上开出另一条大河，锐不可当，如一场风风火火的运动引领它轰隆的口号那般声势浩大。

但这样的速度没有保持多久，远处闪烁的信号灯就把它截停了，于是乌黑的烟不再飘往靠后的车厢，而是旋转向上，成为云中的一朵。在列车身后，村庄在雨中的形状依旧清晰无比，像一座盘卧在地上的大山。在他的记忆中，当太阳与地面的角度夹得紧的时候，这座山的影子就被拉的相当长，他就看的真切了：每个人都活在那样狭长而淡的影子中。

然后还有更加深刻的一些东西，像是穿着雨衣的人提着白色的灯，那样的灯光会薄地打到他的雨衣上反出平整的光，然后在雨里弥漫。

别担心。只是例行抽查。

坐在老乘客对面的是个少年，身上有着很明显的泥土腥味，是庄稼地里的愁像浪一样年复一年拍在身上留下的东西。

一切与时间有关的变化都可以用浪来形容，比如庄稼地，比如山脉缓慢的流动，比如雨中的提灯。那样的光被交杂的风雨推向眼前，波浪般飘忽不定，然后透过窗子，打在少年不安的眼上。他扒在窗子上，看身后的方向——他的家，害怕着某个将要冲出来的人影，又时不时偷偷瞟一眼老乘客手上的表。

很明显，他是将来许多个从村庄中逃离的年轻人中的一个。

老乘客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关于村子的那些记忆。

……

我或许会醒在麦浪里。

许多个梦，只那一个有非常确定的颜色。我睁开眼，除了金色看不见别的。

我幻想我的脸像一张油画，在刮刀的颜色下有相同的樱桃色血液。在额头上会是靛青，在明暗交界线上又是铁锈的模样。

然后是麦穗，充斥我的整个视野。我穿着一个白背心，躺在庄稼地里。接着我站了起来，用渺小的眼睛往西边看，太阳正要落山。

这是影子最长的时候，但也是它最淡的时候，大地昏黑一片，反而能看清楚一点它本来的颜色。

我需要一个逃跑的理由。

不，那是另一个梦的故事了。在那个梦里，我出生在荒野中，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本就自由而无拘束，随时可以踏上那样的旅途。

在这个梦中，我背负相当多的重担，可我唯独不缺的就是原因，我踏上旅途时比另外一场更加轻松，因而在夹金山上，我脸上的冰不含任何盐分，舔起来就是水的味道。

这个地方对生命的态度使我麻木，也或许，我正乐在其中。

譬如我许多个夭折的妹妹中的一个。

她刚生下来就被自己的母亲淹死在夜壶里，然后被一起当做肥料，扔在地里。

后来我明白了，这就是景观的组成。

……

“从家里跑出来的？”老乘客用这里的方言问道，他已经很久没有用过这样的方式说话，因此声调显得更加怪异，像是在不久的将来出现的一种职业——北京大巴车上的外地导游。

“没有，我…我回城里。”少年则是另一种怪异，刻意用着课堂上学到的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掩饰自己在这里的生活，“还有，你不是这里的吧。”

老乘客笑了，笑得苦涩，他脸上的皱纹像是钢铁被液压机挤压发出的嘎吱声——一种毫无用处的哀嚎——因为他恰恰来自这里啊！这倒使他想起来老首长对自己念过的那句诗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在我比你还年轻一些的时候，我和你一样从这里出发，向西走了一个大弯。”

少年听到这里，开始有些相信老人，紧张的动作也放松下来，不再扒着车窗回头看。

“放心吧，从来不会有人追逐一匹野马。你的年龄就放在这里，真实而不可动摇，你就会这样生猛地往外逃，嘶鸣着，直到到自己受捶，扛不动马鞍上的秤砣——那时你发现自己早就驯顺了，最后变成我这个样子——不过那也够你快活很久了。”

好吧，少年没法做出任何回答，因为他才刚刚踏上自己的逃离线路，于是对话又陷入了尴尬的沉默。可是老乘客相当清楚，他这话只是说给自己听的，而不是别人。

“好吧，是我说过头了。如果可以的话，你愿意听我讲讲我的故事吗？”

这个老人说话有一种相当不同的感觉，不像是从高到低的宣布，这让少年对他并不反感，于是少年同意了。

……

在我与你基本差不多大的时候，我痛恨这里的生活，还有自己愚昧迂腐的家庭。我有一颗相当渺小的梦，因此，我迫切需要一个答案。后来我才明白，这不过是我矛盾的转移。这个小村子容不下梦想这样宏伟的东西，而外面的世界太广大了——它没法仅仅盛下这些美好。

但我还是离开了这里，在一个下午，一帮穿着天蓝色军服的人来了，他们带着八角帽，在这里歇了一天脚，又离开了。我迂腐的家庭照旧劳作，而不向税收与地主反抗。于是我跟上了那支队伍。我那时一无所知，唯一的优点在于——我相当年轻，也相当能学，很快认了不少字，学了写作——开始为这样的旅途写些记录。后来他们又让我去当记者——那当然是些玩笑话，我从没想过这会成真。

除了我们的人，队伍里还有个老外。他是那个年代相当稀少的记者，跟了我们一整路。他和我们长的都相当不同，有着金黄的头发和拉碴的胡子。那些差异在刚开始都是相当明显的，总会有几个好奇的小同志——比如说我这种，摸摸这来又揪揪那，总之，是相当没有礼节的。

至于为什么我要特意加一个“刚开始”，则是因为那样的旅途确实相当磨人。出来的时候，还有好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我们之间称兄道弟。他们都没撑下来，我则是左腿废了一半。

夹金山的一个晚上，我们点的篝火依旧相当微弱——带的柴火已经不多了，只够我们勉强维持体温。等到第二天，那个记者没能睁开眼。那时候，我惊奇的发现他和我也没那么多差别——都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没什么不一样的。雪落在他的脸上，就像是落在我的脸上一样，都是白的，然后把眉毛和嘴巴冻住。可那时候，他已经不会去想着烤烤火，把胡子上的雪烤化了。

我把他胸前的相机上的雪用带着破布手套的手擦的发亮，愣到开始行军，才把那些行李都带上了。这些东西在许多双手里传来传去，最后才得到了一个决定：相机到了我的手里，那些胶片则是等有机会了再冲洗好，到时候再决定究竟是留到什么以后的博物馆里还是寄到国外的报社，如果能找到那报社的话。

到最后，那玩笑成真了，我真进了报社，带着这台相当轻便的相机，它有个金色的取景器。在曾经的日子里，当它还在那位记者手上时，他曾把我的手贴到这个铁壳子上，扶着我，教会我拍了第一张照片。

他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或许，当雪真的落在他脸上的时候，他已经给了我一个相当完整的答案。

……

列车再次发动了，沿着它既定的轨道开往北京。在中间的旅途里，他们也没说太多话，最后也只是匆匆告别。

少年没到终点就下了车，他一直攥着几张皱皱巴巴的票子，等着买去广州的车票。老乘客则是就这样一直坐到北京。他把帽子盖在脸上，想像自己在太平间里的模样，又回顾起自己的那些故事。

……

后面则是讲给我自己的故事。

那些胶片全都冻坏了，战争结束后，报社又让我重新去拍一遍。结果我反倒着了迷，再没写出来任何好的报道，只是沿着那条路一遍一遍地走，一遍一遍地拍。他们都觉得我大概是疯了，可领导却从来没说过什么让我下岗之类的事。

我一年一年地拍草地，直到上面永远躺下的那些人都变成了骨头，衣服都变成了破布。可我还是没有停下，我仿佛能在他们空洞的眼窝中看见虹膜原本的颜色。

因为我真的见过他们的脸。

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答案。我生下来或许就是为了进行告别的，我一遍遍路过我出生的村子，从来没进过那间房门，而他们也从不打扰我。他们没有为我淹死的妹妹哪怕堆起一个土坡，在上面系一块红绫。我曾一直无法释怀，直到我再回到门前，看见它破旧着，没有上锁，仅仅是半掩，而村子里的人们照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终于明白了：他们早就对我妥协。

人生就是这样奇妙，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我的肺也出了毛病，开始往外咳血了。我本来是要接着往山上走的，这下也只好把行程停在这里，直到自己真的发臭了那天，再等人把我埋起来吧。

可我发现我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勇敢，这又一次令我失望。我只好接受了战友的提议，回到首都。

……

当我下车时，这里又变了一个样。我每次回来都会拍一张天安门，然后又匆匆离开。它每次的光景都是不同的，可现在真的已经与以前大不同了，让我有些陌生。

不过这也正常，因为我既没在这里出生，也没在这里真的生活过。结果，我还在迷茫自己过去的每一个抉择是否正确——结果是，我都相当后悔。报社为我在这座与我一直十分遥远的城市里分了一套房子，我却从来没为它打过一件家具。难道那又能是能被我称作家的地方吗？

我现在正走在陌生的大街上，找路上的人询问协和医院的位置，然后抬头看太阳，试图分清楚他们说的东南西北到底是哪。

写于2022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