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口气看完了。

我对这两部分印象很深：一部分是叙述的语气，一部分是对渴望的关注。

先说叙述的语气。我看小说不怎么主动了解背景，我喜欢自己边看边猜小说的写作年代和背景，大部分时候我都能猜对，但《孽子》我没猜准。因为作者叙述时语调太冷静、太纯洁无暇了。叙述者怀着极度的真挚和诚恳，丝毫不带一点儿道德评判地把他所见、所闻的一切（这个“一切”又是如此沉重和悲切）平静地说出来，带着一些彷徨一些怜悯。

在这些之外，还有一种从少年的角度看世界的那种絮叨和倾诉——小说对很多场面的描述都带有这种特点，大量的色彩和大量从武侠小说中化用过来的动词和表述方式，勾勒出了这些边缘人的居所，那是他们一群飞鸟的安乐乡，是他们的所渴求一切已经无法寻回但他们又一直在追寻的王国。在作者的眼里，闪着霓虹灯的街道在雨中被模糊成红绿一片，徘徊在公园中的野鬼双眼像野火一样充满渴求，少年人的血也像火一样燃烧，他们所陷在的台北的灯火又是那么迷黄凄凉——大量由个人感受的色彩化作的比喻、以心理独白和非常有世俗感的对话的形式构成了《孽子》整部小说的气质。

除去沉重得无以复加的底色（树丛中一闪一闪的红灯，关于戒严令、火烧岛和到处是警察教管所的政治氛围的一切），这种气质给我的感觉和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很像，但世俗的感觉更重。

我最早猜《孽子》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曲》写于一个年代，后来才意识到，他比后者早了足足有30年，写作时间和“兔子”四部曲几乎是同时代的，有种台湾作家对世俗和自身处境的关注基本和当时的国外是同步的的感觉——又或者是作为边缘人群的遭遇和体验使得作者过早接触、得到（形成）了这样的语言，才使得小说在叙述上有这种气质。

讲对“渴望的关注”的小说超多，但很少有能把青少年意欲何求的惶恐和中老年人深沉而具有历史感的茫然结合在一起的。在《孽子》中，“性少数人群”这个标签像条纽带一样把这两个群体串在一起，故事也由此展开。

《孽子》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放逐”，是整篇小说所讲的主人公李青从离开家到找到出路的9个月的开头，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王国”，作者不断地絮叨所见的每个人，按照所见所闻的顺序来交代、刻画出所有之后故事要发生的场景和要出现的人的群像，从杨教头到盛公，从王小玉到老鼠到吴敏，这些角色各有各的家世，而这些家世最后又在第三个部分安乐乡被串联到一起，并导向最终的结局。

小说的内容安排其实很直白，就是按照时间来跳跃式的讲述，中间碰到某段有往事的人或场景，就直接回溯讲完，再跳回来，有时候会有前后呼应的伏笔。

在这一切里，我觉得《孽子》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把对“渴望”的追求，按照17、8岁的少年李青的思考方式，给出了若有若无的答案或者说暗示：阿凤和李青一辈子在逃离，他们不知道逃离什么，但其实他们所逃离的是思念，他们害怕承认，自己思念家，因为他们都永远失去了家。因为他们是同性恋，但又不完全因为他们是同性恋，他们横跨在这之间，所以得以比大部分同病相怜的“鸟儿”更加理智和清醒，可以成为“传奇”或者“叙述者”。

小玉和龙子则更加纯粹，他们纯粹因为是同性恋而被赶出家门，他们的渴望就更加深沉也更加热意带他们走向毁灭，不过小玉还有爱和家人，所以能有好结局，龙子的一生就只能赎罪了。还有其他很多角色，基本是他们缺乏那种意义，他们就永远追求那种意义，这点在小说回答得十分清晰。

在这之外，小说吸引我的还是对上世纪60年代的台北市、性少数人群的介绍，以及对那个“王国”里角色的喜怒哀乐，他们的人性与尊严的刻画——当然，这种刻画离不开极度世俗化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在30年前、那个同样年代的大陆的中文小说中已经消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