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 Christoph Schmitz对Dietmar Dath《乌有故事：作为艺术和思考机器的科幻》(Niegeschichte: Science Fiction als Kunst- und Denkmaschine[Neverstory: Science Fiction as Art- and Thinking-Machine])的评论，该书暂无英译本。

达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思考科幻的历史与本质，与詹姆逊思考科幻的路径比较相近。

通过《乌有故事》一书，德国科幻作家、文化评论家迪特玛·达斯(Dietmar Dath)对作为文化历史的科幻进行了博学、优美而又振奋人心的论述。其主要的关注对象是文学，但同时也讨论了包括电影、视觉艺术、甚至流行音乐在内的诸多叙事形式。

然而，决不可以仅仅将《乌有故事》看作对科幻历史的简单描述。事实上，达斯在深入描述科幻文类发展历程与雄心勃勃的解释路径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这两种理论共同构成了一种历史叙事。熟悉达斯作品的读者不会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其作品中的核心地位，特别是 “艺术是一种理解的形式”(22)的主张，而感到惊讶。达斯是德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之一。此外，本书还运用了概念数学的元素，特别是范畴论，来解释其所讨论的艺术作品内部和作品间的诗性关系。虽然理论探索有时难免会扩展为过于抽象的内容，但它们通常都经过充分论证和详细说明，足以承载达斯贯穿在近一千页的文章中的论点。

《乌有故事》似乎是为普通读者而写的：封面上的宣传语说它是“对达斯最喜欢的话题的介绍”。无论是时间组织方式、(大部分)经典文本的选择还是达斯的个人兴趣与写作天赋，无一不凸显出本书的介绍性。达斯对分析论述中的许多故事、小说和电影所表现出的真诚的兴奋感往往极具感染力。而历史部分结构良好的叙述则表明，达斯文学才能完美地转移到了文化——历史方法上。《乌有故事》还经常引用非科幻的电影、文学文本和哲学理论，这些参考资料使读者可以在科幻和文化史的其他领域之间进行比较。相较于向新读者介绍科幻经典，达斯更倾向于分析与论述，他的主要目标在于分析科幻的历史，以形成对其主要特征的精确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乌有故事》是一本历史唯物主义论著。

第一章介绍了本书背后的个人与分析动机，并阐明了达斯诗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础，从马克思本人到卢卡奇，再到东德作家彼得·哈克斯(Peter Hacks)。达斯明确指出，对非科幻艺术作品和一般理论的引用不仅吸引了普通读者，而且也支持了他的说法，即科幻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叙事模式，从而“开启了其时代的文化历史”(27)。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表明的，达斯将科幻称为“艺术和思考的机器”。机器是“替换、支持和扩展我们的记忆的一切——即写作、图像、存储——以及让我们更有效地操纵这些存储数据的一切……：字母表、数学符号、所有操纵它们的规则、单词、句子、方程式”(96)。《乌有故事》中呈现的历史叙事也是对这台机器的审查，其回答了“科幻是一种怎样的机器？由谁建造？由谁拥有？由谁使用？反对什么？为了什么？” (103)等问题。

这本书的一个中心概念是达斯所说的“同纬函子”(Aufhebungsfunktor[suspension functor]，72及后)。它结合了柯勒律治的悬置和达斯受范畴论数学启发的雄心勃勃的诗学计划，其中“函子”是一个核心概念。达斯并不将科幻理解为所有涉及未来文明、宇宙飞船、外星人或时间旅行的文本的堆积，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形式和功能特征。范畴论并不描述离散的对象或它们的集合，而是“何时、如何、何地以及以何种方式可以将某物转化为其他东西”(71)，这正是达斯提出的关于科幻历史的问题。

“同纬函子”描述了我们“对体验世界的期望”的暂停，并替代以另一套规则——即幻想文学三个分支(科幻、恐怖和奇幻)的特性。科幻依赖于达斯所说的“消极归纳”(neginduction[negative induction]，79, 268-69)。尽管任何科幻故事的规则都可以是任意的，但科幻叙事需要以一种逻辑的方式以解释并展开它们。这些概念使达斯能够通过其诗学和认识论形式的谱系来讲述科幻故事。尽管达斯从这些观念中获得了所有知识上的严谨性和无可否认的振奋人心的观点，但同样的观点也可以用一个不那么令人生畏的(有时是迂回的)理论模型来表达。

《乌有故事》提出的历史轨迹遵循常规的故事情节。每一章都介绍了大量的文本和作者。令人惊讶的是，由于达斯对每个故事的特殊性的关注，这些章节丝毫没有重复的感觉。尽管有些分析比其他分析更有力，有些仍然晦涩难懂(如塞缪尔·R·德拉尼的《达尔格伦》[1975])，但这些章节大多都呈现出了对经典文本的独特看法。这些分析解读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始终作为达斯功能性科幻历史的更大轨迹的一部分。达斯的解读虽然数不胜数，但仍然存在一些盲点。例如，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几乎没有被提及，而R.A.拉弗蒂(R.A. Lafferty)等外来者则完全没有被纳入分析。达斯虽然也介绍了非英语国家的作家，但他们的重要性总是由他们与英语科幻小说的关系界定。

第二章专门讨论达斯所谓的“原生科幻”。从作为“同纬函子”发明者的玛丽·雪莱和爱伦·坡开始，接下来是儒勒·凡尔纳和H.G.威尔斯。第三章和第四章探讨了雨果·根斯巴克和坎贝尔的黄金时代的诞生和绽放。第四章主要聚焦于罗伯特·海因莱因(尽管他与艾萨克·阿西莫夫和叶菲列莫夫[Ivan Yefremov]共享这一章)。尽管达斯钦佩海因莱因的技艺，但他并没有忽视其作品中一些更有问题的方面。在讨论《法汉的赎身契》(Farnham’s Freehold，1964)时，他对其种族主义色彩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并展示了海因莱因对种族关系的有问题的虚构化与当代种族主义之间的连续性。

《乌有故事》是献给哈兰·埃里森的，他在全书中以作者、编辑和剧本作家等多种角色出现，但在讨论新浪潮的第五章中的表现最为突出。这一章的特点是个人解读的高度集中，讨论了从麦克·穆考克和哈兰·埃里森到J.G.巴拉德、菲利普·迪克和奥克塔维娅·巴特勒等作者。有一节甚至讨论了大卫·鲍伊(David Bowie)对新浪潮小说的贡献。这一章突出了每个文本的个别特征，但也强调了它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示了指导达斯论述的功能性主张，当然也是其历史连贯性展示得最集中的一章。

达斯在第一章(21)中提到乔安娜·拉斯(Joanna Russ)的科幻批评是他自己批评写作的典范，他在第六章中专门介绍了拉斯的作品，声称她经常被误解为过于枯燥和复杂。达斯认为，这些指责源于许多读者对拉斯主要结论的误解。正如他在谈到《女身男人》(The Female Man，1975)时写道：“再一次，拉斯的比尝试科幻的普通人走的更远：乌托邦的反面不是反乌托邦。同样，被压迫者胜利的反面也不是压迫者的胜利，而是一个没有前景的现实，两者之间的冲突似乎永远无法结束”(476)。达斯认为拉斯的小说和批评密切相关，她的诗学专注于“批评和内在性”(即本章最后一节的标题，312)。在达斯令人信服的解读中，拉斯的小说并不是当今世界的一面镜子，而是从根本上反映了乌托邦思想本身的局限性。这使她在《乌有故事》的语境中成为一位对“消极归纳”引导小说想象力的方式有独特见解的作家。

第七章侧重于科幻文类的扩散传播，许多评论家和作家将其与《星球大战》(1977)的成功联系在一起。除了对赛博朋克的讨论之外，它最强有力的论点在于它对动态图像(moving image)和文学的深思熟虑的区分。埃里森再一次成为了中心人物，他既是《星球大战》的评论家，又是《星际迷航》的编剧(S1E28《永恒边缘的城市》，1967)。然而，这一章的优势在于达斯对文本和动态图像的审美特征的鲜明区分。讨论他自己在电影写作的挣扎时，达斯认为人们需要把动态图像完全当作图像来阅读。这导向了对克里斯·福斯(Chris Foss)插图的精彩解读，他的画作“飞行中的城市：铙钹的冲撞”(Cities in Flight: A Clash of Cymbals，1974)被用作《乌有故事》的封面。本章的后半部分深入探讨赛博朋克，其对科幻的中介性和不同阅读模式的富有启发性的讨论转向了历史组织的部分。人们不禁要问，这一章是否可以一分为二。这是一个罕见的情况，在它想要涵盖的大量材料面前，《乌有故事》似乎崩溃了。

第八章介绍了对一位作家的第二次细读。达斯声称，格雷格·伊根(Greg Egan)的作品在对科幻小说发展的重要性方面与“凡尔纳或威尔斯、埃里森或拉斯的作品”(621)处于同一水平。在这里，达斯明显地偏离了介绍科幻的写作方式。相反，他对伊根的作品进行了雄心勃勃、要求甚高的解读。在伊根自己将科学融入小说的复杂基础上，达斯展示了这位澳大利亚作家是如何创造出一种激进的科幻版本，从而“部分实现、扩展、拆除”了科幻在诗学上的限制(621)。达斯强调了概率论和模态逻辑对伊根诗学的重要性。在对伊根的小说《置换之城》(Permutation City，1995)的详细分析中，达斯表明伊根小说的科学主题也可以被确定为指导着它们的诗学结构。在这里，达斯在其引言中使用的数学概念与他对伊根的文章(以及特德姜和刘慈欣的文章，达斯将他们界定为伊根的诗学亲属)的解读相得益彰。

第九章和第十章中达斯接续了这一综合，并提出了从他的历史叙述中得出的理论总结。第九章总结了本书的美学主张，即科幻的功能属性能够“通过作为反映的世界的构建来外推世界”(793)。这一章进一步建立在对伊根作品(“TAP”[1995])阅读的基础上。达斯强调了他在全书中提出的一个论点，即任何特定故事虚构的科学也同时提供了其诗学的结构。在第十章中，这种美学洞察力阐明了科幻小说的认识论主张。受拉斯的启发，达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解读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探索的故事、主角和理论不是与我们无关的逃避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而是现实之中的一部分。达斯解释说，《乌有故事》的主题是“科幻的历史—社会的实践”，他希望以此“对抗那些困扰大众意识的机器，以及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所说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帝国主义的‘没有其他选择’的诱导性愚蠢”(871)这句话隐藏在括号中，可能是本书中最直言不讳的纲领性语句。即使有人不同意达斯的理论选择，也必须承认《乌有故事》提供了许多结构良好的论据，说明小说在为我们有争议的现在想象和思考替代性未来方面的潜力——即使(或正是因为)这些未来是写在永远不会实现的故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