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季，50岁的刘晓回想起当年陪女儿备战高考的日子，仍恍如昨日。举家投入近700万元后，一心想走艺术道路的女儿终于考上中国一流的艺术院校，却没进入第一志愿表演系，而被调剂到冷门的专业学习民俗艺术，每天和木偶打交道。
中国艺考分为省级统考和高校校考，科目主要包括美术、舞蹈、音乐、表（导）演以及播音主持等。图为2025年11月，2026届艺考生参加四川省美术统考模拟考试。（互联网）
刘晓告诉《联合早报》，女儿所在的专业更像是为未能进入表演系、音乐剧系或电影电视系的考生“兜底”的去处。
中国艺考分为省级统考和高校校考，科目主要包括美术、舞蹈、音乐、表（导）演以及播音主持等。考生凭统考成绩能报考绝大多数艺术院校，而真正被视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是少数顶尖院校独立招生的校考。
截至2026年，中国仅34所高校的部分艺术类专业保留校考资格，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明星”院校。以中戏表演系校考为例，业界普遍估计，每年报考人数可达上万人，最终录取仅几十人。
2023年12月10日，艺考生在浙江杭州的浙江传媒学院校外，等候参加全省艺术类专业统考。（路透社）
刘晓直言，想挤进这条赛道，不仅拼天赋，“绝对也得要更殷实的家底”。
艺术类院校入学竞争激烈，催生出庞大的艺考培训产业，专门为有意走这条赛道的学生提供备考准备。据智研咨询等机构测算，去年中国艺考培训市场规模介于432亿9000万元至700亿元。
学生在广东深圳一家艺考机构进行体态训练。（互联网）
而漫长的备考与校考周期、激烈的竞争，以及家长为让孩子挤过“独木桥”穷尽财力、动用人脉，也让从考前培训到录取的多个环节，衍生出各种灰色空间，为突破规则底线的行为提供了土壤。
据刘晓透露，她女儿所在的知名艺考机构里有一名毕业自女儿意向院校的“中间人”，专门替家长运作送礼事宜。通过对方，她向可能参与校考评审的高校教授送出数十封万元红包。
这名“中间人”还熟知不少教授的“喜好”，有人喜欢烟酒，有人偏好玉器、字画或现金。刘晓说，这名“中间人”会以“探望老师”为名把东西送出去，“那些老师也很谨慎，有的专门租房放（礼财）”。
除了送礼，刘晓还安排女儿上意向院校教授的“小课”，其中一些授课者后来已因违纪被调查。
她说，小课每小时收费2万元，10节起报，目的不是提升专业能力，而是在教授面前“混个脸熟”。这样到了校考，即使考生没有名字、只有考号，教授也能凭印象认出学生，“打分时多少会照顾”。
刘晓透露，真正“咖位高”的教授很少亲自出现，很多时候都是由他们的学生代课，“所以只能不停上，才有更多机会见到教授”。仅在女儿上小课上，她就花了100多万元。
校考拿到合格证、高考也过线后，“中间人”告诉刘晓，女儿的成绩仍不足以进入表演系，只能进入冷门专业。即便这些专业名额也有限，如果愿意接受，就得再支付“尾款”。
女儿最终选择妥协。刘晓又汇出一笔巨额“尾款”后，录取通知书如约而至。“当时我拿到那张通知书，我说它比钻石还金贵。”
刘晓女儿的经历，在艺考生中并不是少数。作为进入艺术类高校的敲门砖，艺考中的校考一直是暗箱操作的重灾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周娜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艺术类招生最大的特点，是有较大的主观裁量空间。普通文化课考试主要靠标准化分数，但艺术考试往往依赖评委主观臆断，这使招生教师与评委掌握极大自由裁量权。
2023年12月2日，艺考生步入江苏常州大学考点，参加江苏省美术与设计专业统考。（路透社）
她指出，即使近年推行匿名评分、考评分离、线上录制等改革，也难以彻底消除人为裁量的空间。
另一方面，艺术行业、尤其是影视表演领域潜在的高回报，让更多人愿意不惜掷重金，为此拼资源、拼人脉。
过去20年，中国娱乐产业快速资本化，流量明星、天价片酬，以及综艺、短剧兴起，都让这一行业充满诱惑。周娜说，艺考已从教育竞争，异化为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
艺考、招生环节的寻租空间，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近年来高等艺术院校干部、教授因腐败落马屡见不鲜。
去年12月，中戏原党委副书记、院长郝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不到两个月后，该校两任表演系主任陈刚和王鑫先后主动投案。
（左至右）中戏原党委副书记、院长郝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去年12月主动投案；不到两个月后，两任表演系主任陈刚和王鑫先后主动投案。（互联网）
据不完全统计，上述三人落马至今，中戏还有戏剧系、表演系、舞美系和导演系的至少六名教职人员的信息被官网撤下，或被取消博士生导师资质。
其他业内公认的顶尖艺术院校，近年来也有腐败案例。去年10月，北京电影学院原副院长尼跃红严重违纪违法，退休多年后被查。中央传媒大学原副校长蔡翔因贪污罪，2020年获刑三年六个月。
官方通报虽未详细披露这些艺校教授落马的具体原因，但中共上海市委去年8月对上海戏剧学院的巡视工作报告点出，“招生领域保密工作漏洞较大”。上戏随后承诺，制定更严格的处置措施，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公开，“营造风清气正招生环境”。
此外，其他艺术类高校的反腐工作也在持续推进。2023年至今，南京艺术学院原副院长谢建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原院长宋协伟及原副院长张欣荣、沈阳音乐学院原党委书记董亲学等人落马，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原副主任常平则于去年10月主动投案。
围绕艺考形成的利益链之所以能从培训环节延伸至录取结果，关键在于培训体系与高校招生评价机制之间的隐性衔接。
据了解，一些高校教师既担任教职，也参与社会培训、行业项目，甚至与经纪公司有交集，使得校外培训网络得以通过社交人脉与行业活动，间接触及校内评价与选拔过程。
一名资深艺考机构负责人告诉本报，他从中国一所知名艺术类高校毕业后，曾帮导师挂名一家艺考机构的总经理，并以这家公司的名义请老师去当艺术顾问，以此为由分批将上百万元的家长“打招呼”礼金及其他盈利，作为“咨询费”汇到导师户头。
2026年3月，艺考生在中国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门外排队参加校考。（互联网）
据悉，部分教授门下逐渐形成稳定“师承体系”，导师与艺术培训机构、影视传媒及舞台设计公司等机构利益交织。学生毕业后进入产业，又通过探望老师、资助排戏、捐赠等方式回馈大量资金。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教授唐任伍受访时说，由于艺术行业中的师徒关系较为紧密，学生在知名导师的推荐和引介下，往往能获得更理想的就业资源，因此艺术类专业中的圈层现象确实较为严重。
除了圈层化的师承体系与缺乏客观评判标准，艺术院校腐败滋生的另一原因在于其双重属性：既是教育机构，也是行业入口，在培养学生的同时掌握通往影视、媒体与演艺产业的关键资源与关系网络，使腐败更易成为系统性的结构问题。
周娜分析说，中国近年来推出艺考匿名评分、考评分离及培训机构整治等措施，显示监管层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多数治理只是技术性修补，未触及根本结构。
“只要一个教授既能决定录取，又能开培训班、带工作室、对接行业资源，那么利益输送就会持续存在。”
唐任伍也指出，高校是中纪委反腐工作的重点领域之一，艺术类高校的独立招生环节则是重点关注对象。随着中央对艺考领域的规范和整治力度加大，相关寻租现象已经变少，可尽管如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总是有人要打擦边球”，用不同的手段来规避反腐监管。
受访学者也指出，对艺术类高校腐败问题的治理动力，存在复杂性。
周娜解释，一方面，京沪等地的艺术类高校具有较强政治与文化象征意义，中央不可能完全放任，近年来反腐也在持续推进。但另一方面，艺考产业已形成庞大经济生态，许多地方政府把文化产业、演艺经济、影视基地视为增长点，若真正重拳清理，可能会冲击地方就业和资本网络。
此外，部分艺术院校依赖校考与培训合作获得收入。周娜说，在不少艺术院校都面临财政压力的情况下，自主招生、培训合作都是重要收入来源，“某种程度上，灰色空间也在弥补制度与财政之间的缺口”。因此，这类问题长期陷入一种“治理、反弹、再治理”的循环。
周娜不讳言，这一现象也反映出中国部分行业的共同特征：资源高度集中、评价机制缺乏透明、行业收益极高，当监督又高度依赖内部体系时，腐败就容易制度化。她认为，就这方面而言，艺考的乱象并非例外，而是上述逻辑最典型、最戏剧化的呈现之一。
除了金钱上的投入，一些艺考生在升学路上还可能沦为潜规则的受害者，付出难以量化的身体与精神代价。
在新加坡一所私人院校读书的小景（化名，20岁）回想起在北京参加艺考培训的那一年半，仍浑身止不住发冷。
他告诉《联合早报》，机构一名男老师常在朋友圈晒和名校老师去看戏、聚会的照片，声称他认识很多明星大咖，和高校招生的人也私交甚好，“在我们眼里他就是王，过着我们向往的生活”。
据小景描述，男老师平日喜欢找男生出去喝酒，和学生“打成一片”。一次聚会上，他在走廊被老师堵在墙角，对方突然借着酒劲做出猥亵，“我当时大脑直接关机，人就懵了”。
艺考机构男老师和女学生的故事，小景则听闻更多，“甚至你都不知道是哪方先主动的”。他说：“何况我们都被教导要听话，说有些事反正进了（艺校）也会发生。”
小景的个人经历和他身边所发生的事并非个例。2022年9月，一篇题为《21个艺考圈房思琪的血泪控诉，关于影路杜英哲》的文章引爆网络，21名女学员指控知名艺考培训机构“影路站台”创始人杜英哲，在教学过程中实施猥亵及性侵行为。
据受害者向媒体描述，有17岁的女生在机构被诱骗后怀孕，并生下杜英哲的孩子。
杜英哲在事情曝光的同月被刑事拘留。今年4月23日，案件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极目新闻报道，检方建议判处杜英哲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宣布择期宣判。
杜英哲案曝出一个月后，中国教育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开展艺考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包括全面摸排建档，核查从业人员资质，严厉打击性侵等违法犯罪行为等。
此内容由惯性聚合(RSS阅读器)自动聚合整理，仅供阅读参考。 原文来自 —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