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止要“关怀他人”，也要“关怀自己”？为什么看似很弱的“关怀”反而是政治转型的斗争？这是最近看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新书《关怀自我与关怀他者：从精神操练到政治转型》（The Care of the Self and the Care of the Other: From Spiritual Exercises to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作为福柯研究者，作者Daniel Louis Wyche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是他除了探讨福柯晚年的“自我关怀”/伦理转向及其相关的、来自哲学家阿多的灵修式精神操练，还链接到当代的社会研究与政治理论：法国劳动社会学家弗里德曼、马丁·路德·金的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以及黑人女性主义者奥德丽·洛德（我在公众号上也分享过她对于“愤怒”的研究）。

虽然“关怀”/“照顾”这个概念在现在的女性主义和社会学都挺火，但确定它的两个倾向都让我太存疑：太喜欢谈关怀他人而非自己；太喜欢谈微观情境而非政治转型，这导致极大的“泛道德化”（这也是华人社会里的常见的lay reasoning问题）。正如我读到另一位政治理论家所说，也是我依赖共和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启发：

谈关怀，可以回到政治共同体下的公民身份：古希腊以美德为承诺的公民身份已经远去，黑格尔/资本主义下以财产权为主导的公民身份成为主流，但是“关怀”却可以成为重新构成新的公民身份来源。而一旦探讨联系到公民身份，那么作为公民前提的自主自由，正需要的是不止是关怀他者，也是关怀自己。这也是我阅读晚年福柯的取向：伦理是政治的。正如他的早期中期谈政治也一直是伦理的。否则，他为什么重视“人何以为人/非人”。这不是哈贝马斯批评的启蒙的终结，而恰恰他所说的启蒙尚未完成。

而一旦从关怀作为公民身份，重新看待政治共同体，那么正如这位作者Whyche的下一步计划：如何重写政治的“非暴力史”？这不也正是福柯的政治研究的旨趣吗？他谈政治都来都不是暴力的，但却是最暴力的。

希望今年暑假班的社科理论课，有机会和学生分享这方面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