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大多数时候总是安静的，安静到能听见键盘的敲击声、鼠标滚轮的转动声，甚至能听见空调出风口低沉的嗡鸣。正是在这种近乎苛刻的安静里，对面桌那个女孩每隔十几秒就要发出的鼻腔哼气声，被无限放大，像一根细小的针，一下一下扎在我的专注力上。

我烦躁地盯着笔记本电脑，文档上的字看了一遍又一遍，脑子里却全是那个“哼——哼——”的节奏。最后只能默默掏出耳机，把音乐音量调大，用常听的旋律筑起一道屏障，又或者说用更响的声音去掩盖那让人心烦的声音。那一刻我心里是有怨气的——为什么明知道自己会发出声响，还要来这种需要安静的地方？

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她全程没有看过一页书，也没有打开过任何咋看，就坐在那里刷手机，好在没有声音外放。鼻息声一阵接一阵，她倒是刷得津津有味。没有纸巾，没有口罩，没有任何试图降低声响的举动，甚至连一丝“不好意思”的表情都没有。

这让我想起去年有一天，我因为熬夜过渡而导致打喷嚏，鼻腔里像装了一个不听话的开关，喷嚏说来就来。偏偏那天因为下雨而又闷热，图书馆是唯一能让我舒适而又集中精神的地方。那天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更没想过要说“抱歉”——毕竟打喷嚏又不是故意的，图书馆也不是我家客厅，总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完美无缺吧？

如今角色互换，我才真正体会到那种被噪音侵扰却又不好开口指责的无奈。但仔细想想，去年那个理直气壮打喷嚏的我，和眼前这个理直气壮刷手机的女孩，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们都觉得“又不是故意的”，都觉得“这是公共空间，你应该包容我”。区别只在于——去年我是制造噪音的那个人，所以不觉得它是噪音；今年我是承受噪音的那个人，所以觉得它格外刺耳。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在学校时就要求背诵，也被引用了太多遍，以至于几乎失去了重量。但此刻我重新掂量它，才发现它的真正难点不在于“己所不欲”，而在于——我们往往根本不觉得自己”所施”的东西，就是别人“所不欲”的。人最大的盲区，从来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而是不知道自己是错的。

如果站在上帝视角俯瞰这间图书馆，画面其实有些荒诞。一个女孩因为鼻炎而无法控制声音，但她也完全没有控制声音的意愿；一个男孩因为声音的侵扰而无法集中精神，但他也没有开口提醒的勇气。两个人彼此陌生，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刷她的短视频，他戴他的降噪耳机。没有冲突，没有交流，只有一种微妙的、谁也不让谁的不适。

而站在那个女孩的视角呢？她也许正因为鼻塞而头痛，正因为呼吸不畅而心烦，刷手机或许正是她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她可能压根没意识到自己的鼻息声在安静的空间里有多刺耳，也可能意识到了，但觉得“又不是我故意的”。这种心态，像不像去年的我？

我甚至闪过一个念头：若不是“医不叩门”的古训，我真想走上去跟她说——“同学，你这个鼻炎我好像能治，要不我给你看看？”当然，这只是想想。且不说交浅言深是大忌，单是”我给你治”这四个字，在陌生人听来，和搭讪也差不了多少。以及当前的律法和医患关系，我想不会有任何一个医疗从业者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这件事说到底，触及的是一个更深层的命题：公共空间里的”不自觉”，才是最普遍的冒犯。 不是谁有意为之，不是谁道德败坏，而是每个人都习惯性地站在自己的感受里，看不见别人的感受。去年打喷嚏的我看不见周围人的侧目，今天刷手机的她看不见对面男孩的烦躁。我们不是坏人，我们只是不够敏感——或者说，我们选择性地不够敏感。

古人讲“恕道”，恕，如心——将心比心而已。但恕道的前提，是你得先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不恕”。去年那个在图书馆里不停打喷嚏却毫无歉意的我，和今年这个被哼气声搅得心烦意乱却不敢开口的我，其实是同一个人。而真正的成长，或许就是从一个“不自觉的打扰者”，变成一个“敏感的被打扰者”，再变成一个“有自觉的共处者”。

离开图书馆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女孩。她正低着头刷手机，鼻子又“哼”了一声。那一刻我没有怨气，只有一点微妙的自嘲——去年那个理直气壮的人是我，今年这个不敢开口的人也是我。

这世界上的许多矛盾，从来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我们能不能在“被冒犯”的瞬间，先想一想——如果我是她呢？ 然后再想一想——去年的我，是不是也是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