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财富的渴望，即便不是天性，也早已被几千年的生存经验锻造成了本能。这本无可厚非。
但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财富的追逐会近乎病态？已经越过了「想要更多」的进取心，变成一种永无止境的焦虑：客观上已经够用，主观上却永远不够。
或许，人们真正渴望的，从来不是财富本身。
今天的中国，饿死人的时代似已远去，可体面地活着依然代价高昂。教育、医疗、养老，哪一项不需要真金白银来托底？在许多国家，这些风险通过社会契约分担，个人无需独自面对全部的不确定性。但中国近几十年的经历恰恰相反：制度被反复重置——文革、下岗、房改、教育政策的频繁变动——对亲历者而言，每一次「信赖制度」的选择，都有可能被证明是一场误判。
于是，财富成了普通人能自己掌控的最可靠的锚点。
换句话说，人们真正渴望的，是一种不被时代抛弃的保障。这种保障本质上是开放性的、无边界的。制度能随时重置，那么无论攒多少，都不算真正安全。锚点本身是虚的，当然填不满。
我对这种现象抱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觉得这些人很惨，一方面又觉得，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应该承受。
只不过，「自己的选择」这个判断，站不太稳。
当一种行为模式是几十年制度强化、加上几代人生存经验叠加的产物，把它归为个人选择，是结果论的残忍。更深层的机制是：当一套秩序长期是人全部意义感的来源时，它的崩塌就等同于自我的崩塌。承认压迫者是恶的，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受害者；而受害者的身份在许多文化中是羞耻，不是力量。所以人们选择相信它，捍卫它，甚至在它伤害自己时，依然无法松手。
这不是愚蠢，是自我保护。
「惨」与「咎由自取」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一个人可以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共谋者。
更隐蔽的一层，是这种环境还会主动降解人的道德自我期待。
以前，前辈们常以过来人的口吻「教导」我：想挣钱就别要脸，想要脸就别挣钱。
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以为只是刹那间刻薄的愤世嫉俗。后来发现，说这话的他们往往真诚，甚至带着慈悲。他们是在帮我避开他们曾经受过的伤。
这才是真正让我不寒而栗的。
因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规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想在这个环境里赢，就得愿意比别人更不要脸。
只是犬儒吗？
不，它是一代人把规则的腐败内化成个人策略之后提炼出的结晶。被这套规则损坏的人，用关爱的方式把规则传递给下一个被损坏的人。受害者们完成了一次代际共谋，而双方都不自知。
圣严长老说过一句话，简短，却精准：
人之所以自私自利，贪得无厌，是因为缺乏安全感。
贪的是钱，真正缺的，是一块能站稳的地方。
安全感归根结底是一种能力，但能力需要土壤。
它只能建立于自身，万不可建立在任何外部对象身上，既包括父母、亲朋，也包括国家。将安全感寄托于外部，就像把自己的稳定托付给一个本身充满不确定性的东西。这道理说起来不难，但做到极难，因为它要求人在一无所靠的时候，仍然相信自己站得住、立得稳。
而中国几十年的制度逻辑，恰好从根本上剥夺了人们练习这种能力的空间。当个体从未真正被允许依靠自己时，对外部锚点的渴望便从文化偏好升级成了生存本能。
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被制造出来的脆弱。
写到这里，我想回到最初的那个矛盾：同情，还是「作茧自缚」？
我的答案是：两者都有，但重心不在问责。
问「他们为什么不改变」，不如先问「改变的条件是否存在」。当制度是大多数人唯一能依附的东西，当别的选项在认知上已经不存在，当每一个叛逆的念头都意味着要从零开始重建意义感……改变的代价，远比旁观者想象的高。
我没有资格站在安全的地方俯视这一切，因为我的「安全」，本质上也是一种选择的结果。离开，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的表达。但离开之后，我仍然觉得，那些留下来的人，并不比我更应该被指责。
我们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做了不同的选择。而条件，从来不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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