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描述我对东北的爱呢？
我会把“东”、“北”两张牌多留几手。
某日，在一段令人疲惫的关于某知名脱口秀女演员的讨论后，我的耳机里非常巧合地随机到了《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第无数次听，彼时主创姬老师刚因对石家庄的突出文艺贡献开始获得市政府津贴。我想，既然对他们上海的脱口秀不感冒，不如研究点别的。这不是还有别的呢嘛。
于是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首，并配文道“这才是我的政治正确”，试图以此明示与脱口秀文化划清界限。
在那之后，看了《铁西区》、《钢的琴》和《白日焰火》，读了非虚构的《张医生与王医生》、《大地孤独闪光》，又读了中短篇小说集的《平原上的摩西》、《冬泳》、《仙症》，听了《漠河舞厅》，听了一期沈阳人座谈东北文学的播客，又听了期伊险峰和杨樱的访谈，又听了戴锦华老师关于《钢的琴》的演讲。
在此篇完成后，梁文道在《八分》中再次谈及了东北作家，以仙症为例。很欣慰，听出了与本文相似的理解方式。
以上所有内容，我极力推荐。
最后以亲自上阵录制一期讨论本书的播客收尾，欢迎收听。
我们姑且把这些称作严肃文艺作品，以此和更娱乐化的短视频等新媒体区别开来，而更早发迹的赵本山的小品、老舅的音乐，或许介于严肃和娱乐两者之间。近些年“东北文艺复兴”之说甚嚣尘上，我很难抛去东北人的身份客观地判断，大家所指的“复兴”到底是严肃的那部分还是不严肃的那部分。
但如果你对严肃的部分感兴趣，我非常推荐这本2021年底的新书——《张医生与王医生》，作者是曾经创办好奇心日报和小鸟文学的伊险峰和杨樱。
本文会主要围绕这部作品粗浅地唠，偶有联想到的地方，会带几句刚提到的其他文艺作品。
开始写正文部分之前，我想了半天从哪里开始唠。按理来说，标准的严肃东北叙事应该是从下岗开始。直到走出这片土地越来越远，我才意识到对“关内人”来说这种叙事有点像空中楼阁，很多作品中人物的行为逻辑挺难理解。
这类似于我的欧洲同学们不理解：中国人要是真的全住在公寓里，那街区内的encounter怎么发生？这并不完全是我们所鄙夷的“何不食肉糜”，他们已经尽可能地不表现得高高在上了，能问出这种问题是因为没能获知全部的背景故事。
在《张医生与王医生》中，全部的背景故事是：八九十年代以前东北曾有过一段“好光景”，那是主人公张医生和王医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是他们的父母如日中天的时代。
这四位父母出身各不相同：张岐来自被打倒的地主家庭，杨淑霞14岁家中只剩弟弟和后妈，王宝臣是退伍军人，曾慕芝的父亲是电影院的木工。他们殊途同归：前三位进了沈阳大大小小的国营工厂，曾慕芝虽不在一线车间，但厂区电影院售票员一样是紧紧依附于单位而活。
第226页：
王宝臣的生活完全围绕二〇四和黎明所构建，车间、劳动模范、六冲、朋友、工人阶级的风光，结婚、有了儿子女儿、儿女从这里走出、儿女成家成才……他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单位人”。
依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劳动”，用以换取其他的生活。
他们所依附的这个“单位”给他们承诺了什么呢？书中有这样一段总结：
第235-236页：
一般来说，单位福利有几大种类：第一是终身就业制，……；第二是医疗保险、意外保险和养老金这些后来被称为“社会保险”的东西，……；第三是住房，……；第四是食堂、伙房以及围绕住宅自然发育出来的小卖部、理发店等，……；第五则是厂子里的副食供应，……。
“分房子”，是上述五项福利中最重的一项。相关情节反复出现在各类东北文艺作品里，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现在看来颇有些魔幻现实主义。
本书中，黎明厂“劳模”王宝臣本应分得一所稍大的住房，但最后却是妻子曾慕芝反复出面与厂里协调；在各家各户流离失所时，印刷厂厂长依然尽力安排车间干部杨淑霞和她的一家在厂子里住下。如果你读过《盘锦豹子》和《无赖》，那你肯定能对应上两个情节：“盘锦豹子”孙旭庭向新华印刷厂讨房子，这房子是贯穿整个故事的线索；看门的“无赖”老马掩护主人公一家在厂里的废仓库暂住，这个故事也是围绕简陋的庇护所展开。
意象往往是从虚构作品中解构出来，但在东北语境下的“房子”却横跨了虚构与非虚构。这或许是因为在东北，或者说在工人阶级之间，房子不仅仅意味着对“家”和“稳定”的向往。在那之上还有两层极具工人特色的内涵，即：单位给工人的“荣誉”，和工人对单位的“信任”。
这里想想“盘锦豹子”便知。妻子要与他离婚解散“家庭”时，他并无挣扎；讨债者上门要夺走单位分的房子时，他拿着菜刀一跃而起，试图守护某条底线。而我愿意更诗意或戏剧化地把这条底线理解为“荣誉”和“信任”。
于是说回单位与集体主义，一个非常感性的理解方式是：连“房子”都分你了，你的娱乐、社交、家庭以及其他的一切，还有啥能游离于单位之外的吗？
更理性的社会学学者田毅鹏对“单位”，也给出了一套更理性的解释：“单位共同体”1。本书则对这种理论作了如下注解：
第226页：
首先是单位的“父爱”把职工纳入到它的羽翼之下，……“包下来”的福利体制成为一种原则之后，进一步扩张，父爱“泛滥”到各个环节，……
这些职工被田毅鹏统称为“单位人”，其性格特点主要有三：封闭性、集体性2、依赖性。不得不说，如今听来这仨没一个算是好词儿，但在当时好像没啥问题。
这三个性格特点，事实上是由外部环境塑造出来的。
这些“单位人”被安置在巨大的工业社区中，社区的核心就是工厂，他们有时就直接叫它“单位”，但更多的时候工厂不是单位的全部。在这种社区中配套的基础设施极多，办公楼、食堂、俱乐部等在工厂周围紧密围绕，不远处还有更大片的工人宿舍区。
这玩意其实挺好想象，大部分大学就是这样，虽然教学楼和实验室是校园的核心和根本，但学校还是会力求学生们能在校园内解决全部的生活。
但这玩意也不好想象：一是空间，工业社区的面积可能会是校园面积的十倍到数十倍，甚至蔓延到整座城市；二是时间，大部分人在大学里呆四至七年，呆得久了甚至还能有个“换个地方呆呆”的机会，而在工业社区里，“单位人”们已经做好了从生到死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心理建设。
从某些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楚门的世界。
背景交代完，就可以讲下岗了。
书里这段叙述，主要交由四位父母承受。那一代人中有少数是幸运的——这四位都是，如果对下一代的教育奏效，那么挨过这段日子之后，他们的生活会以意想不到但又期盼已久的方式回归正轨。但更大范围里，那代人是可怜且痛苦的，临近退休时下岗，你甚至需要缓一缓，再去理解这两者间的天差地别。
无论如何人都是闲下来了。为什么人闲下来还需要吃饭，就成了问题。或者说，吃饭本身成了问题。
人在这时候能做什么，大抵分两类，书中都给予了足够描写：
第211-212页：
……社会里没人负责任。……有些确实是生气的问题，比如，看到公共汽车上男青年从车窗往马路上撒尿，拷问自己“为什么不生气”。……
……
那二十几年里发生了很多犯案故事。杀人越货的，黑社会的，贪污腐败的，成为让人咋舌的传说。社会失范就是这样的结果。他们祭起原始本能，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挣得生路。
第242页：
张岐，是哪些吆喝着“手套换钱”中的一个人。
手套换钱，不只是手套，手套只是劳保用品的一个代表。……把生产资料变现，似乎是一种小规模的腐败——如果这么算的话，它可能也是人世间最卑微的腐败。这是国营单位所能给予他们最后的馈赠了，……
第一种情节经常出现在作品中，前文提到的每个虚构故事里要是缺了下岗工人和违法犯罪这两大元素，估计早已被踢出东北文艺之列。在诸如《东北往事》之类被我的朋友们逐出文学范畴的作品影响下，东北人早已悄然与黑社会划上了等号，这时大声喊叫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无疑是负隅顽抗。
各种基于数据的研究已经确凿地给出了失业率和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在锈带研究者的启发下，东北也进入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以其他地区为范本的研究中，失业率只与财产犯罪紧密相连，暴力犯罪并无显著相关性3。但在我们的印象里，好像关于暴力犯罪的说法更受青睐？更具戏剧性所以好改编是其中一个答案，另一个答案则是关于过去的承诺，背叛会导致发泄，发泄就带来暴力。
现实是，大部分人是第二种。他们没那个胆量去犯罪，能把迷茫成功转化为愤怒的人极少。
对于这些绝大多数来说，降低失业率其除了创造岗位让他们真实地去就业，还有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拖，就硬拖。等他们过了退休年龄，乃至死亡，自然也不再计入失业者的范围。这一拖就是将近三十年，是“如此生活三十年”之后的那三十年。
成年花了十八年，如此生活了三十年，一拖又是三十年。18+30+30=78，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完了。
千禧年，世纪之交，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作品几乎都成了经典。说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钟点工》是皇冠上的明珠，大概不为过。其中台词句句精雕细琢，我个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把大象装冰箱里，总共分几步？”
工人和农民在东北土地上永远是并行不悖的两条主线，从那个崩塌的年代起，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农民叙事接替了兄弟的班，扛着“东北”这杆大旗向前独行。时至今日，它又摇身变换了许多新的形式。在下岗的最初几年，大批的人口在工人和农民间反复抉择，几年之后，二者凝聚了一股合力，成为了新闻里永远拿不到工资回家过年的“农民工”。
东北话真的天然比其他方言有感染力吗？我看也不一定，那会农民太多了，农民选择了赵本山，他凑巧是东北人。当然，这个凑巧里也有诸多必然性，这里不再展开。东北话和同时期在全国各地迅猛发展的塑料粤语类似，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某些价值观的内在体认。如今聊起粤语的衰微，我倒是希望能有广东朋友能看到这里。
说回大象。
把冰箱门打开，把大象装进去，把冰箱门带上。就像我在开头写的，不交代背景，故事听起来就会荒诞，比如为什么要把大象装冰箱里？而在这个故事里出现了两个例外，让它荒诞得如此合理。一是在时代大背景下，观众不需要猜谜就能懂；二是这个比喻并不是很隐晦。
把一个庞大的东西，从属于他们的地方移走，装进一个狭小且寒冷的、不属于他们的地方——社会。整个过程只分三步，举重若轻。听听下句他们明说了什么：
宋丹丹：
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大象呗！在冰箱里头关着呢！
跨世纪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单里，谁们缺席了？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头关着呢。
当然，你也可以往另一个角度去阐述，爱咋联想咋联想正是过度解读的迷人之处。这里，我要单独解释一下第二种联想，原因是这一种与本文的关系更紧密。
把工人装进工厂里，总共分几步？
把工厂建起来，把工人装进去，让工厂运转。比小品再早几十年前，事情真就这么简单，简单就催生出荒诞。听起来小品中的台词也故意没有提及怎么把大象拿出来的事，不是说不得，而是谁也不知道咋办。如果我们处理“拿出来”时，把“装进去”的过程简单倒放——事实上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这样就会出现两个问题。
冰箱怎么办？大象又怎么办？
城市的去工业化，人心的去工业化。
在做客《声东击西》4时，杨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哈尔滨县城的作者写了一篇80年代的短篇故事，杨樱觉得其笔下的风物描述都极为准确，情绪也与那个时代非常一致。她想，我是80后，这作者怎么着也得比我大吧？后来见面发现是个02年的高中生，正要去外地上大学。杨樱说，有些东西被冻在了那里。
把大象从冰箱里拿出来，总共需要四步。多出的一步是，你得让大象解冻。
城市的去工业化。
在我的专业里，前辈们创造了新型城镇化、士绅化、中产阶级化、产业结构升级、城市更新甚至“腾笼换鸟”等一系列专业术语，不厌其烦地描述这一改变的过程。要改变，是因为我们在实践中领悟了那个致命问题的答案。但另一方面，从不断地造词儿里也能嗅出前辈们对这一现象的无能为力：要是能解决，底特律也不至于在全球范围内被熟知，在城市地理学的耻辱柱上越钉越牢，永世不得翻身。
从这个角度来说，沈阳有被世界聚焦的潜质。
第257页：
大量工业人口的进入，让沈阳膨胀为一个特大城市。到1983年，……当年的统计数字表明每个人要负担人口1.55个，也就是说工人阶级覆盖的相关人口是313万。而当年沈阳总人口不过521万。
……
这个继续城市化的过程，包含于那个著名提问之中：城市到底因为什么而存在，是消费还是生产？
很显然，沈阳当时因生产而存在，整个沈阳就是一个大工厂。你要给大工厂去工业化它能不难吗？要是再把消费的问题带上一起讨论，那这就更热闹了。在原本的框架下，这个大工厂不仅职能是生产，而且工人们还不需要消费，进厂的承诺是包吃包住包教育包医疗，全包。让断了钱路的人去消费，可笑至极。
人心的去工业化过程也叫剥离工人阶级属性，紧随于城市去工业化之后。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读出，男子气概的消逝是其中核心一环，既是条件又是结果。书中记录的两个家庭里，医生们与其父亲们这两代男性的男子气概在同一时间以不同形式消逝。
主角医生们的去工业化，我们留在后文慢慢聊。
父亲们在下岗之后的家庭地位基本排在宠物之后，如果有宠物的话。而母亲永远是第一位。这不是一句玩笑，所谓东北男人怕（爱）老婆，大概也有从这而来的一部分原因。
在论述失落的父亲们时，本书给出了一套完整的链条：传统的性别和家庭观念在下岗来临之时，以一种另类的角度死灰复燃，本来构建于双职工家庭结构下的性别平等骤然崩塌，即：在男性无法养家糊口之时，重提具有养家糊口的能力对男性的重要性，不能你就不配为人。
这次传统观念的死灰复燃确实是女性的诉求，但没人有资格因此责怪女性。这诉求本质是在更大的集体无法兑现承诺时，女性开始要求由她们的配偶来兑现那个承诺，她们以让渡一部分自我来交换的东西——活下去。
事实上，这也是离今天非常近的一次独立女性思想启蒙：男的靠不住，得靠自己。去工业化的过程又给服务业注入新的活力，女性在获得工作方面的优势让她们更加坚信这一点。得靠自己。
如果你读过罗伯特·普特南的《我们的孩子》5，你或许会对那一代中国男性报以更多的宽容，因为换成美国男人他们可能已经跑了。反观中国男人还在家里呆着，给家庭平添负担。
此外，作者大量引用了相关研究，其中以G.H.埃尔徳的《大萧条的孩子们》6为主：
第261页：
……大萧条期间的经济受损是结构性问题，但人们还是认为，“只要男人愿意，他就能够找到工作并且支撑起他的家庭”……
……
经过了两轮否定——第一轮是衰败下的养家能力，第二轮是复苏之后的新就业机会——之后，父亲精疲力尽。
……
……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当家庭发生冲突时，孩子们总是站在母亲一边。……
关于“父亲”这一形象，最生动的刻画无疑出自《钢的琴》。片中下岗工人陈桂林（王千源 饰）为了与前妻争夺女儿的抚养权，与之前的炼钢厂工友们一起计划制造一架钢的琴，以此回应女儿所说的“谁给她买一架钢琴，她就跟谁”的条件。可惜琴造好了，但最后女儿还是跟前妻走了。
陈桂林与张岐、王宝臣二位的结局并无不同，三位并肩目送一个时代的远去，是为现实。
但虚构文艺作品总多少带点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体现在那台琴上，这是在张、王二位父亲的下岗生活里不曾出现的高光时刻。这群炼钢厂的工人把琴真给造出来了，完成一个荒诞又合理的计划，这是导演对父亲们的仁慈。
说仁慈，因为这无疑是对从家庭“失踪”的男性的一种美化：别看他们好像游手好闲，背地里在干大事呢！
干大事挺好。
成了，就是陈桂林；不成，就是张岐、王宝臣，还有王战团、廉加海、孙旭庭……后面还跟着几百万个名字。他们不仅是小元的父亲，也是共和国的父亲，只是在后来的叙事里被降格为长子。父子地位的倒转，正是“父亲”这一符号背后形象的崩塌。
女人如水，在当下是个不太政治正确的表述。但若细想书中的杨淑霞和曾慕芝，你会发现这确实是对两位一种准确的描述。
母亲出现在所有父亲缺位的地方。
事实上，那一代的父亲们在生活大大小小各种方面都是缺位的，由于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于是干脆不出现，这可能也是当代“丧偶式”育儿的本质。于是，她们长袖善舞地处理家庭内外的事务，像水一样柔软而有力地填补每一处缝隙，并托举着家庭的小船驶向远方。
书里专门辟出一个番外，用来讲女性记忆。在这里，“干净利整”是一切的核心：
第317页：
干净，好理解。利整，本地话，写法多样，这里把它写成“利整”，取利索整齐之意。本义在家庭层面好理解，用在家庭女性操持者身上也顺理成章。
……
又要说到工人阶级的代言人理查德·霍加特了。“……其目标在于节俭和干净，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自己阶级的背叛者，他们渴望摆脱它。”……，干净利整有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抱负在里面。甚至，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中这种高于常人的要求和自我要求，所以他们更容易培养一种自律精神，并最终脱离了他们所处的阶级和环境。
……
某种意义上，这会让我们更容易读懂杨淑霞对儿女们兴趣爱好的大力支持，……它只是有利于一种精气神的凝练，它是另一种形式的干净利整。在暗无天日的穷困当中，这种东西可以被称为“希望”。
母亲们最为骄傲的、对丈夫缺位的填补，是教育。当远离了因失落而不愿着家的父亲，与母亲待在一起时，这些孩子们更多地回应了母亲们对于“干净利整”的期盼。如果这些孩子还恰好是男孩子的话，那这意义将更重一层，上升为对男子气概的剥离。
作者还是引用30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学者霍加特的看法7，来解释男孩们与同伴的关系和家庭中的角色：
第145页：
……那个男人和那男孩子的兄弟们都在外面，都在男人的世界里；那男孩子处在女人的世界里。
这句使我联想到近期参与的一次酒席，我就坐在不同年龄的女性亲戚们组成的一桌。这桌特点显著，不吸烟、不饮酒，我每次挪动屁股试图起身，都能迎上我妈“不准离开”的眼神。
临近结束时，我偷偷溜到我爸那桌男人的世界里，叔叔大爷和更高辈分的长辈们已经微醺，但依然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努力清醒起来面对我。大家齐刷刷地看着我，不知道该说点啥。我也不知道我这时候应该干杯酒还是点颗烟，才能证明我也是这个家族的成年男性。
或许我已经不是了。但问题在于，究竟我不属于这个家族，还是未成年，还是不再是一个男性？
插入这个小故事，是希望你能更好的理解接下来的一部分，也就是两位医生背离工人阶级的成长轨迹。
在两位医生的个人成长与所处环境竟能背道而驰，也是个奇迹。
前文提到，工业社区给群体带来了封闭性、集体性和依赖性。而落到个体层面，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这变化大体朝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即本书中描述的“社会”与“不社会”。引出这一讨论的故事，童趣又带点荒诞：一个男孩摘了校园里的山楂，怀疑另一个男孩给老师打小报告；但在班级群聊里首次正面对峙此事时，两人已近知天命之年，事业都正值巅峰。
第103页：
……“今天在这里说这些，也是对少年时代的困惑有一个交代。后来我离开公安部，应该也是因为看不惯这些事情。从商二三十年，从未做过类似事情，就是有当年的体验。”
……“我凭自己本事吃饭，那些偷鸡摸狗之事，从来不曾染指，也是当年没被保送原因之一吧。虽吃过大亏，但依然保持至今，宁折勿弯。时至今日依然靠技术吃饭，坦坦荡荡。”
这段发生在2018年的非虚构对话，竟能从同时双方身上看到点孔乙己的委屈来，王医生本人对此事的评价更是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奇耻大辱”。讽刺的是，他们从未将偷摘果子看作“偷鸡摸狗”，但打小报告却是。两人针锋相对，但话里话外的核心思想却又高度统一，即：我们从未违背某种精神。
关于这精神是什么，书中给出了我认为最为精妙的一段剖析。
第106-108页：
很长时间里，我与大多数人一样，把江湖气当成沈阳文化的一个特点，……
这是工人社会的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并非单纯来自于沈阳或者东北的文化。工人群体对于自己小团体的忠诚大于对管理者、对机构的忠诚。……
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稀缺性如此显著，但凡一点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差异，也会被放大为重大差别。一个工厂或单位里的“积极分子”遭遇的羡慕、嫉妒和鄙视，也会因之被放大。
……
这是一种基本的人生观：保持距离。与积极分子保持距离，与当官的保持距离，你是普通人，普通人应该有普通人的操守。……
用一句话总结，“积极分子”是背叛工人阶级的人。
类似的，《白日焰火》中张自力（廖凡 饰）打了个挺大的“小报告”，他锲而不舍地追查到了吴志贞（桂纶镁 饰），并以此向上级寻求官复原职的机会。看过这段的朋友或许会有些类似的感觉，这事做得不太“地道”，但不“地道”在哪又很难深思一步。警察追凶是天经地义，我们对张自力在期待些什么？
导演刁亦男在这里给出了和本书一样的答案，他用两个连续的场景表现这种价值观。酒桌上不给破案功臣官复原职是言而无信，舞厅里演技炸裂的独舞是孤独无依。观众很容易从这些联想到，这是社会对他的进一步拒绝和不接纳。
更深一层是来自于“我们”和“他们”的双重价值观批判，张自力为了重回岗位不惜出卖爱人，成为了一个拼命靠近权威的“积极分子”。这不仅为工人阶级所不齿，甚至还期待这些“积极分子”也被其他群体鄙视。酒桌上的群像回应了这种期待，领导的爱答不理具像化了工人阶级对于上层的想象：你要是这么做事，“他们”也一样看不起你。
说回本书，书里恰巧也在第七章之后安排了一个同样职业的故事，原谅我没法找到一句适合发在网络媒体上的话来引用，精彩之处在第116页。我身边也有初中挚友在沈阳从事这一职业，私下见面时他反而会特地做些无伤大雅的出格举动。我挺理解的，不是耀武扬威，就是单纯不想让大家觉得他成了另一部分人。或许这一职业天生就既是“我们”，又是“他们”吧。
作者把“是否社会”这一话题往“我们和他们”方向引导是精彩的，因为究其根本，这是一种对背叛的道德约束，与黑帮片里对待叛徒各种物理上的“家法帮规”是同一类东西。
在这个语境下面对成为“我们”还是“他们”的选择，置身事外是一种特权，它受赐于家庭。
第141-142页：
不同人对“学坏“的理解不一样。对于初中生和高中生来说，那个就在身边游走、不断出现，而且时刻准备干扰你的”社会“，是所有问题的根本。……
……
工人阶级子弟在成长过程当中，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果他是一个肯学习并可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的人，那就让他尽量远离社会干扰；如果他学业上没有前途，那就必须拥有社会生存能力，更具社会性。……
拥有这种特权的人，被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8中称作“奖学金男孩”，即便翻译成中文，也不难读出其中的批判意味。显然书中的两位医生都位列其中，但相比而言，张医生更加适合做这个词的代言人。
伊险峰与杨樱总结了其成长经历：一是家中强烈的上升愿望，母亲杨淑霞14岁在沈阳打工买房的奋斗经历，在婚后以某种形式继续影响着家庭；二是坚决地与社会切割，从家里差遣大哥张晓翔“护送”张医生去大学报到就可见一斑。
”奖学金男孩“从工人阶级内部筛选而来，在家庭的指导下与原生群体切割，作为其代表向更高的社会阶层发起冲击；反过来，他们自身的工人阶级属性和意识也在向上攀登的过程里不断剥离，并因此承受群体内部的孤立，等真爬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外部社会后又显得无所适从。
“奖学金男孩”是被动的“积极分子”。
事实上，包括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内的整个原生群体，对于他们选出的代表是否应该彻底割裂、跻身上游也有着矛盾而复杂的心态。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例子是，各路长辈很喜欢跟我说的一句话：“唉，出息啦。”
书中，“奖学金男孩”对未来的个人成长构想，还有一处补充说明也极为精彩，引用自孙立平的《转型与断裂》9：
第411-412页：
……总体性精英。说存在一种“同时拥有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人”，并将其浓缩为一个代号“TC”的人。
……
在90年代中期以前，TC之所以在各种资本中游移，不断调整，不断掠夺资源，其实倒不是出于对自身多样性的追求，而更像是因为他们实际上与普通人一样对前景迷茫。他们也不知道未来是政治资本发挥更大作用，还是文化资本可以让他们“独善其身”，或者是赚足足的钱最踏实。……
可惜两位医生不是TC。在夹缝里，大隐隐于市的“专业人士”是唯一选择的终点。
张医生与王医生是我父母的同辈人，也是工人阶级中的第一代“奖学金男孩”，其出现的原因是家庭——准确地说是母亲，对于社会转向的敏锐观察和判断。两位医生是那代工人阶级里割离而出的佼佼者，而没能成为佼佼者的那些，自然而然地把希望寄托到了下一代人身上。
在我长大的过程里，从进入高中开始，身边几乎就都是“奖学金男孩”了。我们出现的原因不再是家庭的敏锐，而是两位医生那代人已经给这个社会展示，这是人心去工业化的必经之路，我们非走不可。最近和高中同学交流大城市里的同龄人，我们都经常表现出相似的不解，当然，那些同龄人也不理解我们。
初中以前的同学们也有年纪轻轻离开校园之人，以各种姿态步入社会，如今我猜很多都已经结婚生子。我会想象他们对下一代的教育，大概是以人到中年幡然醒悟为主流，催促着孩子尽全力踏上“奖学金男孩”的道路。
“奖学金男孩”的路没有终点，如果这代人没能完成，那就不得不再向下延续一代或几代，直到翻越为止，要翻越的正是更早的攀登者构筑起的围墙。
至此，张医生与王医生的成长故事，完。
还记得这篇文章里上一次提到“东北”俩字是什么时候吗？是不是又觉得通篇都在写“东北”？
如果你回答“是”的话，那说明我的障眼法非常成功，我在行文中段开始就有意地把所有东北叙事换成了工人阶级叙事；如果你回答“不是，你写的都是工人的事，我看出来了”的话，那我更开心，因为你已经发现了这套叙事的本质，即：严肃的“东北文艺”里，东北只是个舞台，演员是衰落的工人阶级。
但不得不说，这片土地确实是绝佳的舞台，因为这里有全中国最漫长的寒冬。
里面短袖短裤、外面裹着一人来高的加长羽绒衣，这是国庆前夕校园运动会的标准dresscode。这种像棉被一样的保暖设备非常适用于这个场景，穿脱快速、保暖性好。当然，这肯定有点保暖过度的成分，但要是哪年碰上一大早下雨雪降了温，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这里隐含的一条信息是：如果你愿意，9月底已经可以开始准备入冬了，而且这还只是离南方相对近的沈阳。
相比之下，供暖期可能更客观。那么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每年11月初到4月底，整整半年里的每一天都是东北的冬天。以上各类文艺作品中，经常用“怎么熬过这个冬天”的形式表达对漫长冬季的担忧，在其中我们会更多注意寒冷，从而忘记更大的担忧源自饥饿。
饥寒交迫，一直是中文世界里对窘境最直白的描述，属于“挨饿受冻”的书面版。这个词的精妙之处在于“交迫”：在饿的时候，冷会显得更冷；在冷的时候，饿会显得更饿。当你想描绘一群饥饿的人，你就应该去最冷的地方找。或者咱们再换个说法，当有一群人，饿，还站在风雪里，那这个地方就天然地成为了舞台。
当所有的窘迫排山倒海而来，你就分不清这人到底是冷还是饿了。
所以，在这些的再深层，饥饿还会引申出并不实际存在的寒冷。从人的角度来说，这是没有足够能量导致了感官上的寒冷；而从文艺作品的角度来说，这是把困难境遇比作了寒冬。
明面上和暗喻里的漫长寒冬，在东北合二为一。
我第一次意识到东北文艺作品里火是个共有意象，是在读《平原上的摩西》的时候，如果说庄树只是个普通的淘气小孩，那李斐的出场着实称得上惊艳：
第7页：
小斐把火柴盒捡起来，从里面抽出一根火柴，划着了，盯着看，那时候天已经黑了，没有月亮，火柴烧到一半，她用它去点火柴盒，老李伸手去抢，火柴盒已经在她手里着了，看上去不是因为烫，而是因为她就想那么干，她把手里的那团火球向天空扔去，“咝咝啦啦”地响，扔得挺高。
欣赏完文中提到的所有文艺作品后，我终于能在脑中剪辑这个蓄谋已久的蒙太奇：《钢的琴》里的炼钢炉火、《白日焰火》里的白日焰火、《森中有林》和《漠河舞厅》里的大兴安岭山火……
作为共有意象，散落在每个故事里都有不同的内涵，有些在创作时也并没有被赋予特殊意义。但在我过度解读这些作品的时候，还是发现了一些火在这些作品里的共性。
火作为人类的原始崇拜之一，最核心的作用是对抗寒冷。
在这个明面上和暗喻里的寒冷合二为一的地界，对抗寒冷的东西很容易被抽象出来，当作希望的化身。但创作者们选取的载体又极具特点，一部分极脆弱，一部分极暴烈，很准确地刻画了希望的一体两面。
密集地出现在舞台上的道具，也经常能让人联想到演员。火不仅是创作者给角色们以仁慈的希望，同时也可作为工人阶级及其文化的一种化身，脆弱且暴烈、迷人又危险，他们本身就是经济寒冬中的希望。
这里，火既是其并列于希望和工人阶级的三位一体关系中的一环，他们具有共同特征；同时又是将希望输送给工人阶级的通道，是让我们明白其间关联的纽带，是支撑起精神内核的那个等号。
再跳回作品外的现实里，我通篇都在试图解释，所谓“东北文艺”其实是“工人阶级文艺”，它也是漫长寒冬里燃起的焰火。它脆弱且暴烈，忽明忽暗，在某些温暖的日子里懂事地偃旗息鼓，又在某些需要对抗寒冷的时刻重新闪亮，熠熠发光。
这时，我们便称之为“复兴”。
聊到这里，“东北文艺复兴”的意义已经变得极重，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它正名为“工人阶级文艺复兴”了？否则对山海关外的工人阶级也不太公平。
在《知识分子与大众》10中，知识分子与大众处于权力结构的不同位置上。而我们的社会中，文艺工作者们却是工人阶级的孩子。在祖辈们构建工人阶级精神的那天，特地勾画出了其中的核心：“不能背叛工人阶级”，仿佛他们已经预判到了早晚有那么一天。在那一天到来之时，背叛会变成抛弃，抛弃会变成遗忘。而这一切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已成定局。
于是，在日渐衰老的他们心中，工人阶级的精神内核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我们普遍将其视作对外部世界的妥协：“拉倒吧”。
这里，我斗胆对前辈的文艺工作者们的作品下一个定义。当代的工人阶级文艺复兴，是对其悄然变化后的精神内核、对其向外部世界妥协后的要求的一种回应，也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想给他们的回应：
承认我们的背叛、抛弃和遗忘，承认他们的贡献、荣誉和尊严。
寒冬未尽，焰火不止。
我生在1995年底，完成拙作的这天差不多就是我26岁的生日。看这些作品时，我时常疑惑在那个年代父母是哪来的勇气生下我。
我一直不是个爱读书的人，文学上一次集中出现在我生命里，大概是初中语文阅读。当时的语文老师总夸我阅读理解题做的不错，最近每每回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十分需要见她：在低落的日子里，索要一些表扬。
自从18岁选了读地理，经常觉得自己离这个世界的日渐遥远。想要离人近一点，调整了方向做人文地理，结果抛下了仅存的理科属性后更是和周遭的一切南辕北辙。毕业有幸加入某智库做一年gap year，回到家乡沈阳为区域发展出谋划策。说是出谋划策，其实也就是带着抱怨和嘲讽的心态对政策和效率指指点点，整日说些“可算明白东北为啥发展不起来”的废话。
后来留学读研，不知道对地理的热情又从哪个器官内涌回来，读了个排名还算靠前的“Urb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美其名曰兴趣导向，但其后就读的两年中，Urban和Economic间我总能坚定地选择朝钱看，坐在一众白左（此处不分褒贬）同学身边格格不入。现在想来，“毕业就失业”也算是对不虔诚的左右横跳的一种惩罚。
刚刚回国在上海解除隔离的时候，刚巧遇上些关于“北京上海哪个好”的讨论，和儿时偶尔会被问到“清华北大上哪个”一样，我义不容辞，当真觉得这两者都是摆在自己面前、应该认真衡量的问题。只不过讨论的结果我没能预见到，大家几乎一边倒地觉得上海比北京好很多。
我飞舞在键盘上的指尖并不不承认，但心里知道：这次出问题的可能是自己，不是大多数。
我试图去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大家不觉得北京比上海好。找着找着，在沈阳的第二期隔离也结束了，我回到父母家中“短暂”休息，开始了在客厅玻璃前每日沉思。望着铁西区这片雾霾之海，供暖烟囱作灯塔，赫鲁晓夫楼为礁石，我在其中神游，大概也算冬泳的一种。
这一游就是几个月。
然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大家只是在探讨更宏大的议题时受阻，迫不得已降格于讨论南方北方。为体现公平公正，双方各派一名选手出来单挑，这才有了“北京上海哪个好”的问题。
写到这里，我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也就差不多完整了。
注：如无特殊说明，文中照片均由本人在沈阳拍摄。
此内容由惯性聚合(RSS阅读器)自动聚合整理，仅供阅读参考。 原文来自 —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