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你永远只能选择一次，但电子游戏却给了我们重新来过的可能。其中，好游戏会给玩家这样一种感觉，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做出比上一次更好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游戏能让我们一遍又一遍持续游玩下去的原因。

从这层意义来说，《Beholder》无疑是一个好游戏。但不同的是，游戏中每每你以为自己这次做出的是更好的选择，但到最后却总事与愿违。于是，伴随着你一次次重复游玩过程的核心体验，并非不断提升游戏水平的快感，而是一种宿命般的压抑。这或许正是《Beholder》所呈现的那段真实历史中的真实情绪，它曾在人类社会的某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期，变成人们的日常生活与集体记忆。

在游戏中你是卡尔·斯坦，一名公寓管理员，你负责房屋的出租与修缮，还要时而帮助房客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你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秘密警察，你被要求通过摄像头监视每一位房客的一举一动，并将他们的行为和癖好汇总为“档案”报告给秩序部部长，以赚取微不足道的薪水。有时，你还必须完成来自部长直接下达的命令，包括驱逐、接纳，甚至谋杀某位房客，至于理由，并不重要。

如果卡尔·斯坦是独善其身，那么游戏难度会陡然下降，如果所有的选择只与自己有关，那么选择永远不会太难。但很不幸，卡尔还是一个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靠着微薄的收入，你要供养全职在家的妻子、年幼体弱的女儿和正在大学就读的儿子。你必须在有限时间里攒够积蓄，才能在必要时满足家人的愿望，甚至拯救他们的生命。

在如此设定之下，《Beholder》的游戏本质就是选择。你想要遵循良心的召唤保全某个正直善良的房客，还是承担父亲的责任维护家人的前程乃至性命？有时你会以为自己找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但很快，突如其来的意外和纷至沓来的账单又会把你拖向深渊边缘，你必须再次选择，或者，干脆永久失去选择的机会。

比如对于席默尔一家。他们是游戏初始住在公寓的三家房客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对你和家人展现善意的家庭，当你的妻子需要一口深煮锅，而儿子又急于得到一套价格不菲的经济学书籍时，是席默尔和他的夫人慷慨相助。于是，当部长下达驱逐席默尔一家的命令时，我的第一次选择是为他们找出一条安全而体面的退路。几次摸索后，我成功地把席默尔一家送上了开往海外的货船，就在我以为付出的周折和经济代价是值得时，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足够的钱给病危的女儿买药了。接着，过场动画交代了女儿的葬礼。

再次游戏，我决定把女儿的安危放在首位，选择做“恶人”，不再为席默尔支付贿赂船员的费用，任其自生自灭，毕竟在上一周目我得知，即便登船，席默尔也会死于海难。既然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么干脆什么都不去改变，多么熟悉的犬儒逻辑。但又如何呢？当攒够20000元给女儿买药，却很快又面对一笔更加昂贵的医疗支出。好不容易再一次把女儿从生死边缘拉回来，妻子又在寒流中患病去世。

没关系，游戏给了你再做选择的机会，想选多少次你就可以选择多少次。于是你再开一个存档，为了让家人全部活下来，你不得不变本加厉地偷窃、嫁祸和敲诈。当你等到了新明天运动的到来，以为曙光将至，但却发现，之前的选择让你失道寡助，以至于没有办法通过秩序部的忠诚评议。最终，卡尔·斯坦一家重复了前任公寓管理员的遭遇，被警察带走。旁白告诉你，卡尔·斯坦和他的家人，没有一个可以成功活到年底。

游戏给了你无限次重新选择的机会，然而当你发现选择没有意义时，这就是荒诞的本质。这荒诞只是游戏的规则？亦或，它是真实的历史。

《Beholder》的设定让人很难不想到乔治·奥威尔著名的小说。在《1984》的世界中，人们的生活无不笼罩在老大哥的注目之下。秩序部、卡尔·斯坦和房间的摄像头，就是游戏里的老大哥和他那一双双监视的眼睛。但在真实的历史中，老大哥使用的却是比之更加恐怖的手段——告密者。秘密警察不是一个政府部门的岗位，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拥有的身份，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一言一行被记录在了“档案”之中，而把这些汇报给有关部门的，可能是你邻居、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甚至，你的家人。

据说，先前走红的电影《窃听风暴》的主演乌尔里希·穆埃之所能把秘密警察的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是因为多年以后当两德合并，档案解密，他发现他身边的告密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朝夕相处的妻子。而在前段时间读过的一本《布达佩斯往事》中，作者卡蒂·马顿拿到了一份属于父母的档案，但他迟迟不敢打开这份档案的原因，是担心它会揭示父母难以启齿的往事（虽然后来证明父母是正直的）。可见对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通人而言，老大哥和他的告密者可谓是终生的梦魇。

然而这些告密者是一般意义上的坏人吗？有些，或许是的。有些，或许因为他们只是卡尔·斯坦。他们知道，任何选择都指向一个绝望的结局。我们无法对人性有过多的苛求，况且是在一个最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