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同盟”的齿轮停摆十五年之后，在1831年革命战士鲜血的润滑下又隆隆作响。俄罗斯、奥地利与普鲁士不约而同地加紧对波兰人及其本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血腥镇压。会议波兰王国的独立地位遭到沉重打击，宪法被废除后，维尔纳大学、华沙理工大学、克热梅涅茨高级中学、华沙之友协会等文教机构被强令关闭。维尔诺及整个波兰的教育体系几乎被摧毁，俄语和德语被强制推行。3176处施拉赫塔的地产被剥夺，当做奖励赏给了俄国贵族，约一万名军官被送进苦役营，立陶宛和沃伦约四万个小贵族家庭被流放西伯利亚。妇女身着黑衣，寓意对祖国命运的哀悼。

1833年华沙城修建了巨大的监狱及堡垒，约十万俄军驻扎在波兰各地。镇压十一月起义的俄军将领伊万·帕斯凯维奇颇得尼古拉一世的赏识，他被授予“华沙亲王”头衔，相当于波兰的全权总督。帕斯凯维奇奉命统领一支大军驻扎在华沙，试图压制这座桀骜不驯的城市。同年，俄罗斯当局下令进行战时管制，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方才结束。此外波兰人还被命令向俄国递交2200万卢布的“战争赔款”，战争与海关壁垒又导致大批波兰民族资本破产，外国资本撤出，会议波兰王国又陷入一片萧条中。

普鲁士政府将波兰农奴从封建依附中“解放”出来，又立刻对他们实施更为沉重的资本压榨。农民被要求缴纳高额土地赎金和3/1的耕地面积，结果许多农民连土地都没了，陷入彻底的赤贫。无地农民为了活下去只能给地主服劳役，农村的阶级斗争问题非常尖锐。但另一方面，许多无地农民涌入城市，让当地手工业和城市化蓬勃发展起来。波兹南田庄引进了现代化生产方式，农场生产力大幅提升，与之相伴的是人口提升。

不愿加入革命派的贵族和精英阶层寻求在占领国政策下努力发展本土工商业、文化和教育事业，并且取得了不错进展。占领国政府对这类顺从的态度较为满意，他们给予愿意从事相关工作的波兰人以优惠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这种工作被波兰人称为“有机工作”（praca organiczna）。纺织业、钢铁业与铁路建造业开始兴起，波兰社会仍在健康运转。

但尼古拉一世的暴力威吓没有吓倒波兰革命家，只是坚定了后者斗争到底的决心，革命运动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愈加壮大，波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流亡运动出现了。尽管受到其他专制国家的阻碍，但还有近一万名起义的参与者成功逃往国外，多数是军人。所有流亡者中四分之三是贵族，其余是市民与农民。三分之二的人定居在法国，其他人分散在英国、瑞士、比利时、美国和其他国家。他们代表了波兰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精英。此后的十五年，许多波兰人不愿被俄国统治而移民全球，史称“大移民时代”（Great Emigration）。

法国和其他专制国家唯恐损害对俄关系，原本不愿接纳他们，但波兰流亡者向当地居民宣扬他们反抗沙皇暴政的斗争赢得了普遍的赞许与同情，当地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波兰革命家终于可以落脚休息，他们反省和思考十一月起义的教训、政治理念与下一步的革命斗争。拥有欧洲最进步革命理念的波兰人因山河破碎而流落他乡，其中的痛苦与激愤，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思考，与其他国家革命思想的碰撞深刻影响了下一阶段波兰文化的主导者，如亨利克·显克微支。这段历史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波兰文明的演变。

早在十一月革命之前，波兰革命者之间就出现了争论与分歧，战争的不顺利将分歧扩大，又催生了更激进的派别。在法国，波兰流亡者围绕着如何争取民族独立、如何进行革命斗争以及解放农民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思想政治辩论，密茨凯维奇也在其中。第一个流亡者的大型政党是前华沙大学教授约阿希姆·列列维尔在1831年12月5日于巴黎建立的“波兰民族委员会”，笼统地说，他们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列列维尔的理念是团结所有波兰的政治流亡者，用武装力量打击占领国，拥护共和制，废除农奴制，实现公民平等。

另一大主要派别是亚当·耶日·查尔托雷斯基公爵领导的保守贵族派，又被称为“朗贝尔旅馆派”。该党派的理念基本沿袭了《五·三宪法》的内容，即建立一个以拥有财产而且受过教育的选民为基础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国家。查尔托雷斯基有作为老一代资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的保守理念，他认为单靠人民大众的有限武装斗争无法拯救波兰，必须取得英国、法国甚至奥斯曼帝国的外部势力支持，对此他全力维护《维也纳条约》中规定的波兰自治权力（现已被俄、普、奥破坏），试图用传统贵族阶层的“游戏规则”达成他的政治纲领。

查尔托雷斯基虽然是保守贵族，但他也有其他平民激进派所没有的长远眼光和政治智慧，他明确指出要使波兰民族起义获得成果，必须达到两个条件：其一，必须和俄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某场主要的欧洲战争结合起来；第二，必须拥有广泛的农民支持；查尔托雷斯基的观点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激进派的观点是错的，事实上无论何种观点，在1831年的欧洲都有相当地进步意义。

1832年3月17日，波兰民族委员会内部因革命路线不同发生分裂，资产阶级民主派组建了“波兰民主协会”（Towarzystwo Demokratyczne Polskie）。协会很快发表了成立宣言（又称“小宣言”），该政党的理念是在消灭封建农奴制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农庄。而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派更为激进，以塔德乌什·克伦波维耶茨基和亚历山大·普拉斯基为领导人。他们主张不光要废除农奴制，还要消灭地主阶级，把土地切实分给农民，他们表示：“公有土地及其成果为人人所有。”以当时欧洲的阶级矛盾与生产关系情况来看，这种空想共产主义无疑是不现实的，但这证明波兰革命思想的进一步成熟，以及真正重视这片土地上的无产阶级。

后来，因为克伦波维耶茨基多次公开反对保守贵族，以及思想过于激进而被开除。

1832年12月，法国政府查封波兰民族委员会，列列维尔被迫出走瑞士。委员分布各自为政，又出现了更多党派。朗贝尔旅馆派将查尔托雷斯基几乎塑造为波兰国王，但他们站在贵族阶级一边，并不想发起彻底的社会革命，因此逐渐被冷落。

密茨凯维奇成了波兰最伟大的流亡诗人，他将波兰革命事业与某些宗教元素联系在一起。1835年，密茨凯维奇在他的作品《非神曲》中展现了一种启示录式的预言：旧的社会秩序将被“饥饿和贫穷者”摧毁。这样的怪诞言论自然饱受批评，但以今人的角度看，该预言具有离奇地真实性。弗里德里克·弗朗西斯克·肖邦以琴键作武器，用纯粹的波兰浪漫主义热情创作了无数传世经典，成为波兰民族最伟大的偶像之一。

波兰民主协会矢志不渝地准备武装斗争，在几次失败的尝试后，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孤军奋战，很快与意大利烧炭党（Carbonari）取得了联系。烧炭党一度是西欧最大的国际革命共和主义兄弟会组织，从法国开始，西欧各国都建立了烧炭党。该党的纲领是反对异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以及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列列维尔与克伦波维耶茨基分别和烧炭党的右翼和左翼建立联系并各自发动起义行动，均遭遇失败。烧炭党式微后，欧洲革命的火炬交给了由意大利革命家朱塞佩·马志尼建立的“青年欧洲”。列列维尔随即建立“青年波兰”以为呼应。青年波兰党与青年意大利党准备在加利西亚发动起义，但行动被奥地利当局挫败。

1835年，波兰民主协会的普瓦捷分部掌握了组织领导权，他们在1836年12月4日在普瓦捷发布了“普瓦捷宣言”（又称大宣言）。大宣言是保守贵族派和激进民主派的调和产物，它重申了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强调团结国际革命力量。土地改革方面，大宣言没有采纳土地公有共产的激进理念，承认私有制是社会关系的基础。

克伦波维耶茨基强烈反对大宣言，他受到英国朴茨茅斯分部的支持，1835年10月30日，朴茨茅斯分会宣布脱离波兰民主协会，成立“波兰人民村社”。克伦波维耶茨基认为大宣言实际上是用资本主义剥削替代封建剥削，并不是真的废除剥削制度。他们的纲领是通过农民革命消灭地主阶级，通过人民解放武装赶走侵略者，建立人民共和国。而且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由村社分配给农民永远使用。除此之外，波兰人民村社还号召波兰、乌克兰与俄国被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反抗沙皇统治，还要建立波兰的独立教会。

波兰人民村社的政治纲领具有前瞻性地批判并越过了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无阶级社会的空想共产主义领域，在波兰革命史上，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尽管在初期流失了大批支持者，但查尔托雷斯基仍未放弃，他先是在1833年与卡利什的自由派贵族结盟建立了“民族团结联合会”，继续宣言他的君主立宪制理念与“自上而下”的改革。1834年，“五·三君主协会”建立，他们在欧洲不停吸纳有宪政理想的自由派贵族，势力也逐渐壮大起来。朗贝尔旅馆派在欧洲为为英法的外交政策四处奔波进行反俄宣传，他们希望挑动其他国家对俄仇恨，最好引起联合反俄战争，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波兰恢复独立。但以英法为主的欧洲大国虽然对俄国并无好感，但也不想为了波兰对俄翻脸，查尔托雷斯基的努力尽管为他个人赢得了良好的声望，也为巴尔干地区的解放提供了帮助，但没有对波兰独立带来太多帮助。

早在1833年，巴黎的革命家就建立了武装斗争组织“人民复仇社”，由约瑟夫·扎利夫斯基上校率领一支游击队计划从奥地利秘密返回波兰策划起义，但由于缺乏农民支持，行动失败。1835年，列列维尔在克拉科夫秘密建立了“波兰人民协会”，次年就被秘密警察破坏。1837年，奥地利政府又摧毁了博赫尼亚的“波兰人民总同盟”，领导人被捕后收到监禁和处决。

1840年，随着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波兰核心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民、市民和手工业者愿意参加革命运动。华沙诞生了新的革命组织“波兰人民同盟”，它的领导者是爱德华·邓博夫斯基和他的表哥亨里克·卡敏斯基，两人出身贵族，但愿意放弃贵族身份投身于人民之中。邓博夫斯基的主张和后世的社会主义如出一辙，他希望在波兰建立一个消灭剥削现象的崭新时代，他指出：“自由是人民生存的目的······哪里没有私有制，哪里才可能有自由！”

波兰人民同盟与“农民同盟”取得了联系，后者是农奴出身的神父彼得·什切根尼建立的革命组织。什切根尼本人对波兰农奴被剥削的现象有切身之痛，他用宗教为掩护向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农民对邓博夫斯基难以理解的乡村社会主义理念毫无兴趣，对什切根尼青睐有加。什切根尼的语言简朴有力：“地主老爷剥夺了你们的一切······把你们当做奴隶······他们必须归还你们······如果他们不想自愿交出，那就必须用暴力夺回，不要再对国王和地主老爷承担任何义务，不要为他们服劳役。”

波兰革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并且努力争取农民支持，试图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淹没一切反动派。1844年10月，波兰人民同盟的领袖马祖尔凯维奇准备立刻发动农民起义，但被地主告密，起义再次失败。1843年，无孔不入的沙皇秘密警察再次发现并破坏了华沙的波兰人民同盟，邓博夫斯基出逃，卡敏斯基被流放。邓博夫斯基辗转来到波兹南，在那里和当地的“平民同盟”合作，但在1845年又被地主告密。邓博夫斯基百折不挠，又来到加利西亚帮助当地工人发动反资本剥削的起义，结果起义被普鲁士军队残酷镇压。1846年，邓博夫斯基参加克拉科夫起义，在率领游行队伍抗议时被奥地利军队开火击中，壮烈牺牲时年仅24岁。邓博夫斯基原有高贵的血统，本来可以衣食无忧地度过一生，但他满怀革命救国之志，毅然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反资本剥削反民族压迫的革命独立斗争中，一生为无产阶级和祖国的未来奋斗，被后世誉为“红色贵族”。而当时的波兰，还有千千万万个邓博夫斯基那样的革命者毁家纾难，誓死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