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纪念10月8日由USC中文剧社“五号门”发起的广播剧制作《不可儿戏》。愿制作顺利。

由于总篇幅太长，拆作两篇文章发布，上篇根据各类关于王尔德的八卦、传闻等试着想象他到底是怎样的人，下篇会就各类作品本身“反推”王尔德的创作动机与心境。我觉得排开那些主流的、基于性别运动的对王尔德的分析外，他个人应当还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可以了解。

文中涉及王尔德的大部分传闻都是众口相传，若无特别指出则默认为不出自明确的、严谨的史学文献。

如果对于上篇感兴趣可以点进我主页。那里也有一些游戏感悟、动漫考据、戏剧制作经历，以及挤不下的情感。

那么我们开始。

在正文开始之前想和大家聊聊最近的番剧《奇巧计程车》中的桥段。为尽可能避免剧透，我只能说：某位角色在约会软件上装作上流社会人士，本以为能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谈恋爱，却遇上了仙人跳。

期间各条故事线穿插，各类场景由观众与角色信息不对等引发角色失控以及情节失控的双重吸引力，让我不看到真相连觉都睡不着，属实把情节起伏整明白了。贯穿整部作品的关键内容就是“身份”与“误解”。我常说《奇巧计程车》是“基于情感的推理剧”，如果你不能感受到角色的社会身份带来的情绪和驱动，是无法完全理解整个故事的。

尽管是如此可怜又可恨的人，得益于他正气凌然的好兄弟，最终也落得一个踏实生活的好下场，无论是性格的成长还是境遇的转变都在预示着生活在向美好的方向发展。我见过部分评论有表达，凭什么这样原本混吃等死的、说不上单纯善良的角色，能在强装大款之后得到相对美好的结局。我们时常希望也被要求在故事中要“好人有好报”，哪怕是虚构性故事。

但编剧此元和津也似乎从不意在要求角色符合某种道德准则，只简单希望在平凡人物很难确认自己身份的互联网时代、每个人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就好像王尔德在《不可儿戏》中所讲述的故事一样。

“你的语调应该更加上扬。我不希望这一部喜剧在开头情绪就被拉的这么低。”

排练第一幕的时候现场导演指正配角“男仆老林”开场时的语调问题，我像躺到床上才意识到下了一整天雨一样、突然才反应过来《不可儿戏》原来竟是部喜剧！

故事梗概是两个主角借“任真”这个名字和身份在城里和乡下沾花惹草，却使得他们各自的心上人产生了误解。一番啼笑皆非的折腾、掺杂着对于当代恋爱观的质问之后，他们选择了坦白，并最终得到了心上人的谅解和爱慕。剧中人物大都带有明显的人格缺陷，但王尔德丝毫没有要求他们遵守道德、做个好人。

《不可儿戏》的两位主角都编造了大量谎话却得到了美好的结局，整个过程充满了维多利亚时期上层社会社交方式的荒诞与虚伪。除开数量恐怖的双关和谐音梗，还有大量的暗示和影射在借着角色的嘴骂现实的人。剧中几乎所有的赞赏都是阴阳怪气，日常对话也都是戏谑的腔调。听上去看上去很滑稽，整个舞台充满快活的空气，但深挖下去就会发现每个人物背后的悲哀。王尔德日常的表达习惯也融入了人物对话，带着很多的比喻的长句式，非常考验演员把握对话节奏的功底。

虽然原剧名直译是《诚实很重要/做为“任真”很重要》的英文双关，但余光中先生翻译的剧名简直像是一句笑骂。而玩起这种身份游戏并乐在其中的、最后只一句“不可儿戏！”般笑骂着就当过去了的、腐朽愚蠢的当代上层阶级，恰恰正是王尔德在落难后想要批判的对象。这般看来，尽管中文版翻译中还有很多没法实现英文原版那样精妙双关的地方，这个标题也足以驳回所有对于翻译水准的非议。

注意此时的王尔德已经被他同性爱人波西的父亲盯上并着手开始作祟，在《不可儿戏》初演同年被打入大牢，直到两年后才获释；出狱后放弃与妻儿复合，也只和他的老相好波西重归于好了几个月便分手，又落得孤苦伶仃的境地。亲离子散和破产对于他创作风格也有深远影响，无论是《雷丁监狱之歌》还是接下来要聊的《自深深处》，都能侧面看出王尔德在他并不年迈的晚年仍在坚持什么，又深深动摇了什么。

简单翻唱和听译了Gotye的《Somebodythat I used to know》。

这首歌其实很好的概括了《自 深深处》的全内容（笑）。当时发生的事情确实是王尔德被其同性爱人波西的父亲反起诉鸡奸后、当局发出逮捕令时，请求波西从伦敦前来巴黎出面作无罪证明，波西却隐去身份独自逃亡；劝告王尔德逃亡的友人们作鸟兽散，王尔德本人则听从他作为著名诗人的母亲的意见“像个男人一样留下”。这也是那一句决绝的“火车已经开走了。太晚了。”的出处。

服刑其间，就连王尔德的妻儿都隐姓埋名移居意大利，不再与其往来。当时的文学界也只有屈指可数的知名人士愿意坦率的维护他的名誉，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萧伯纳。萧伯纳年轻时熟读马克思、卢梭等思想大家，自己也是名著无数。这样一位剧作家愿意挺身而出在文坛为王尔德的人品辩护，可想而知王尔德本人并不像他笔下人物或当代花花公子般败絮其中，反而应当是极具思想深度的和前卫的；或是用戏剧评论常用的词来说，“先锋”的。

为帮助你们理解当时在历史上的时间节点，分享一个冷知识：萧伯纳平生热爱苏联的共产主义，晚年也曾游历中国，与宋庆龄、鲁迅等名人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书籍内容其实是截至王尔德1897年出狱时的书信集，死后才在1905年被整理出版。全篇纯粹又深情，没有指桑骂槐，也没有什么影射，全是真事儿（姜文笑）。有趣的是，书名的翻译又是很棒的双关：可能是来自心底深处，也表示了来自牢狱深处。

虽说整本书信属实拧巴，如果不了解王尔德晚年恋情经历或者对其不感兴趣的读者绝不适合去读这本书信集，因为只看内容丝毫读不出以往的文学水准、也没什么内核可以探求，甚至连情绪都有点散乱了，更是找不到丝毫唯美主义的思想。

读完基本和（我此生从没体验过的）“女闺蜜来和你吐槽渣男”体验类似。前半段在扭扭捏捏的骂他的同性爱人波西、后半段又表露出希望与其合好的意愿，就好似恨的不是波西，而是“爱情“本身——这个虚无缥缈的自定义概念成为了王尔德说不出口的抨击对象，也是与过去诀别所需的所有借口（但我确实体会过分手后被对方搬家拉黑一条龙）。

可回望他所抛弃的过去，尤其是他创作的童话，似乎这种悲观的浪漫自那时起已然初露端倪。

为了让《夜莺与玫瑰》更适合小朋友们，我把前半段稍微修改了一下：夜莺并不是撞向枝丫、用胸膛中流出的血将玫瑰染红；而是在舞会前夕发现玫瑰仍含苞待放，急切地用饱含爱意的歌声唤醒了尚未绽放的花苞，衔起一朵最为舒展的带去给自己的意中人。

然后男学生爱扔就扔，爱追求珠宝就追求珠宝，无所谓好吧。因为我要把结尾写成：男学生抛弃了夜莺的红玫瑰，但在春天第一片盛开的这红玫瑰丛让蜗居了整个冬天的人们回忆起了心中的冲动和懵懂。镇上的情侣们在表白那天一定要来到玫瑰丛前，感谢夜莺唤醒了他们心中被冬天锁住的、对于爱情的渴望。

夜莺这一意项我们早在浪漫主义时期的老前辈约翰·济慈的《夜莺颂》里就能读到，早在浪漫主义初期就被借来作一个美好而无力的形象。夜莺的毛色并不绚丽、常为灰褐，但鸣叫声很多样、音域跨度超越人类，也是少有的会在夜间鸣唱的鸟类。双标的人类啊，夜里猫叫就说要拉去节育，夜里鸟叫就能写成诗集（笑）。

无论是破产后，在狱中，亦或是刚遇到自己的真爱，王尔德始终没能勇敢的直面他为自己下的绊子，也就是他对自己理想中的爱情的信仰：

爱不应有理由，不可被捉摸。爱情必然会导致牺牲，并由于主观赋予的正当性单方面升华为奉献，而未必具备客观价值。

但或许是意识到童话并不具备足够的力量，王尔德对于童话创作浅尝辄止，并同时对小说界和后来的戏剧界发起了挑战。

《道林格雷的画像》是王尔德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有改编为现代版的翻新小说、也有基于小说改编的多国影视作品，甚至有国内作者译写为发生在台北市的故事，基于道林·格雷这个人物的创作更是数不胜数；但我个人认为都缺失了王尔德对于表达方式本身的较真，不太喜欢。虽说是长篇小说集，读起来并不算无聊，也继承了王尔德一贯的幽默俏皮和辞藻华丽，并开始表露自己对于同性恋的态度。

遗憾的是，1895年审判时这本书出现在了最不该出现的地方——法庭上。波西的父亲连“鸡奸”都拼不对，却能通过断章取义这本小说作为呈堂证供，属实是当代社会风气扒了王尔德的底裤，还要用底裤来抽他。

道林·格雷是经典浮士德般与魔鬼交易的角色，天生英俊美貌的他爱上了画中的自己，从而与恶魔交易，自己永葆青春、让画像承担一切沧桑与罪恶。后来他玩弄了一个女戏剧演员的感情导致其自杀，可毫无悔改之意的道林·格雷只是因为亲眼看到画像中的自己变得丑恶不堪而受到惊吓，在封藏了画作之后凭借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美貌、完全放纵了自己的恶念。

他越是堕落而无变化，越是被猜忌与心虚来回拉扯，疑心病般不断的确认没有人能看得见画像上他的“真实模样”。十多年后他终于陷入疯狂，谋杀画像的画家后又靠言语蒙骗害得来寻仇的女演员弟弟死于非命。此时他才终于悔过当初、举刀刺穿了画像，惊恐的眼睁睁看着画中人重回青春，自己的皮肤寸寸腐烂。

整个故事就好似在看他照镜子，画中人与现实中人反过来了；鉴于现在都还有很多家装生产商将镜子做成所谓“维多利亚时代款式”，我便认定王尔德对于镜子并不陌生，也很有可能就是将这栩栩如生的画布作为映照心灵的镜子。道林·格雷自始至终不敢面对镜子中真实的自己，反而因为他人“就好像自己从未变老”一般将自己当上层阶级对待，便认为自己青春永驻，直至生命结束仍未能与自己和解。

直到现代也常有人用“浮士德式交易”来描述“盲目的物质崇拜使人失去追求其他价值的动力或能力”。这样说来，现代青年为购买奢侈品而贷款，也是一种浮士德式交易。

由于当时盛行的主流艺术创作理论是以埃米尔·左拉为代表、基于泰纳的社会学文学批判的、一种拙劣的自然主义，王尔德在多次发表社会评论抨击其“摧残了艺术原有的想象力和美”之后，以这部长篇作品展现出魔幻与空想同样具备思想力量，算是对自己艺术界行动派的理念一以贯之。

就和生活中的王尔德一样，他的这部作品放眼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全英国、都见不到类似的。不但立意新颖、设定独特，对于当时虚伪腐朽的上流社会处世礼仪的抨击相比早期的童话犹如猎枪之于火炮，1890年出版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和《不可儿戏》非常不同，这时写成的作品还对于一种理想的道德规范有强烈暗示。但长篇小说的磨练使得王尔德更加把握了精准表达和对话设计的技巧，也为对于身份与本质的矛盾积累了虚构性创作经验，为后来名震戏剧界的作品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很多朋友听到王尔德这个名字，第一反应是花花公子、是男同，又或者是曾用来或被人用来莫名言语攻击他人的想法。但事实上他是很前卫的艺术家和社会评论家、美学思想家，也是在毕业于牛津大学数年后才开始和一位年轻男子的恋爱、一生也只有那一位，也从未以“这样的思维更先进”来胁迫他人改变看法——他的著作恰恰抨击过这种行为，不记得了吗？

所以大可不必揪着那一点点特立独行不放，或是被他独特的恋爱经历（甚至不是性经历，没必要自行补全）吓退。王尔德的作品和知识积累很好的为我们展示了“引领潮流”和“哗众取宠”的本质区别。他也和一位女性结婚，生有两子；也只是因为遇到他自以为的真爱有了一段婚外情，只不过那个人也是男性，只不过如此。

从王尔德成年时，尤其是被逮捕后的经历来看：以一句“火车已经开走了。”拒绝逃避，决绝地与整个旧时代对簿公堂的气魄，他反而比大多嘲笑其性取向的人要更有所谓的“男子气概”，无论从当代还是现代意义上讲。

更不要说他熟读古今圣贤，同时作为语言和行动上的巨人，与人辩论不仅严谨考据、还能拿出自己的实践和作品。加上他作为顶尖艺术家仍对于社会责任有一种自觉，奥斯卡·王尔德并不比我了解的苏联时期的众多俄国文学家差在哪里。

戏剧制作相关的经历让我一直相信有观众的作品才是完整的。谢谢你们让我的作品完整。

我自始至终不是为了试图改变王尔德的大众印象，我仅仅只是觉得一个生平只有46岁、已经在社会非议和贫穷孤苦中死去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要是后世还成为八卦笑料、被当作是古怪滑稽的人，未免实在太惨了一点。所以才想起标题里李剑青《匆匆》里唱到的一句词：只怕我成了全世界的财富，却够不到幸福。

王尔德自己本身已经足够精彩，我只是将我的描述递给你们。你们接到了，我就放下了。

我不知道。我可能爱上过他。只因他是个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