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什么是符号学？符号学是研究传递意义的工具的学科，它是一门研究意义的学问，同时意义分为形式和内容，符号学更关注其形式。符号学目前为止主要有三大体系，分别为瑞士的索绪尔、美国的皮尔斯和俄罗斯的巴赫金创立，后来的卡西尔也做出了杰出贡献。

立陶宛的格雷斯马和俄国的叶姆斯列夫继承了索绪尔模式和意大利的艾柯博采众长。此外，俄国的符号学家洛特曼和雅各布逊等接过了巴赫金模式的接力棒。

而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思潮也分不开，因此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乃至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心理学家拉康以及著名的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和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都对符号学有着重要的贡献。

让我们先挨个介绍四名符号学家，这四位符号学家贡献突出，按另一种分法也被认为是符号学四大模式的开创者。

索绪尔是一名语言学家，可以说是符号学的创始人。他把符号学当作是语言学的衍生，把符号分为能指与所指，并且一开始认为能指指的是形象，所指指的是概念，带有浓厚的语言学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索绪尔说的所指并不直接指向语言所指代的对象，而是，这些对象在人意识中留下的心理形象。他非常关注具体的发音，以及符号学的心理层面，而较少关注语言以外的符号。法国的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发扬了他的学说，他开始关注更多的符号，但是因为罗兰巴特以文学作为出发点，也认为自己只是在推广语言结构和语言的关系，虽然关照到了服装、饮食等符号。但有人认为他充其量只是在做“意识内涵的修辞学批评”。

类似的，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过度看重语言在符号学中的地位，这一点艾柯也在《符号学理论》一书中进行了批评。

这里既然提到了，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是一种思潮，其信奉者一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会构建精密的学科体系，结构主义者认为存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并且更加重视发掘本质。罗兰巴特前期也是结构主义者。

这里还要解释一个概念，那就是现象学。

现象学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对结构主义的反扑，更加重视感知和现象本身而反对过度重视本质。这两种思潮是对研究的基本看法的一个分歧，自然，对符号学的分析也要回答这一问题。因此现象学家和结构主义者们都积极投身于符号学的研究中，因为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的形式的学科。这是非常基础的，关心现象和本质的学者们自然也会关注意义。

言归正传，索绪尔除了创立符号学，最杰出的贡献就是提出了能指所指的二分法，这一分法对后世所有符号学家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

皮尔斯则是一名美国的天才学者。他几乎和索绪尔同时投身于符号学研究，可以说同样是符号学的创始人，和索绪尔几乎同时独立地创立了这门学科。但是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哲学、数学、认识论、科学哲学、现象学、地理、宗教、逻辑学、符号学、天文学等等。当然他最杰出的贡献公认是在符号学领域。

他虽然是和索绪尔是同时代的人，而且也是生前无名死后被捧上神坛，但是他被认为是后结构主义的人物，而索绪尔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现在学界已经转向皮尔斯了。

不同于索绪尔的二分法，皮尔斯提出了三分法。他把符号分为对象、解释项和象征，等于说在能指和所指以外添加了解释项这个元素，同时，他认为一个符号本身可以作为解释项成为另一个符号的三元之一，如此可以无穷再分。称之为无限符号化，或者说无限衍化。他从哲学层面上把本质、事实和两者之间的预期，分为三种性质，由此认为符号应当三分，他这个三分法分别应用于三个元项，排除了一些不存在的符号，精细复杂地将符号分类。

至于艾柯，他正是久负盛名的小说家翁贝托·艾柯。这位能写出风趣幽默的杂文和精巧复杂的小说的人素以博览群书著称，普通读者不知道的是，他在符号学领域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家。

他提出的符号学理论可以被概括为代码理论和符号生产理论，把符号交流体系推而广之，关注人生产符号的方式，将符号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到信息学等领域。他在《符号学理论》中把符号交流过程分为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把符号拓宽为符号-功能单位，认为意指交流中从传递到接受可统称为代码，具体的一次交流又可细分为数个结构类似的代码。内容可分为被释单位和语义系统，表达平面可分为句法系统和被生产单位。这是代码理论的基本观点。

至于符号生产理论，就是人创造符号进行交流的过程，人们接受符号会在语义场中对符号中的义素进行解读，或增加信息或减少，也就是超编码和低编码，艾柯从这些角度考察了印迹、线索、修辞、美学、政治等行为，在图像符号理论方面认为图像是文本不是单个符号，在艺术领域认为诗歌等艺术品天然带有含混性。符号生产理论可以说是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概述了他主要的思想，我们可以概括说，他的一般符号理论拓宽了符号学理论的研究范围。

师承索绪尔，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语言之中，他的重要作品《结构语义学》利用非常精巧的矩阵和理论体系，解构了整个语言和叙事体系。他也认同索绪尔分别研究语言在历史中的变迁和单个时刻内部互相作用，亦即分历时共时研究的观点。上面所提到艾柯所说的语义场的概念，尽管并非他们二位首创，倒也是格雷马斯在研究中集中讨论的。

不同于罗兰巴特，他的语义学概念拓宽到整个意义的领域，因而和符号学有许多交叉，不能简单地把他归到只看重语言的那一边去。当然罗兰巴特和索绪尔也一样知道符号不止语言。格雷马斯企图用语义解构一切语言和叙事，放到义位、义素的矩阵中，他的这一作为对后世的文本解读有着深远影响。

类似的，现代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也做了相似的尝试。她是罗兰巴特的学生，却没有落入语言中心主义的窠臼，也重视躯体符号表达。同时，她兼容并包，吸收了之前众多符号学家的思想，尤其是巴赫金学派。巴赫金等一众俄国形式主义符号学家的特点就在于把信息论、控制论等现代科学研究成果融入符号学。克里斯蒂娃也把女性主义等现代思潮放到符号学理论中考察。她研究文本和诗歌的工作非常有启迪性。她运用数学方法把文本的主体用0、1、2等概括，这和格雷马斯用矩阵置换语义是相似的。

这样，我们粗略地介绍了一下符号学的四大体系，皮尔斯和索绪尔是最基础的两个体系，艾柯的体系最完善也最晚出现，他的《符号学理论》引用了全部另外三个体系的文献，而格雷马斯主要受索绪尔的影响。类似的，由于皮尔斯的理论最近几十年才开始受学界重视，早期的学者多推崇索绪尔，鲍德里亚就用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构建他的象征交换体系，而德里达虽然自称受皮尔斯影响，但很多思想也采用了索绪尔的体系。拉康著名的能指链也是从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的二分法中推理出来的。

我们提一嘴中国学者对符号学的贡献。

首先符号学这个词就是赵元任提出的。符号的定义很多符号学家都避重就轻，艾柯说是可以被称之为符号的东西，索绪尔和皮尔斯虽然给出了定义，但是模糊又笼统，赵毅衡教授在93年提出符号是传播意义的工具，虽然也算不得解决一切问题，但多少有了着眼点，让我们能明确回答符号是什么这个问题了。

接下来回到这样一个问题，符号到底是什么？我注意到很多冠以符号学的文章仅仅罗列或研究某一类符号，并且多是宗教或者神秘学符号。但我们已经说过，符号是能用来表达意义的一切东西，所以当然不限于语言，也不限于狭义的图像符号。甚至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在互相联姻的家族之间流通的妇女也可以算作两个对象之间交换的符号”。艾柯甚至在符号的分类列表上把所有有机无机的东西都囊括其中，乃至外星球的东西他也留了个位子。但是我们要看到，符号学这门理论归根究底是一门需要人的学科，皮尔斯重视符号学的逻辑形式层面，索绪尔更关注心理的、社会的方面，但符号学与这些层面都离不开。尽管艾柯强调皮尔斯的解释项不能单纯理解为人的解释，但许多人认为在研究诸如机器内部的信息传递以及某些动物的交流时，符号学尽管也适用，但这时就可以简化为二元。符号因而与人的运用，即符号生产密不可分。

这里引用一下皮尔斯的原话：

这里皮尔斯认为人们从怀疑出发，最终会获得某种共识，不同于自私自利的一种共识，在他无限符号化的图景中，他也认为符号化一直在追求真相，虚假的符号也只是真相歪曲的反映，同样也在寻求真理。他认为交流的尽头不仅仅是福柯等人认为的权威所构建话语体系，还是人们共同向着某个目的前进绘制出的共同心灵。

这和Stand Alone Complex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人们解读《攻壳》时，一般把Stand Alone Complex和经济学上的理性人、集体无意识等概念放到一起比较，我认为皮尔斯的共同心灵和艾柯口中的语义学宇宙同样和Stand Alone Complex有诸多共同之处，尤其是皮尔斯的共同心灵靠每个人的怀疑构建，这和《攻壳》所说的好奇心显然是一致的。

这里再说说艾柯的语义学宇宙。

艾柯非常重视符号所在的文化体系，每个语言符号都是一个文化单位，必须放到相应的文化背景中解读才能知道其含义，但是这一解读并不一定能够还原出符号的本义，反倒可能把完全没有信息的噪音解读出信息，抑或者无法解读某些噪音。整个符号学系统构建符号也是没有事先规划的，莫若说是文化上先验、个人上后验，也就是如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所说，一个所指对应的能指的形式是任意的，至少也是不固定的。

不同的文化对同一样事物有不同的命名，对于颜色这样的连续体，选择命名的波长范围可能大相径庭，甚至把零散间断的光的波长当成同一种颜色也未尝不可能。除开社会文化对符号的影响，艾柯进一步认为这一影响使得整个解释系统内置于符号中，因此即使是没有接收方与发出方的符号，也自己包含了整个语义系统，这些互相关联影响的网络可以称之为语义场，推而广之就是语义学宇宙。

这里我们又能看出多少和Stand Alone Complex有关的东西？首先一目了然的，就是符号这种既依托于社会文化，有自由独立性的性质非常像个人，艾柯也干脆引用皮尔斯的话，“人就是符号”。前面也说过，妇女也被当作符号，同意观念也“先天是符号”，符号推而广之，整个Stand Alone Complex可以被认为是一次次符号过程孕育出的新的语义。联想到《攻壳》后面剧情中信息海洋诞生出新的生命，与其说那是信息的海洋中诞生的，毋宁说是符号宇宙中降生的——本来0与1二元的信息流中，因为信息本身诞生出的他者，二元成了三元。皮尔斯说过，“三元绝对无法看成二元”，一旦降生，就回不了头了。

至于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和Stand Alone Complex，除却艾柯继承自他的语义域概念，他还提出了一个语料集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意义素材的集合，人们使用语言、编织叙事就是用现有的法则从语料集中抽出一些东西。

这有点像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乔姆斯基也认为语言是用一套脑中的有共性的置换法则把有意义的句子从词语库中提取出来的。这样，人使用语言固然有相当的自由，甚至可以构建新的语义场，但是在此之前语言是通过生理和社会双重的纽带把所有人维系在一起的。也许你会说Stand Alone Complex是自发孤立个体的行为，事先的联系不应该考虑在内。

但是我想说其实这些个体行为的统一性发生的结果是后验的，但原因是先验的。行为的同一性之所以不通过直接的联系就可以产生，不正在于行为个体自身的同一性吗？这一同一性虽然不一定是事先的沟通产生的，但是产生这些被异化又孤立的个体的社会原先是互相连接的，这一点不可否认。应当说，与其说他是完全的语言中心主义，不如说他一个专门研究语言的符号学家，一个语言符号学家。想必他会认同萨丕尔沃夫假说，承认语言对塑造人的意识起着重大的作用。他曾经略显无奈地提出逼真性这个概念。他指出符号学领域的互相交流和信息交换无益于探求客观性，只能说是逼真。

正如艾柯所说，符号学研究能用来欺骗的一切东西而不关心欺骗的内容，格雷马斯因此甚至说人类社会就是骗子和傻子的社会。这又不禁让我们想到充斥着欺骗与背叛的笑脸男事件，这也是人类社会本质的缩影。无论是笑脸男本人对正义的追求还是崇拜者对笑脸男的追求，如果单纯诉诸符号的网络，实在是太难接近真相了。

再说说克里斯蒂娃。克里斯蒂娃考察文本时，尤其注意到语言的转化，她认为这是生成语法所欠缺的。在她的文本理论中，有两个概念至关重要，同时又和Stand Alone Complex相关，那就是互文性和似真性。互文性指的是文本不仅是书写者与读者的交流，还是文本与历史的相互作用，文中人物的相互交流等等复量的各种因素的交汇。似真性和格雷马斯的逼真性相似，指的是，文本中符号并不指向一个对象，而是指向另一个文本，而最终汇聚到一个能指，这个能指像开枝散叶的中心点，然而却与真实无关。

这两个文本方面的理论何其像笑脸男在网络世界掀起的涟漪，人们对他的讨论确实指向了一个想象中的对象，但这个对象和真正的笑脸男无关。而通过笑脸男事件又掀起了整个社会的波动。涉及这些事的人本毫无关联，但他们参与同一件事本身就让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Stand Alone Complex。而她认为诗歌脱离了逻辑，从二元的程序解脱，小说中也有类似的诗性语言，模糊了二元结构。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笑脸男钟爱塞林格。

罗兰巴特作为她的老师，先前也提到过他是一个比较语言中心主义的符号学家，甚至认为不应该把语言学归入符号学，而应该把符号学归入语言学。但是他的符号学理论也不能忽视，他的神话修辞学把语言神话中玩弄能指的手法视作元语言，虽然这样一种观点有诸多现在看来幼稚之处，但这种承认语言的结构对现实的影响的态度也影响了克里斯蒂娃的似真性和互文性学说。

不得不说，罗兰巴特的文字优美，遐思迷人，尽管带着点忧郁的矛盾和固步自封的书卷气，他的文学性气质确实和《攻壳》的气质多少相通。他在《流行体系》详细剖析了时尚服装的符号学含义。该书写得晦涩难懂，但是至少可以总结出，流行这一实体是通过服装语言发挥效用的，流行逼迫人接受风尚，它既是人造的服饰构成的，也是社会风气使然。服饰中领结的有无、开合、装饰的有无，这一切都构成了它自己的语法，且不论这一切是不是一定要以语言为准，流行的风尚像恶魔的低语，它强迫你做出联想，它是社会偏见的产物，也是偏见的加速器，笑脸男病毒式地在服装风尚中传播，正是流行风尚与符号的对话。流行结合着神话修辞术，这一神话被人书写，也书写人，笑脸男无关任何人的意志，透过流行的时装代码，作为一个符号传播。

这里，我们还注意到符号学家对撒谎和真相的问题各执一词。话语的争夺和权力的规定，这些社会规约背后的体系对求真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所谓真相只有靠这套体系下的交流和实践才能求得。攻壳中主角对真相的求索和社会中种种不愿揭露真相的阻力其实是互为正反两面，舍此无彼。也正是被掩盖的真相才留下线索使人探求。当然，纯粹的交流可能确实没办法让我们更进一步，只会把我们淹没在信息海洋、困在语言的囚笼里，但是符号不只是语言，我们的符号实践在乎真相，它能欺骗，也能求真。这是一体两面的，也是矛盾中辩证否定的。

这里，再提一下卡西尔的成就，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将文化艺术研究与符号学紧密地结合了起来，然而由于可操作性较低，他的学说后继无人。他的学说是浪漫的，较早地强调人是符号的动物，艺术作品也不再是对现实的模仿或者自我的表达，而是兼具二者的构建出一个独特的符号体系。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攻壳机动队。

其实，Stand Alone Complex除了孤立的个体自发达成的统一性以外，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没有原本的副本。博尔赫斯的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有这么一段：

这里赫隆尼尔就是复制品，同样没有原本，它们是基于对原本的期望创造出来的，但是原本早已湮灭或者被取走。符号和赫隆尼尔的相似之处就更显而易见了，皮尔斯干脆一开始就称呼符号为再现体，符号一定是指称某物的东西。这点艾柯也同意，所谓传递意义的工具，必定是传达了另一样东西的信息，基于唯物主义，我们是不可能相信完全生造的符号的。即使有创新或者说信息的增加，符号本身必然发源于某个对象，必然是某物的复制品。

皮尔斯认为这一对象可以是另一个符号，如此无限类推。暂且不提这个说法，索绪尔认为这一对象不是一个客观实体，而是一个客观实体的心里印象。我们没必要由此落入唯心主义的窠臼，这可以理解为意识一定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而这一反应最初都不会是完全与事实一致的，或多或少有歪曲。也许这有点不可知论的意味。但是我们都不是生而知之者，我们对某样事物的认知在完全的实践之前是没有办法穷尽事物的本质的，如此，符号就是一个没有原本的复制品，它试图接近原本，通过皮尔斯口中的无限符号化，但这一过程具有无限性，没有尽头。符号，就是抽象的赫隆尼尔。同时，符号甚至可以先于它的指称对象存在，事后因为与指称物的相似性或者联系而被用作符号。那么在原本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复制品，这样一种符号显然就是一种赫隆尼尔。

而且自然的，我们知道Stand Alone Complex是一种原本的缺席，复制品因此失去了原先存在的原本，而不是不存在之物的复制。不存在也是一种语义，从这个意味上就是一种存在，因此用互相联系的符号体系完全可以解释一个有缺席的现象。缺席这个概念广泛地存在，拉康的对象小A，布朗肖关于缺席的理论都值得了解。这与Stand Alone Complex也是息息相关的。

当然，除了这些和符号学关系较浅的学说以外，符号本身的定义就离不开缺席。我们知道符号是用来传达意义的，而之所以需要符号来传达意义，也就代表着意义是缺席的，不在场的。有的时候，在文艺作品中，一旦被描摹，本体就成了虚构，原先的对象和虚构的文学形象就无法保持一致。这样符号和意义的缺席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和赫隆尼尔、Stand Alone Complex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再回到揭示Stand Alone Complex的整个笑脸男事件。《攻壳机动队SAC》是一部以刑侦为线索的影视剧。符号学家西比奥克曾经把皮尔斯和福尔摩斯两相对比，发现抓取线索推理真相抓住真凶和符号学层面的研究以及医学的诊断都有诸多相似之处。Stand Alone Complex揪出了社会的症结，主角们从各个线索解读出一系列新的连接，从而诊断并医治犯罪现象。不同于福尔摩斯，九课拥有更多新奇先进的探案手段和信息来源，但是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符号学行为。线索是隐藏着的真相发送出的符号，而解读和推理又是解释符号的行为了。很明显，故事有很多留白，这是因为，符号表意总是没法保证发送、文本和接受三者都一致，必然不完备，即使是像九课这样的精锐也不可能揭示一切真相，他们也无意如此。

我们这里不妨再打破第四面墙，考察一下我们观看Stand Alone Complex这个行为本身。我们知道，符号学家也早早就开始考察影视作品的符号学意义，即使是单纯的画面，也无法读解出明确的意义，更别说画面、音乐和文字也就是台词等多种中介一同发挥作用的影视作品了。在这一种充斥着符号的文本中，必然存在歧义与多种解读的可能，这是文艺作品的共性。能够互相替换但没有选择的元素就可以说是作品潜在的聚合轴，相互交织组织起来呈现出来的元素就是组合轴。我们在这两个维度考察和理解这个作品。

在影视作品中，有时单个孤立的画面无法表意，至少无法独立地表意，需要放置到整个作品中去，而作品又需要放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比如SAC取材的真实事件、当时的日本动画业界以及社会现状，乃至这个片子和现如今的社会相似回响之处。我们从一个个画面、声音中领会出拥有全局意义的个人体会，这不就是一个Stand Alone Complex的实例吗？

你可能觉得，我把这么多符号学的概念与这部影视作品一一对应，而神山大概率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这有意义吗？我想说，《攻壳》这个宇宙装得下任何理论。

由此，我们分析了符号学现象和Stand Alone Complex的相似性。也许我建立的这一联系论据尚不够充分。但是这也是我基于怀疑、好奇所作出的自己的判断，就算这是一个歪曲的联系，它也将指引我们走向那共同心灵，成为Stand Alone Complex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