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洛杉矶之声广播电台。插播一条新闻，关于多国部队于2月28日达成的协议，驻海湾部队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将军将于今日会面伊拉克军方代表团。”

迷迷糊糊的罗德尼·金把着方向盘，车后排载着两个哥们儿。他大脑一片混乱，只记得要送两位兄弟回家。他们刚聚在一起看棒球比赛的电视转播，然后……喝了点酒。

“会谈双方将就停火协议有关的军事细节进行商讨和研究，为持续43天的沙漠风暴行动画上句号。”

现在应该是3号的早上，罗德尼努力去回忆一些自己能想起来的东西以保持清醒，他现在应该是开到加州210号公路上了，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再拐几个弯就到地方了。眼前掠过一个影子，好像是一辆停在路边的车子，他没有在意。

“下面我们邀请到的特约嘉宾将带来……”

节目转向了无聊的方向，罗德尼想。

“哥们儿！后面有警察！快停车！”后排发出了惊叫。

罗德尼觉得奇怪，虽然没有看车速表，但他感觉车速应该是在80英里左右。之前喝下的三瓶烈性杜松子酒此时上了头，他猛踩了一脚油门。要是这一把赌成了，那不论对他、对警察还是对这座城市里的人都省了心。

1991年3月3日凌晨的加州210号公路上，一辆白色现代轿车以115英里的速度飞驰。

1991年3月3日凌晨1点钟，31岁的水暖公司老板乔治·霍利迪（George Holliday）被警笛声和直升机的声音吵醒。他是阿根廷裔移民，住在圣费尔南多山谷郊区湖景露台（suburban Lakeview Terrace）社区的一座公寓楼里。

霍利迪来到露台上，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看到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几个警察正在殴打一个趴在地上难以动弹的黑人。他翻出几周前购买的索尼Handycam摄像机，录下了一段81秒的录像视频。洛城的星期日凌晨，他的妻子玛丽亚在熟睡，取得科威特战争胜利的老布什总统在民众中的支持率高达90%，预计可以轻松连任。在这个甚至还不是美国公民的壮汉家中，美国历史转过了一个弯。

第二天，霍利迪给附近的警察分局打了电话，表示自己手里有一段警察打人的视频，想了解视频中的黑人被痛殴的原因。接线的警察对这个好奇心过强的人自然是以“无可奉告”来回应。警方的态度激起了霍利迪的斗争心：既然警方对此事遮遮掩掩，那就应该有更多人知道这件事。

霍利迪又给CNN（Cable News Network，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洛杉矶办事处打去了电话，这次却无人回应。眼看着手里的这段视频即将失去时效性（这也就意味着快要失去卖钱的可能），霍利迪决定主动出击。他驱车前往KTLA，非要把这段“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家庭录像带”卖出去不可。

KTLA（又称KTLA5）是洛杉矶本地的一家商业电视台。在1991年之前，KTLA走的是娱乐的路子，电视台的主打节目主要是访谈、情景喜剧、电影电视剧、体育节目转播之类的内容。在新闻节目上,KTLA也保持了电视台的惯常风格，把娱乐新闻、生活趣事、国内外事件融入到多人共同主持的新闻大联播节目中去，追求新闻节目的娱乐化。

身处竞争激烈的洛杉矶传媒界，此时KTLA的日子并不好过。作为商业电视台，KTLA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广告费，收视率是决定整个电视台几百人生活水准的硬指标。霍利迪带来的录像带，给KTLA解了燃眉之急。

在原版的81秒录像中，霍利迪并没有拍摄到罗德尼·金被击倒前的画面。整段视频以罗德尼·金向扑向警官劳伦斯开始，中间大段时间为几名警官用警棍击打罗德尼的画面，最后以警官给罗德尼带上手铐结束。经过KTLA编辑的剪辑之后，最初3秒罗德尼·金扑向鲍威尔的画面和10秒的摇晃镜头被删除。81秒的视频就这样被剪成了68秒的“警官施暴现场记录”。

猛料还需热火炒，KTLA在黄金时段反复播放这段画面，并向包括美国三大电视台在内的各家媒体通报这一“独家新闻”。3月4号霍利迪将录像带送至KTLA，5号CNN就收到了68秒录像拷贝进行播出。到了6号，全美各大电视台的节目上都出现了这段视频。

在两周的时间内，这段颗粒感严重的黑白视频在各大电视台播放了数百次，成为了全美的话题事件。在CNN工作的共和党员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在电视节目中称其为“政治炸弹”，他直接质问霍利迪：“你难道不明白他们（警察）为什么这么做吗？！”拍摄者也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面对质疑他只能保持克制，表示自己不认识被殴打的黑人，难以评论。

霍利迪的克制并不能对现状做出什么改变，他拍摄的视频成为了一个综合了阶级对抗、种族矛盾、官民对立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符号。生活在底层的非裔美国人尤其对此感到愤慨，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每个黑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根据美国学者罗纳尔多·雅各布的统计和研究，从各家电视台进行报道的1991年3月6日到1992年4月29日骚乱爆发当天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全国性的《洛杉矶时报》发表了357篇相关社评。这些社论一会儿指向警察本身的“残暴无情”，一会儿又将枪口对准了洛杉矶警察局长达利·盖茨，称他是“目无法纪、玩忽职守的无耻官僚”。洛杉矶的黑人群体喉舌《洛杉矶哨兵》在相近的时间段内发表了137篇文章，简直是要把黑人群体遭受的苦难一口气全倾倒出来一样。

自从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传媒界在市场化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为了追求收视率和影响力，许多媒体绞尽脑汁寻找能吸引人眼球的“大新闻”，越是恐怖、暴力、极端的信息，越能引起观众的注意力。一些自由派媒体认为传媒界的使命就在于“在鸡蛋和石头之间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应该为少数派和弱势群体摇旗呐喊，非要把所有恃强凌弱的豪强揪出来痛打一番不可。

罗德尼·金的这段视频，完美契合了底层人民的发泄需要和传媒界的商业需求。“沙漠风暴”行动胜利带来的全民狂欢只维持了四天的时间，民众的愤怒指向了从罗纳德·里根时期开始积压的种种社会问题。

里根时代为缓解滞涨而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为阶级分化埋下的隐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制造业转移导致的失业潮、海湾战争为大企业带来的丰厚利润拉大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积压的社会戾气在此刻集中爆发。“人们总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无论罗德尼·金事件的真相如何，它都撕开了美国社会90年代的粉饰太平，对于有话要说的人们来说已经足够了。

1991年3月15日，罗德尼·金以过度使用暴力为由起诉了洛杉矶市警察局。罗德尼和律师向四名警察索赔5600万美元，合算下来一记警棍价值一百万美元。出于“可能会造成种族歧视”的考虑，加州地方法院把案件转移到了锡米谷的东郡法院。

在上篇中有提到，陪审团的12名成员中共有10名白人、1名西班牙裔和1名亚裔，其中有3人是被告警察的亲戚。这些人中有房地产经纪人、护士、印刷工人、IT从业者以及退休教师，有3人是全国枪支协会的成员。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讨论后，众人于1992年4月29号给出了无罪判决，2个小时后暴乱就发生了。

老布什总统在得知判决结果和暴乱情况之后大发雷霆，直接表示“这些可怕的场面是令人愤慨的”。与之相反的是陪审员中一个叫摩尔根的电话安装工，在判决结果宣布后他收到了恐吓信和威胁电话，但他的观点却始终未改变——警方采取的暴力是合情合理的。在局势失控之后，就连总统都被蒙在鼓里，那3月3日的凌晨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事情还是先从罗德尼·金说起。罗德尼·金的人生，就像是美国非裔工人群体的一个缩影：1965年出生于洛杉矶州府所在地萨克拉门托，中学没读完就当了建筑工人，嗜酒且脾气暴躁。1987年7月27日，罗德尼·金就因为家庭暴力被判处缓刑。

罗德尼·金在1991年能出门开车，其实也是一个意外。1989年11月3日，他想拿一张一美元的食品救济券在便利店买口香糖。看到是救济券，韩裔老板坚决不卖，最终引发了冲突。罗德尼拿轮胎拆卸工具打伤了店员并抢劫了200美元，然后就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1990年12月27日，因为在监狱表现良好，罗德尼·金被保释。理论上来说，1991年3月3日那天他还处于监外服刑的状态，不允许饮酒。

3月2日晚上，罗德尼·金邀请两名朋友来家里看棒球比赛。尽享欢乐时刻，怎能少得了美酒。罗德尼当天晚上喝了三瓶自己最爱的烈性杜松子酒。比赛结束之后，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要送两名朋友开车回家。

凌晨12点30分，加州高速公路巡逻队的蒂姆·辛格和梅拉尼·辛格夫妇发现这辆超速的现代车，并开始呼叫增援。3辆警车和1架直升机随后赶到，并在15分钟之后将罗德尼堵在了一家娱乐场所门前。

面对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两名自知倒霉的乘客束手就擒，按照重刑犯的标准脸朝下趴在地上。罗德尼却突然来了兴致，在四面八方包围来的警察面前整起了活，又是跳舞又是挥手。看到持枪逼近的梅拉尼警官（Melanie Singer），罗德尼开始前后扭动臀部模仿性交，着实气坏了梅拉尼警官（可能也包括她老公）。

这时候，洛杉矶市刑警队的库恩警长（Stacey C. Koon）发现梅拉尼是交通巡警，并未接受过刑事训练。他示意梅拉尼退下，自己带着劳伦斯、温德、席尔多等三名白人刑警围了上去。在经过口头警告之后，四人一拥而上，其中一人试图用膝盖压住对手的后背将其制服。然而对方是一个身高一米八八，体重高达二百五十磅，浑身肌肉的醉汉。一番苦战之后，人多势众的一方竟落入下风。

面对如此强悍的敌手，库恩警长掏出了五千伏电压的高压电警棍对罗德尼发动攻势。令人惊讶的是，罗德尼倒地之后竟然立刻站了起来。库恩再度发动攻击击倒罗德尼，对方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再度爬起，并扑向了一旁的劳伦斯。

劳伦斯也被不惧电警棍的罗德尼吓到了，他掏出金属警棍攻向了罗德尼。这次攻击终于派上了用场，几人立刻掏出自己的警棍打了过去，并反复喝令在地上翻滚的罗德尼投降。警棍以平均每三秒两下的频率攻击罗德尼。

打到第五十六记警棍之后，罗德尼放弃了抵抗，瘫在地上向警方求饶。警官停止了殴打，给他带上手铐，叫来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去了。事发5小时后的医院检测表明，罗德尼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0.19%，已超过了法律限制。

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由于案件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复杂性。辩方律师于7月30日，以“洛杉矶的政治环境可能会造成种族歧视”为由提出了易地审判的要求。主审法官韦斯伯格给出了三个选择：洛杉矶南部的奥兰古县、阿拉迈达县和锡米谷。

由于奥兰古县法院的日程已经排满，而黑人占总人口15%的阿拉迈达县距离洛杉矶将近623公里。11月26日，韦斯伯格敲定了锡米谷的东郡法院作为案件审判的最终地点。有人说在审判地点决定之后，官司的结果就一清二楚了。

控方相信，依靠自己手中的录像带和证人证言，可以赢下这场官司。控方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控方的证人席中包括当天参与逮捕行动的席尔多警官和梅兰妮夫妇，以及警方负责此案的高级官员博斯底。席尔多表示，在殴打罗德尼·金的时候，警官劳伦斯和温德的行为“都失去了控制”，他对同伴的行为表示愤慨。梅兰妮夫妇表示，警官劳伦斯用警棍连续击打罗德尼头部的行为是不合法的。还有证据显示，劳伦斯在事发前不久发表过种族歧视言论，事后在医院里也对罗德尼进行了语言侮辱。

不成想，辩方不仅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提供的49名证人也都是警察或执法专家。对于控方提出的“滥用暴力”的指控，辩方见招拆招，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逐一批驳。

辩方律师指出，在整起事件中，警官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在罗德尼下车之前，他的举动就已迫使警方高度警惕了。1991年，美国的最高公路限速是65英里，115英里的速度已堪比直升机的速度。在警方看来，一辆深夜里以时速一百英里飞驰的轿车本身就已不寻常。当警方打出警灯进行追赶，正常人会选择路边停车接受检查，就算是有案底的人也会考虑到警车的厉害和被捕后罪加一等的情况，少有敢跟警方对着干的。

像罗德尼这样的操作，警方眼里他可能是神志不清的家伙，但也有可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重案犯。当罗德尼·金从车上下来，展示自己的魁梧身躯和做出拒捕动作时，现场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接下来，辩方对警察使用警棍和一系列执法动作的合理性做出了解释。法官要求不准向陪审团展示罗德尼的案底，所以辩方不断的向陪审团描述警方遭遇的对手是多么危险且暴力。

辩方指出，罗德尼不仅强壮，而且扛住了五万伏高压电警棍的两次攻击。这样的情况让库恩警官认为对方服用了毒品，处于一种精神失常的状况下。警察们面对这样的对手，不敢贸然上前，甚至害怕对方冲上来夺取枪支。律师指出，警官当晚处于一种危险的情况下，原始视频资料显示，当罗德尼冲向劳伦斯警官时，他们才使用金属警棍进行攻击。

根据洛杉矶警察局的政策，警官被允许“在其他合理选择已被用尽或在当时情况显然无效时，使用最低限度的合理的暴力。” 既然警官使用警棍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那警官使用警棍的方法又是否合情合理呢？

辩方请来了专家，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解释：警官这起事件采取暴力的合理限度应该是持续攻击直到罗德尼躺在地上双手抱头表示服从，如果在罗德尼已经展现服从态势的情况下警官仍然攻击才属于“过度使用暴力”。辩方将整个录像以慢速播放，在一帧一帧的画面中，斯通律师指出罗德尼在倒地后并没有放弃抵抗，而是不停的试图再次发动攻击。

库恩警长为这一事实提供了证词，并一再重复自己的攻击完全是出于控制局势的考虑。而且在56记警棍中，有23记并没有命中目标，实际上造成的损害并没有那么严重。有辩方的律师甚至声称，罗德尼根本没有被打中头部。“罗德尼并未被重伤”这一观点也被许多陪审团成员所接受。实际情况是罗德尼一条腿被打断，面部骨骼多处受伤，但他并未出庭作证。主持控方的检察官认为让罗德尼出庭可能会暴露他的案底，不利于案件的审理。

辩方乘胜追击，指出罗德尼完全是自作自受。如果他选择靠边停车，如果他乖乖接受逮捕，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两名黑人乘客接受逮捕却毫发无损，这足以说明警官在执法过程中并没有种族歧视的倾向。

麻烦的是，真相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被揭露或报道。出于担心“第四权”干扰“司法权”的影响，美国法院一直严格限制媒体的影响力。包括法官和陪审员，在案件开庭审理前后都会刻意减少读报、看电视等信息接收行为，以防舆论对自己的判断产生干扰。到了法庭上，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证词和证物。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法官也可以对审判的时间、地点、法院做出更改以防不测。

在这起案件中，出于司法独立的考虑，法官坚持控辩双方不向新闻界透露案情。法官的死脑筋助长了媒体炒作的狂热，也把警官和陪审员推向了风口浪尖。

判决结果公布之后，许多人围在法院外指责陪审员和警官“有罪”“纳粹分子”“种族歧视者”，就连贵为总统的老布什也不知道事实真相。这位“中央情报局首席情报分析员”勃然大怒，在电视上向选民保证将以“侵犯民权”的罪名重新起诉四名警察。

回顾整起事件，不难发现是一系列巧合促使了暴乱的最终结果：假如罗德尼·金没有被保释出狱、假如库恩警长的电警棍运转正常、假如霍利迪那天好好睡觉、假如韦斯伯格没有那么死脑筋，58人死亡，1700栋房屋被毁的惨剧就可以避免。

媒体长达一年的舆论攻势，使案件判决前有将近92%的受访民众认为电视画面上的警察滥用暴力，应该被判刑。暴动发生后第3天，罗德尼出现在电视上向大家呼吁停止暴力，陪审员们也找到媒体讲述了自己看到的实际情况，只是为时已晚了。

老布什总统在电视上许下的诺言很快就得到了兑现。

作为行政部门的首脑，总统越过最高法院直接插手案件审理非常罕见的。根据宪法第7修正案，陪审团裁决的事实不允许联邦法院重新审查。简单来说就是刑事案件一经陪审团做出无罪裁决，就不可改变。控方想要再次起诉，只能以民事罪的名义来提起诉讼。这一法律条例的出发点是防止官府欺压人民，但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可以“灵活运用”。

布什打破宪法的限制，代表政府再次将四名警官送上法庭。这样不寻常的情况早已昭告天下：这早已不是一起简单的案件，而是一次政治运动。四名警察成了民众发泄愤怒的替罪羊，警察局和市政府对他们的求助避之不及，一向主张“为民请命”的美国公众自由联盟视若无睹。

四名警察请不到顶级律师来为自己翻案，在1993年重申案件的时候，主审法官甚至直接禁止被告律师向陪审团提出“是否有勇气坚持与绝大多数人意见相左的立场”之类的问题。整个美国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一场并不公平的审判在联邦地区法庭上演。

长达一年的审理过后，1993年4月17日，法庭以“侵犯民权”为由判决库恩警长和劳伦斯警官有期徒刑三年，温德被解职，席尔多被判处一年缓刑。罗德尼的律师要求四名警察赔偿1500万美元的各项费用，遭到了法庭和陪审团的反对。经过协商，判决结果是库恩和劳伦斯被判处30个月的有期徒刑，席尔多和温德无罪释放，四名警官赔偿380万美元。

事情却还没完。根据联邦法规，触犯民权法的刑事犯至少判处6年有期徒刑。各地民权团体对于法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行为感到不满，要求联邦司法部把案件交由联邦第9巡回法庭。1995年1月，第9巡回法庭做出了量刑过轻的判决，下令重新量刑。这下子，库恩和劳伦斯不得不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庭。最后在1996年6月，也就是暴乱发生四年之后，最高法院以九比零的结果推翻了第9巡回法庭做出的判决。

至此，轰动全美的罗德尼·金案落下帷幕。四名警察的遭遇释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有人口优势的有色人种可以以暴动和种族歧视为武器干扰司法，合法的报复白人。暴乱发生两年之后的1994年，震惊世界的辛普森杀妻案出现在了人们面前。不同的是，辛普森在被陪审团做出无罪判决之后成功的回归自由身，而四名警察却在不久之后被送回了法院。

380万美元意味着可以在当时的北京买下3000套房子。罗德尼却未能成为百万富翁，因为这笔钱的大部分都进了律师的腰包，还有其他的费用。他很快从大房子搬到了洛杉矶东部80公里的里奥尔多郊区的一栋小平房。

这位警察眼里的“大明星”之后又11次被捕，包括家庭暴力、服用毒品，当然还有超速驾驶，不过再也没有捅出过大娄子。39岁那年，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在这十二年间，他写了一首名为《打趴下》的说唱音乐，并准备发行一本名为《风暴中心：暴乱到救赎》的个人传记。

和罗德尼·金相比，拍下视频的霍利迪运气就差了些。那段视频给他赚了几千美元，带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麻烦——所有的电台、报纸、电视节目都出现了他的名字。他的座机被各路媒体打爆，一大堆记者堵在门口想采访他。更糟糕的是，他收到了一些诸如“早上开车要小心”的死亡威胁，有些人甚至说他才是制造骚乱的人。

这位被认为是“公民新闻的先驱”的男子深深的感到自己被各路媒体利用了。他离了两次婚，那架摄像机也在离婚协议里分给了前妻。

在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中，罗德尼·金认为洛杉矶变的越来越好。回顾20年前的那场暴乱，罗德尼·金表示自己很高兴看到一切回归正轨：团伙犯罪和暴力犯罪的数量不断下降，警察局中少数族裔占到了多数。

有人分析，在暴乱发生的90年代，黑人群体内“出现了三个黑人美洲”：一个享受着平权运动好处的黑人中产阶级、一个停滞不前的黑人工人阶级和250万在赤贫中苟延残喘的黑人底层。

罗德尼代表了那个生活在赤贫中的黑人底层，而辛普森是黑人群体顶层的缩影。自打成名之后，辛普森的好友几乎都是白人。他花重金请语言专家改掉自己的黑人贫民区口音，对帮助黑人贫民区的活动和项目则不管不问，被他杀死的妻子妮可·布朗也是他抛弃第一任黑人妻子后觅得的新欢。

以“外黑内白”的身份出现在各个场合的辛普森成为了白人世界的宠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案件判决之前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显示，74%的白人认为他有罪，77%的黑人认为他无罪。

进入21世纪以来，洛杉矶度过了转型期的阵痛，向着更为开放平等的方向发展。随着当事人逐个退出历史舞台，上世纪90年代的故事都成为了历史书里的一页。2008年，美国迎来了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非裔美国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直到今天，种族问题在美国仍是一个敏感话题。

面对越来越聒噪的信息潮流和越来越严峻的经济形势，谁又能保证现在的风平浪静不是一时的形势大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