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今年6月，日本艺术家盐田千春在位于东京的“森美术馆”举办了其职业生涯中的最大个展。展出作品，除千春最具代表性的大型装置，同时包括艺术家早期绘画、录像、行为艺术（图像）等作，共计120余件。

我从朋友所摄的照片中看到现场盛况，此前从未听说过“千春”之名。在那些细细密密的纱线布成的房间里，红线如血液般喷涌而出，裹挟着空间，同时释放空间。即便仅通过照片上的一瞥，你也很难不被某种巨大的美感与张力所吸引。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里说，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复制的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艺术的本质。面对这样的处境，艺术作品必须借由“震惊”来解放观众审美经验。与朋友闲侃，也经常会讨论道，现在看什么、听什么，已经很难有一种“这东西我没见过”的惊奇兴奋之感了。但千春作品给我的感觉，无疑就是“震惊”。

下文将通过千春的生平，意图窥得这位艺术家手中丝线的情绪与记忆所在。

盐田千春（しおた ちはる，Chiharu Shiota）1972年生于大阪，父母均从事装卸与运输工作。千春自小在工厂长大，目睹了父母的辛苦，因此决心“在有能力的条件下，从事一些创造性工作”。

1992年，千春入学京都精华大学，主修油画，期间曾赴澳大利亚交流留学，学生时代绘画作品以抽象、超现实主义为主。但仅仅是第二学年，千春便感觉“自己不能再作画了”。

这样的困境直接促使她完成了在澳期间的第一件行为作品：《Become painting》（1994）。千春站在一张巨幅画布前，令朋友向自己的身体不断泼洒浓度极高的瓷漆，意图在这一过程中使自己“成为绘画”本身。

决定从二维走向三位，从平面转向空间艺术后，千春渐渐开始尝试用“纱线”作为自己的新创作材料。“丝线在空间中游走，让我感觉像在更自由地画画。”1994年的《From DNA to DNA》，带有传统的日式美学：

同年完成的《Accumaulation》，在编织方法上有一点 Gertrud Goldschmidt（下下图）的影子，那时的千春大概还没有找到独属自己的风格。

1996年的《Flow of Energy》，感觉更像是一次试验性质的练手作品：

1997年，千春自京都毕业，只身前往柏林，师从行为艺术教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玛丽娜告诉她不要以“表达”和“意义”为创作基准，而是要以“体验”为行为动力，探索痛苦、血液与身体的极限。这些自然影响到千春。可以看到，这段时期千春作品以行为艺术为主，在表达方式与作品主题上也更加大胆决绝。有意思的是，玛丽娜其实不太支持千春以纱线为原料的想法，但显然，后者在这件事上并没有遵从导师的建议。

1997年的《Try and Go Home》，千春在森林里禁食四天，最终在妄想和狂躁的状态下挖出一处树洞并在其中栖息：

1998年的《CongregationI》更像是一次装置与行为混合的尝试，千春将自己的身体深陷在动物尸骨包围的泥潭中，物体排布方式呼应“圣餐”之名：

1999年的《Bathroom》，千春在一间狭小的浴室，以“泥土”作原料，不断冲刷自己的身体，以此表达“人们永远无法摆脱那些与生俱来的标记”的想法。

千春作品常以“Memory”，“DNA”，“Sleep”等词命名，这些与记忆、身份、梦境呈直接相关的主题，也反映在艺术家作品所用的原料上：衣服，鞋子，钥匙，箱子，窗框，床体，每一件物体都带有强烈的个体印记。

1999年毕业后，千春移居柏林，在这里逐渐找到自己想要的表达方式。2001年的横滨双年展上，她用22件“14米长”的巨型衣物完成装置《Memory of Skin》，每一件衣物都被泥水深深浸染，同时被位于展厅顶端的流水冲刷，静谧而充满仪式感。这是千春第一次受到极大关注的作品，主题与《Bathroom》不谋而合。

2005年，千春用数年间收集的百余件窗户完成作品《His Chair》，观者可进入被旧窗包围的中间区域，坐在椅子上凝视每个窗口，想象他们曾经的主人看到的景象：

2010年《Farther Memory》则带有更强的东方印记：

如果说衣服与窗户侧重展现个人历史，那么当鞋子、手提箱以庞大的数量汇聚，再经过带有“连接”、“时间”意味的纱线串联，你很难不联想到一些令人痛心的社会历史。2008年《Over the Continents》，收集了来自华沙与克拉科夫的450双鞋子，每一个捐赠者都在鞋中附写一份小故事：

同年的《Trace of Life》，千春将鞋的载体从美术馆搬到了柏林废弃的楼面上：

2013年的《Letters of the Thanks》相对没那么沉重，收集了日本各地的数千张感谢信：

2014年的《Dialogues》，400个老式手提箱在沃尔索耳的新艺术画廊中布成了一道流动的“阶梯”：

千春手下的纱线有红、白、黑三种，用创作者自己的话说：“黑线代表死亡，梦境，或夜空；红线象征血液，人体，同时隐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白色纯净，与生命的开始或终结有关。”

2000年——搬往柏林后的第三年，千春被诊断患有癌症，在病床上度过数月，期间有了《During Sleep》的想法。2002年的卢塞恩美术馆展览中，包括千春在内的24名女性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被黑线织成的层层叠叠的巨网包围，犹如酣睡的婴儿，却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噩梦：

2003年的《Studio》，窗户作为梦的出口一般的存在：

关于床与身体的意向还在不断延伸。2009年的《Flowing Water》中，千春将30台病床吊起，让顶端的流水从它们之间穿过：

2017年5月上海当代艺术馆的“身体·媒体II”展览中，千春以120张单人床布置作品《Flow of life》，床体从一楼一直延伸到22米高的二楼，数十根直径8mm的“输血管”盘绕而上，一旁的动力泵不断向更高处的床体输送红色液体：

而关于“输血管”这个意味明显的意向，其实曾在千春的两件作品中被使用过。一件是2010年在名古屋展出的《Dialogue With Absence》，代表着“正在流逝的生命”的输血管从一件巨型连衣裙上倾斜而下：

一件是行为录像作品《Wall》，千春被错综的管体包围，流动的血液是比纱线更为直接、也更触目惊心的道具：

在千春的“黑线作品”中，另外两个经典主题便是“门”与“钢琴”了。2013年的《Other Side》，五扇木门将黑线织成的世界与正常世界隔绝：

对“钢琴”的使用则始于2000年，千春将一架钢琴在野外焚烧，然后用黑线将它锁定在一片寂静的空间里；而这一系列作品之所以被命名为“In Silence”，是因为千春儿时曾目睹过一场邻家的火灾，“钢琴在火中被烧垮的声音如此美妙，比正常发声的琴键声还要好听。”

2008年瑞士比尔美术馆的展览中，千春又为这一场景添加了数十把烧毁的椅子，与钢琴一起，共同组成一场“沉默的音乐会”：

不知是否是心态问题，差不多从2013年开始，千春的红线作品突然增多，以前其装置基本以黑线为主。

2015年，千春代表日本参加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在日本国家馆推出《The Key in the Hand》——5万把来自世界各地捐赠者的钥匙，被400公里的纱线串联起来，犹如“盛放不下的记忆”般从船体中喷涌而出。仅仅是从照片一瞥，其中的震撼力也足以叫人感动。也是从这件作品开始，千春的创作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

2016，《The Locked Room》：

2017，《Between the Lines》：

2018，《Absence Embodied》：

如此浩大的编织过程往往不是一个人完成，千春通常会与助手及当地志愿者一起完成作品。也经常会被人问起“别人的参与会破坏你脑海中的草图吗”，千春的回答是，“从引出第一条线开始，这条线就与我最初的设想不一致了，而这也正是编织的最大乐趣所在”。

至于整个装置从无到有的过程，被创作者形容为是“规律而有变数的三步走”：首先，千春接到展出邀请后会立即前往场馆参观展馆空间，然后根据空间做一些简单的草图。真正到布展的时候，编织过程往往是随机的——除了千春一直遵循的“三角形”编织法↓，其他皆为变量。

那么什么时候才算是编完了呢？千春的回答是，当感觉不到所用的素材是丝线，而好像是在“编织空气”的时候，便意味着作品已经完成了。

最后便是一些白线作品了，均为千春近两年内的创作。2018年瑞典哥德堡博物馆，《Where are we going? 》：

2018年英国约克郡雕塑公园画廊，《Beyond Time》：

2018墨尔本安娜·施华兹画廊，《The Crossing》：

2017年，盐田千春接到森美术馆邀请，举办其职业生涯以来的最大个展。但就在她决定接受邀请的第二天，却被医生告知，12年前的癌症又复发了。千春忍着身体的不适，在治疗中陆续完成创作，这样的经历自然也会再次投射到作品中。于是，我们在森美术馆再次看到了与《Flow of life》有着如出一辙心情的、有关身体与生命的作品：

不过，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最令我感到震动的还是以下几句，来自“一条视频”的采访：

再伟大的艺术家却也有着如此谦卑的心情，觉得“观看自己作品的人，能够暂时忘记每天的忙碌”，便会感到自己得到了拯救。只有抱着这样的心情，才能做出如此细腻动人的作品吧。

千春的展览还未结束（2019.6.20 - 10.27），有机会有兴趣前往的朋友可点此查看。

扩展资料及图片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