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诞生之初，人们没有太多的手段来描述世界上很多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因此人类用各种故事来描述这些事情。而能够解释这些事情的人掌握了权力，成为了链接人类认知世界和非认知世界之间的桥梁。

人类对于未知和恐惧的应对，从被动变成了主动。祭祀们将未知通过想象赋予了形象，产生了一个个具象化的图腾。然后用故事来阐释这些图案的含义，所以有了高度凝练的具象化图形。

这些图形通过一张画面就描述了一个神话故事，并且可以通过祭祀的讲述，将故事的来龙去脉给民众讲清楚。甚至时隔千年，当后世的人们看到这些图形的时候，也能大概明白绘画当中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这就定义了绘画最初的意义——叙事，尤其是神话叙事。

神话的叙事逻辑，在坎贝尔的《千面英雄》这本书里有完整的论述，这里就不再多费笔墨，简单来说英雄人物通过 启程(Departure) → 启蒙(Initiation) → 归来(Return) → 解答(The Keys) 四个阶段，完成英雄从凡人到神人的蜕变，然后再回归凡间，成为两个世界的沟通的桥梁和权力的统治者。

从逻辑上来说，是因为先有了对于未知的解释权，所以才有了凡间的统治权。而解释权即为“知识”。

人类上千年的文明史中，对于知识的垄断一直是统治者的重要工作。与其说是垄断知识，不如说是垄断知识的解释权。就像神话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科学是另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

神话诞生于人类对于未知的恐惧，和对于大自然的解释，进而衍生为一种统治力量的来源。

埃及神话之中，法老是太阳神“阿蒙（Amun）”的孩子，当然，还有一众神的兄弟。作为众神之王的儿子，法老成为了天上与凡间共同的法理上的王。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威，他们花费海量的资源建造神庙，为自己死后建立金字塔，都是在不断强化这一含义。通过不断建造“奇迹”增加民众对于法老统治的信服度。

也就说，古埃及的民众把法老的权威的在现实世界的投影就是巍峨的宫殿和宏伟的陵墓，都被祭祀们归咎于法老的统治，民众参与神庙的建造就意味着他们取悦了法老，而法老代表着众神，也就说明民众取悦了众神。

祭祀阶层就完全垄断了对于神谕的解读，甚至用圣书体、僧侣体和大众体的三种文字体系进行了阶层的区分。当然这种手段在世界其他文明中都不新鲜。

神话的几个主要构成：

从这个表述上，就可以看出，在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前，人的一切自许的特权，都被解释为来自于神祗。所以我们可以改造自然，我们可以征服高山和海洋，我们可以宰杀动物、种植植物，我们可以把石头雕刻成砖石，我们可以把金属熔炼成工具，而这些都是其他生物做不到的。

这是神话的意义，是人类在文明早期，进行自我解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工具。

凡人的事迹所编纂的故事，就是传说，在传说中，这些英雄都做出了凡人难以做到的壮举，这种壮举一般是对于族群是有非常有益的作用的。

在佛教传说中，佛祖释迦摩尼在出家之前叫乔达摩·悉达多，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 ，虽然在他父亲的时代，他们的国家已经陷入衰败，但是他从小就在宫中长大，从未见过百姓的疾苦。在宫中，他所见到的永远是美好的，没有死亡、饥饿、疾病、争斗、痛苦、衰老。

但是他在宫中呆的太久了，他想出门看看是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如此的美好，经过了两次出宫迅游，他见到了死亡、饥饿、疾病、争斗、痛苦、衰老。于是发觉自己其实一直生活在自己父亲编织的美好幻境当中，当他重新审视自己一直生活的环境时，他厌恶了这种虚伪的生活状态，放弃了身为太子的荣华富贵，斩断了与妻子孩子的爱恨情仇，踏上了六年的苦修之旅。于三十五岁时，在菩提树下坐禅入定，悟道成佛，开始了为期七七四十九年的弘法教学，创立佛教，教化众生，人天敬仰，万世之师。

这种故事中，没有掺杂任何与创世有关的内容，没有天神，没有菩萨，没有佛陀，单纯的讲述了一个凡人变成圣人的蜕变，其中的每一样考验都不是一般人能够经受的住的。但是释迦摩尼实现了自我超脱与自我解放，所以成为了佛教徒的典范，无法超越的标杆。

之后的一切，都有可能是后世的佛教徒为了方便传教杜撰的，将一切的内心的情感与一切美好事物都用具体的神祗进行指代，还是成为了垄断的解释权。

传说的主要构成：

而中国早期的大部分内容，就如同释迦摩尼的传说一样都是单纯的传说。就像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没有神话只有志怪。原因就在于中国后来所描述的创世神话有着很多自相矛盾的部分，甚至从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强行拼接的地方。

盘古开天的故事最早记载于 记载最早见于三国时期吴国徐整著《三五历纪》：

而女娲补天的故事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子·汤问》：

从文中来看， 女娲补天，与共工触山并无交集，不但没有共工、祝融、不周山等关键字，对于世间天塌地陷、发生灾难的原因，也没有明言记载，语焉不详。其中根本没提到因为共工、不周山而引发女娲炼石补天的事，可见在先秦远古时期“女娲炼石补苍天”和“共工怒触不周山”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故事，是由东汉学者王充把共工触山与女娲补天焊接到一块。

秦汉初期，女娲补天与共工触山是两个独立的神话故事，到了东汉时期，王充在《论衡·谈天篇》利用“共工怒触不周山”为背景原因。完善情节解释了“女娲炼石补苍天”中缘何天塌地陷、发生灭世灾难的理由。至此，女娲补天与共工触山，融合成了一则救世神话。

水神共工氏和火神祝融氏在不周山之战的故事，在《山海经·西山经》有记载。而《山海经·海外北经》则有“共工之臣相柳氏”的记载。根据《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水神共工造反，与火神祝融交战。共工被祝融打败了，气得用头去撞世界的支柱周山，导致天塌陷，天河之水注入人间。女娲不忍生灵受灾，于是炼出五色石补好天空，折神鳖之足撑四极，平洪水杀猛兽，万灵始得以安居。《淮南子·天文训》记为共工与颛顼之战；《淮南子·原道》记为共工与高辛氏之战。

也就说，这些我们后世当作创世神话的故事，其实并非中华文明一开始就形成时由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而是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其他民族带来的。甚至我们作为传说重要参考的《山海经》成书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战国，最晚都已经到西汉了。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华文明在早期发展当中，从来就不用鬼神来作为我们民族的统治权力的来源，而是用祖先们造福民众的功绩。

从三皇五帝，到大禹治水，他们的出生或许带有某种神秘色彩以凸显他们的不凡，但是我们的祖先最主要传颂的是他们的功绩。从黄帝击败蚩尤，保卫一方百姓平安，结束了部族纷争的战乱时代，到大禹治水，为民众带来了五谷丰登。这些事迹才是中华文明传承至今的精神内核。

中华文明是一个务实的民族，这种务实除了体现在物质上，也体现在精神上，面对未知与恐惧，我们或许会害怕，会痛苦，但是从来不会逃避。就像传说中我们的先贤所体现的那样，我们用勤劳与指挥，去克服艰难险阻，去开创新的局面。

在外国的传说中，许多民族都又有关于末世的题材，比如北欧神话中的诸神黄昏，比如基督教中的最终审判，比如玛雅神话中的世界末日。但奇怪的是，中国的传说中从来不曾有如此绝望的故事。我们的传说中总是战胜这些困难，我们的志怪故事中，总是能迎来美好结局。哪怕现实生活过的再困苦，中国人也不缺乏通过想象追求浪漫的行为。

正如面对新冠肺炎这样，当湖北发生重大疫情时，许多医务工作者都义无反顾的前往武汉进行支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会面对的时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他们知道，如果不把源头堵住，最后灾难最终会波及到他们的家人乃至全世界。在疫情期间，雷神山的墙壁被画花了，很难想象绘制这些绘画的是每天都在面对死亡的病人与医护人员，在画作当中没有一丝阴霾与痛苦，全是浪漫与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就像女娲补天，就像大禹治水。难道我们不能不去补天吗？可以，然后默默等待着世界崩塌。我们难道就不能造一艘大船逃跑吗？可以，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片土地呢？所以我们必须义无反顾，我们必须去做点什么，哪怕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用时间去磨，用一代又一代人去努力，总会有一天，我们将迎来美好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