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本文是看了无头的文章后有感而发，长而无图，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转载，谢谢各位有耐心阅读的朋友。

1999年春天，我在沈阳三好街卖企业级SCSI硬盘。白天到处拜访客户，跑得一脚是泡，晚上睡在公司里，一来为了省钱，二来可以用公司的电脑玩游戏兼学习生理知识。我从盗版贩子弟兄们手里拿来游戏光盘，晚上装完之后第二天再还回去。每天一盒烟加两顿饭一共十块钱，吃酸辣粉吃到要吐，每个月的工资加提成两三千块，全都买了打口碟和各种离奇的VCD。

快活似神仙。

别人问我多大，我就胡诌一句大专毕业，然后岔开话题瞎逼逼。我老板当初糊里糊涂招了我，看在我业绩还算不错的份上也懒得挖根，只不过他们去团队建（piao）设（chang）的时候从不带我就是了。日子过得爽，我想，就算他们知道我是个逃家的高考落榜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到了5月份，某次团队建（he）设（jiu）之后，我老板把我叫出去，发了我一根烟，然后看着我说：孩子，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我打完电话才知道，我爸和我老舅来沈阳找过我两次。我妈成天以泪洗面，天天念叨说不该冤枉我，家里藏的钱不是我偷去玩游戏了，是她记错了地方，还说如果我死了她也不活了。我爸问我现在在哪儿，我没回答就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早上，我恭恭敬敬给老板鞠了一躬，说：我辞职。我要回去上学了，考个学校。我老板毫不意外地给我结算了工钱，说：孩子，你还年轻，好好过。

看到无头的文章，我特别庆幸的是我和我的父母还有彼此谅解的机会，也庆幸我生得早了几年。

杨永信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一点也不奇怪。

电击疗法应用于精神类疾病的医疗，已经有接近80年的历史。那时，它被广泛应用于癫痫、精神分裂症、抑郁症以及当时其他大部分不能被有效纳入精神医学治疗范围内的生理/心理疾病。看过《飞越疯人院》和《美丽心灵》的人大概知道病人被医治时的情境大概是什么样子。这种能够让病人“减少发病症状、温顺、平和”的电位刺激术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使用，只不过应用范围在逐渐变窄——五十年代的Lou Reed在表露出双性恋倾向的时候一样被电得死去活来，以致于这段经历成为了他日后进行音乐创作时最大的灵感来源。

我想，如果杨永信是Lou Reed的主治医师，他会以此为豪。

电击疗法非常人道——至少，和它的另一种前身变体”脑叶白质切除术”比起来非常人道。盛行于30年代的这种手术以高素质低成本快节奏著称，用一根冰锥和一把锤子就能完成破坏精神病人脑前叶的壮举，方式是固定住病人，然后把冰锥经由眼眶上部凿进脑子里。发明者葡萄牙医学教授埃加斯·莫尼兹教授为此获得了1949年诺贝尔医学奖。

谁告诉你拿人做实验要先从狗开始的？他们很尊重人类，明明先用了猩猩。

不被这个社会所见容的精神状态，不能够与社会共融的行为，是病态。这是大众对精神类疾病的朴素认知。管理和引导他们，解决不和谐，需要社会付出成本，需要支出额外的代价。

驯良、温顺，是“脑叶白质切除术”声称能够带来的后效。这个手术盛行的20年间，全美大概实施了4-5万例这样的手术，美国著名医师沃尔特·弗里曼自己亲手做了3500例，可见医者仁心——他们当时的商业模式不够成熟，不能引导患者家属持续氪金。

听话，乖。我们愿意为你掏钱，只要你听话，乖。

1950年，对“脑叶白质切除术”的调查表明，除了三分之一的病例变得“驯良、温顺”之外，另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没有明显好转，还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基本丧失了社会性，甚至以动物性的残暴为主，对周边的人事物极具攻击性。在60年代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大规模精神外科手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与之相伴的还有肆虐欧洲多年的“反应停”，这是一种让妊娠反应剧烈的“不乖”孕妇变得安静的好药。

那五万名接受手术的患者和那两万名海豹肢畸形婴儿呢？你能说出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吗？和平的社会里，没有人命做代价，既定流程很难更改——因为麻烦或挡人财路，通常以后者居多。这时，人是宏观意义上的数字，是统计学里的样本，是能够被提炼和举例的证据。

杨永信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一点也不奇怪，只要你身边的人想你听话，乖。

2009年，柴世音菩萨做出了《网瘾之戒》，一时间举座皆惊之后并无卵用；2009年，性感玉米的《网瘾战争》震惊全网之后并无卵用；2009年，央视《经济半小时》估算全国存在300多家网瘾戒除机构，市场规模达到数十亿元，商人们和家长们纷纷表示有用。

一切的成因仅仅是愚昧和麻木？

当社会认知与新生事物、外来事物、非习惯性事物的认知脱节时，人们的习惯是用旧规则、既有的认识和经验去判断所面对的新事物的轨迹。英国人曾让火车与马车赛跑，美国人也搞过“镭钍水”这种今天看来就是疯了的东西，其原因不仅包括上述的守旧和愚昧，另一条埋在现象下面的线索，就是它是否挡了一些人的财路，或者是不是能让另一些人挣到更多的钱。

而对于那些无法学习、接触甚至理解新事物的人们，他们只能被金钱卷起的风暴带入惊涛骇浪，在茫然无措和无所依赖之间选择一根救命的稻草。那些因为孩子沾染了网瘾而无所适从的父母，那些把孩子送进网瘾治疗中心的父母，那些在“点现钱”时默默掏出省吃俭用攒下的现金的父母，我诚挚相信他们不坏，他们只是在缺少变化与新意的生活里，丧失了学习的能力，只能跟着眼前恍惚所见的灯笼，一路跌跌撞撞地走下去。这就是为什么祝佳音写“路由器养生”也能大爆朋友圈的原因。

当人们不知道如何把事情变好，他们就倾向于把这件事情变得“更不坏”。而当他们无法界定好坏的边界时，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

我后来才知道，我父母曾打算如果我回家之后仍不想再高考，就把我绑去当兵。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在我们的父母那一代，很多人没有学到做父母的最重要一课：如何爱与被爱。对于他们来说，在别人眼中的活得好，活得规矩，就是最好的爱。当这种爱无法通过他们眼中的传统方式实现，他们会难过、自责、痛苦，质问自己：为什么我的孩子和别人不一样？

然而慈祥的杨叔降临人间，告诉这些焦虑而固执的父母：你们的孩子不听话，沾染了网瘾，不乖。

我能帮你们。

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以下全文引用《对邪教的十条定义》，来源为网络，出处暂不可考，侵删或注明来源与所有者：

从2006年起，每年都有网瘾戒除机构里的孩子因故或无故地死去，详情请自行百度。我不想针对在座的所有人，但我必须说，所有人都是凶手。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1999年秋天，我上了大学，我有了很多时间玩游戏。我依靠修电脑和架网布线的手艺，在两家网吧打工，挣了大三和大四两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我每周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寒暄几句确定父母身体都健康之后就挂掉。

我毕业后，几经辗转来到北京，找工作，换工作，买房，结婚，开公司，卖房，买房，生孩子。我有更多的时间玩游戏，遇见的喜欢玩游戏的人也更多。我每周给家里打一个电话，过年回家呆几天，给父母带去礼物。我给他们买了电脑、智能电视、几部IPAD、几部智能手机，教他们打字、聊QQ、玩flash小游戏、偷菜、看新闻，教他们设闹钟、看网络论坛、看新闻视频、看爱奇艺非会员剧集、玩开心消消乐和保卫萝卜、发微信。

2015年，我在机核做了《辐射》系列节目，当时非常开心，有一段时间每天听着自己录的节目上下班，觉得能被很多朋友认可，特别高兴。

后来有一天，我下班路上插着耳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在我爸说话时，听到了背景里的《辐射》专题的声音。我以为是网易云音乐出了毛病，但细想觉得不对，就又问了一句：是谁在听这个……这个这个电台节目？

我爸乐呵呵地说：是你妈在听你录的电台节目。你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了这个，你妈就用IPAD去听了，后来下载了那个什么……云音乐，每期都听，天天都听。每周就一次电话，发几个微信，说话时间太少。你妈能听到你的声音，可高兴了。她说你口才真好，虽然听不懂你在聊什么游戏，也不知道你说的那些小说、电影都是什么，但是她觉得你特别快乐。

我爸后来还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我匆匆说了几句，挂了电话，拐下四环匝道，停好车，咧开嘴嚎啕痛哭。

如果我不爱你们，我宁可选择恨你们。我怕的是我不会爱你们，也怕我的孩子不会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