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上有很多种恶。如果以恶的产生范围来划分的话，有一个人产生的恶，有一个团体孕育的恶，也有一整个环境形成的恶。当这个“恶”的范围大到一定程度时，身处环境中的人或许很难察觉到它的存在，却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它的侵蚀，如同温水煮青蛙一般。

《我们与恶的距离》（随后简称《我恶》）讲述了一个疑似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年李晓明在电影院随机杀人后，围绕着被害者、加害者家属、以及相关人士之间的故事。整个影集的叙事手法采用多线叙事，在每个人物之间跳转过程中，带领观众逐步了解和体会每个“被牵连”进事件中人物的思考角度和心路历程。此外，新闻媒体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也是该剧着重讨论的要素之一，一方面让观众了解到新闻行业工作者在报道社会事件时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也更让人反思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和对待也许永远与真相有所出入的报道。

如果你还没看过这部剧，又非常怕剧透的话，Franky强烈推荐你去先尝试看一下，国内大陆有腾讯视频的官方正版。由于剧集引人深思的点非常多，Franky决定分成几篇谈谈看过这个剧集后的一些感触和所思所想，含少量剧透。

作为系列影（闲）评（扯）的第一篇，我决定谈谈一开始就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从始至终被着重描绘的部分：新闻媒体。

一方面，引入新闻报道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各种网络舆论非常贴近我们现在的社会现状，毕竟我们每天对于小到周围事件、大到国家国际时事的了解和认识基本都来自新闻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新闻媒体可以在第一时间给我们提供极其丰富的媒体资讯；另一方面，由于社交媒体的发达，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向他人输送我们的观点与主张，或是去了解他人观点。因此乍一看，我们对于一些社会事件的误解、偏见，或是错误的认识应该在不断减小。可事实上，这部剧恰恰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似乎“健全”的机制，其实早已偏离了它原本的轨道：

在第一集中，电视台新闻部的副总监宋乔安不得不迫于同行和领导压力面对一个爆炸性的小道消息采用“先报道后求证”的措施，却在随后得到官方澄清是假新闻，造成一场在他们看来早已习以为常的窘境。

固然我们在片中可以看到，宋乔安作为身处行业的媒体人，已经尽可能地保持一个媒体人应尽的职业道德和素养（和李大芝的纠葛另谈）。但是基本上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整个行业的环境裹挟着“前进”。

为什么这个看似“健全”的系统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我们可以首先从日益严重的“娱乐化报道”说起。

什么是“娱乐化报道”？它指的是用报道娱乐新闻的模式去报道非娱乐类新闻。那什么是“娱乐新闻”的报道模式呢？其实如果你去回想一下早年看过的那些娱乐版头条或许就有些眉目了：夸张的标题、极快的速度、不可靠的消息来源，以及不严谨的报道。举例来说，被UC“发扬光大”的震惊体标题也不过是娱乐新闻早就用惯了的套路之一，而UC震惊部引起的滥用震惊体浪潮，恰恰是“娱乐化报道”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需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说只有娱乐新闻才能采用这种“吸引眼球”、“快速更新”的报道方式。在这个信息化时代，获取信息本身早已是一种娱乐和消遣方式：并不是所有人阅读新闻都是为了研究时事或关怀众生，也不是所有人在上班或学习了一天后，还希望把阅读一条新闻当成一个课题一样去认真分析和思考。新闻当然可以是放松和简单的。事实上，八卦，作为娱乐性新闻的前身和简化版本，本身就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了。

但不论八卦究竟是不是人的天生属性，有一点是明确的：这种带来的简单化、符号化、和情绪化的阅读体验的娱乐化报道，显然不应作为一种通用式媒体模板。就像文学中的散文有别于叙事文，说明文有别于议论文，新闻媒体由于创作主题和意图的不同，也需要不同的形式作为最适合的载体，这种形式上的差别不仅仅只是格式上的讲究，更会影响内容的质量、体验和最终效果。

在《我恶》第二集中，开始出现精神分裂症症状的应思聪私闯幼儿园后立刻被媒体争相报道，但随后精神病科医生林一骏跟宋乔安抱怨说，媒体简单粗暴地曝光案件，不仅引起社会的恐慌，还迫使精神病医院出于舆论压力，降低强制送医的标准造成资源紧张。与此同时，应思聪的姐姐应思悦也对记者在报道应思聪的先前经历时，刻意筛选对他不利的消息、也不去严谨求证消息准确性的行为感到愤怒。

不难发现，媒体对待应思聪这样一个由精神疾病引起的突发案件，却采用娱乐新闻、甚至是八卦新闻的方式去报道。结果呢？收视率是上升了，也引起了广泛民众的关注，可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对于精神病患者更深的误解、偏见、与排斥......

对于民办媒体，舆论监督固然是的它们的天职之一，但它们也为盈利而办：要想考虑生存和发展，除了一些内外部因素之外，读者和市场对于内容创作的“欢迎程度”至关重要。就如宋乔安在《我恶》中面对新闻道德投诉时回应讽刺道：“普通观众只有七岁智商。”正是由于大量这样的观众存在，并成为了影响舆论环境的主要力量，越来越多的媒体为了生存被迫妥协，更有甚者为了上位主动迎合……而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娱乐新闻，越来越少的严肃和严谨的媒体内容，以及越来越多的娱乐化报道。

有人可能会说：“我既不是‘小学生’，也不是‘键盘侠’，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根本没影响！不过就是‘垃圾新闻’多一点罢了。”可真的是这样的吗？

即使不会像那些“小学生”或“键盘侠”那样沉迷于点击那些充满震惊词汇与极端用语的标题，也不会在面对煽动性言语（语句）时用情绪代替理智，更不会只要面对有熟悉感的事件就采取经验主义或二分法，但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当我们的指尖在手机屏幕上不断滑动时，我们是否越来越饥渴于刷新出更为夸张的标题和诱人的图片？当我们点开一篇报道后，我们的阅读速度是否也在逐渐加速为“一目十行”？有时甚至直奔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激扬文字”，或是“审视”陌生人的“夸夸其谈”？从头到尾多则可能一两分钟，少则不过几十秒......潜移默化中，我们是不是也渐渐对娱乐化报道的体验上了瘾？而因此越来越多娱乐化的新闻是否也在逐渐重新塑造我们默认的思考方式？

然而，如果仅仅是报道形式的逐渐娱乐化，那还不是最可怕的，因为报道的失实和创作内容的扭曲才是最致命的恶果。当一些媒体和内容创作者发现仅仅是形式上的娱乐化已经不足以刺激受众，抑或是当它们初尝出卖“灵魂”以换取流量和收益的快感之后，它们就逐渐开始向实际内容“开刀”——从沦为惯性广告和隐形宣传的“客观”测评，到社交平台上如同牛皮癣一般屡清不止的谣言和假新闻，再到表面硬实、实则空洞乃至充满误导的阴谋论，最后到自诩独立却刻意迎合主流观点的评析。本应促使媒体带来的更全面、更深入报道的丰富媒介渠道和发达社交网络，在受众和媒体互相“促进”娱乐化报道的恶性循环中成为了更为可怕的催化剂——原本充满生机的“湿地”正在逐渐变成艳丽却又死寂的“赤潮”，而这个过程是那么的缓和又迅猛。

这时候，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一个如同《我恶》剧中那样骇人听闻的事件，抑或是其它值得我们深入理解或深刻反思的社会现象，我们还能不能再见到能够深入调查、敢于引发思考的媒体报道？我们还能不能理性地去分析和看待这个事件？

更进一步，若有一天我们像李大芝或应思悦一样不幸被牵连进某个与你很可能并没有关系的复杂事件中，亦或是自己成为了某一个弱势群体的一部分，还能不能指望媒体对自己有公正全面的报道？还能不能“听见”网络舆论中愿意深入了解和理解自己处境的声音？

其实我相信这个问题绝对不止我一个思考过，而对于所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为此苦恼的人来说，比起为什么，我们更需要如何去做才能改变。有些人可能会说：“小学生的思想境界和素质有限，不进一步提升知识水平根本就改不了！”（如果你是个小学生还能看到这里，我反而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首先我觉得可以澄清的一点是，根据今年（2020）三月的CNNIC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1] 显示，12岁以下，甚至19岁以下的网民所占比例都相对较低，只是从网民学历结构的统计上可以看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大多数（大约58.3%）。

其次，我并不觉得很多在网上的键盘侠就一定是学历低或见识少的人。凡是熟悉达克效应 [2][3] 的朋友应该知道，对某个领域无知的人在该领域的自信程度其实很低，恰恰是那些稍微有一些了解的人很快自信膨胀，变得口无遮拦也毫不意外。但是这个心理学现象容易被忽视2个重要的结论：

因此，从统计学角度来分析，你在不同栏目和种类的媒体评论区看到的键盘侠可能并不一定都是自身年龄或学历较低的人。正所谓“愚者有愚者的无知，‘智者’也有‘智者’的傲慢”，虽然我认为后者也称不上是真正的智者。

所以，与其带有偏见地把读者素质和键盘侠的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于小学生和低学历的网民（更何况低学历并不等同于低智慧或低见识），不如正视这个问题的本质——阅历和年龄，或许对于能否更加理性、独立、全面地去思考和理解接触的信息有一定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你肯不肯有意识地去反抗和克服“不假思索（此处贬义）”和“自以为是”的人性弱点。而对于媒体而言，能不能不甘沉沦，也是对于利益（或生存）的欲望的人性难题。悲哀的是，克服人性的脆弱一直以来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有时不仅是从主观上，也是从客观上……

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引用来自某个知名的动漫作品中的一句话：

在我看来，不屈服于自己人性中的脆弱也是一种勇气。作为一个“自媒体”的我，有没有勇气不去为了流量去“过度娱乐化”我的创作形式、创作宣传，以及创作内容？这是我只要继续创作就要坚持面对和反思的课题。

而作为一名受众的你，可不可以多给予那些不甘“娱乐至死”的媒体一个机会？同时看到一则报道或文章时，可不可以慢几拍，仔细想一想？从内容的角度，从你的角度，更尝试从其它的角度。

就从这篇文章开始吧，不论你认不认同我的观点，我也会非常感激的。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相关资料：

[2] 维基百科：邓宁-克鲁格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