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不幸的是：我们偏偏却活在一个尘土飞扬的年代。如果要对三年防疫做一句总结的话，我愿意称之为一场政治运动型的防疫闹剧。

防疫闹剧

2022 依旧是人类社会倒车和加速灭亡的一年。不过有幸的是，在经济下行压力、白纸运动抗议、国际共存舆论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下，年末当权者终于叫停了这场政治运动型的防疫闹剧，底层的屁民韭菜们终于有了口喘气活下去的机会。回想起去年的现在，还被封在家里、还在抢菜、还在为明天吃什么发愁、还在担心这场荒诞至极的防疫闹剧什么时候能结束、还在担心这场闹剧的现实会一直持续下去。回想起那段时间唯独两天一次的支性检测不敢半点耽搁、老老实实做核酸、戴口罩、出示健康码、被训得服服帖帖，可谓是奴(zhi)性十足。

即便是去年六月初上海解封后，依旧没有从那种恐惧中解脱出来，反而变得越来越自闭，直到现在此刻的心态和上海封城那段时间没有太大区别。思想审查、文字狱、集中营、白色恐怖、谎言欺骗，这些并没有因为疫情结束而消失，每天的感触就像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苟活，对未来充满着无限的恐惧。

或许我们已经早已经听惯了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来关心你这句废话，但当经历了这场灾难（防疫闹剧）之后，我们或多或少地能感触到一个国家的政治气候的变化是如何深刻地影响和限制人类生存的状态和生存的可能。在某些性命攸关的时刻，政治它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我们还能不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

从去年上海封城到现在，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博客已经很少再更新了，也慢慢地淡出了推特。除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是在研究和思考这个国家和社会为什么会上演着一场场荒诞至极的防疫闹剧。结合这三年防疫闹剧期间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越来越有一种想探究这场防疫闹剧的政治基础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想法。于是近期就整理了一些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所读的书以及一些个人的想法。

读书笔记

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 2021 年五一假期期间，那时我正在 2021 五一假期环太湖骑行之旅中。2022 年上海封城后，我又重新读了一遍。再次读这本书的动机，已经想不太清了。我记得当时看到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防疫闹剧，比如某个小区的防疫工作人员把居民团购买的菜扔进垃圾桶里，这种防疫闹剧令我十分费解。我不能理解大白和红袖章这些群体以防疫为名拥有了一点权力后就会上演着一场场令人匪夷所思的防疫闹剧。

还有就是当时在推特上看到了一个以防疫为名殴打村民的短视频，让我再一次想起了我的另一段切身经历：在 2020 年武汉肺炎刚爆发的时候，我外婆在大年初六那天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依稀记得那天去我外婆家的路也被封得严严实实，没办法开车去，只能骑电动车。在村与村交界的路上被当地的红袖章拦住不让过，给他说明了原因也死活不让过。真是欺人太甚，气得我直接踹开挡板骑车电车硬闯了过去。随后红袖章拨打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两辆警车十几号人来抓捕我。当时一直就想不清为什么一个普通的村民戴上红袖章之后就如此膨胀，直到读了这本书后我慢慢地想通了。

这本书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冤冤相报的敌意。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即便是在今天，权力仍垄断在专制统治阶层手中，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十分困难，而当以叫魂或防疫为名的“幻觉权力”进入社会之后，普通民众就拥有了互相报复的武器。他们所能爆发出来的威力正如书中所描写的那样恐怖。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幻觉权力进入社会的例子。我还记得 1982 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

高华《历史笔记》

最近在读高华的《历史笔记》，感触最深的就是：六十年前大饥荒时基层干部对死亡人数谎报瞒报、中央政府拒不承认事实、新闻媒体跟着愚民洗脑。再看看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武汉肺炎谎报瞒报到西安的掩耳到“零”。六十年过去了，还是熟悉的味道。

所以我十分相信“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往往对历史一无所知”。 pic.twitter.com/QNhH5AfxPs

— Reimu (@muzi_ii) January 14, 2022

《历史笔记》是我在 2022 年读的第一本书，从元旦开始阅读，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才读完。这本书是高华教授的遗作，共分为上下两卷四编，繁体中文。

第一编《⾰命、内战与⺠族主义》分论国⺠党共产党两党 1949 年前各⾃的历史。作为国共内战胜利方的中共是本章的论述重点，所选文章不仅反映其革命夺权历程，还映射出 1949 年后政治实践的某些雏形。

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是一對雙胞胎，區別在於：民族主義，強調集體認同和國家認同；民主主義，強調個人本位，個人權利，個人自由。從理論上講，當國家、民族面臨嚴重的危機時，國民應讓渡出自己的一部分個人權利，以服從於國家利益，支持國家戰勝危機，而國家的最終目的是保護個人自由。但是在近代以來，民族主義經常吞噬民主主義，這主要是由中國近代的政治和大的環境造成的。也和人們認識的誤區，統治階級的狹隘和自私有關。

第⼆编《断裂与延续》主要论及⽑泽东时代，内容涵盖了三反五反、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林彪事件等多个历史事件。其中十分推荐大家去仔细地去读一下《大躍進運動與國家權力的擴張》这个章节，从某种程度上我觉着这场防疫闹剧和大跃进运动背后的政治逻辑极其相似。

1958 年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席捲全國的大躍進運動，是一場具有空想烏托邦性質的政治運動。今天人們憶及當年的大躍進，馬上會聯想到「高產衛星」、「全民煉鋼」、「公社食堂」等帶有荒誕色彩的景象。然而大躍進並非僅僅是一場烏托邦運動，在大躍進期間，國家權力借着這場運動的推動，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急速地向社會各個領域擴張。大躍進運動使國家權威得以擴大和強化，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也大大加強了民眾對國家權威的認知。

在大躍進期間，國家意志透過強有力的政治動員和組織措施得以全力貫徹，國家權力在這個過程中急速擴張。

與以往歷次政治運動相比，大躍進是一場規模更大的群眾性運動，這場運動不僅促使國家權威向城鄉全面滲透，而且在社會生活所有領域都建立、鞏固和強化了國家權力。

令人驚奇的是，即使到了這一步，一些領導幹部仍在繼續隱瞞饑荒的真相。周恩來以後回憶道，在 I960 年夏天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他本人「已經意識到糧食有問題，但大家不承認，結果把真實情況給掩蓋起來了」。

直至 1960 年 10 月，《人民日報》在國慶社論中才對形勢作出了新的解釋。社論稱，「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造成糧食嚴重減產」。社論並宣稱，「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脱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饑餓、逃荒和死亡的歷史命運」。社論作者當然知道，就在這篇社論發表之時，全國各地農村正在發生大面積餓死人的情況，但事實歸事實，宣傳歸宣傳，他們選擇採取了「硬着頭皮頂住」的方針。

还有《1949-1965 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章节里提到的向党交心运动十分有有意思，大跃进时期都是要把心交给党的，比现在安个反诈 app 把隐私交给党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

全體教師聯合舉行改造促進大會，他們抬着「大紅心」的標誌上街遊行。4 月 4 日，南京市各高校師生與科研機關的民主人士共三千餘人，高舉「把心交給黨」、「把知識交給人民」的旗幟在南京市舉行大遊行，之後，又舉行了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4 月 21 日，南京市工商界三千多人召開大會，宣佈「立即開展向黨交心運動」，民建中央主席黃炎培親臨會場予以鼓勵。4 月 22 日，南京市工商界和民主黨派提出向黨「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號，表示要把「接受黨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三心二意，躍進到一心一意」。江蘇省宗教界人士也開展了「交心」運動，天主教界通過「自選」、「自聖」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在「交心」運動中，全省 11 個城市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士 4,106 人，共交心 47 萬條。據當時的記載稱，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們長期隱瞞的腐朽思想和反動行為」12()。對於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組織上規定的原則是「自梳自理，求醫會診」。先讓他們對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後引導他們懇請黨員和領導對他們的「壞思想」有針對性地進行批評，並鼓勵他們打破庸俗的情面觀，「比先進，比幹勁」，互相展開批評和思想鬥爭，以使「交心」落在實處，防止「交心」走過場。

經過對「二十二個文件」的逐字逐句的精讀，和反復對照檢查，個人原來的小資產階級的自我意識開始分裂。隨着「發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學習者普遍對自己的缺點錯誤產生了羞愧意識，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黨員更自慚形穢，認為自己確實如毛澤東所言，除了讀了一些如同「狗屎」般無用的書之外，對共產黨和人民的價值無多，尤其嚴重的是，剝削階級的家庭背景，甚至還會使自己在革命的關鍵時刻動搖革命立場，在客觀上危害革命！這樣的自我壓力有如大山般沉重，使許多知識分子黨員原有的沾沾自喜、驕傲自滿等不良習氣一掃而空。

按照毛澤東的看法，一個人的階級立場必然決定了他的觀點和態度。例如：你是不是在心裏還欣賞資產階級個性自由、個性解放的錯誤思想？你是否心悦誠服地把一切都獻給黨？你是否真正同意你所出身的剝削階級家庭是骯髒和反動的？你對沒有文化的工農群眾是滿心鄙夷，還是甘心做他們的小學生？你對黨的考驗是真心接受，還是抱冤叫屈？

第三编《「從『大破』走向『大立』」：文革中的「新生事物」》是高華教授生前承擔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七卷的寫作任務。他已列出該卷寫作綱要，惜乎天不假年，只完成了十餘萬字的文稿。

毛為什麼要發動「文革」？「文革」是如何發動起來的？我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有兩方面的動因，第一個因素：「文革」集中體現了毛對他所理想的社會主義的追求；第二個因素：他認為自己已大權旁落，而急於追回，這兩方面的因素互相纏繞，緊密的交融在一起。

國家的領導者為了快速建立起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他們一直在謀求一種「最好的」治理中國的制度或管理形式，他們有許多創造，建構了一種新意識形態敍述，中國傳統的思想及制度資源，革命年代的經驗與蘇聯因素融為一體，都被運用其中，被用來統合社會大眾的意識。他們也非常重視做動員、組織民眾的工作，使社會的組織化、軍事化程度不斷增強

第四編《讀書有感》包含多篇書評，論及對象既有風雲人物，也有平頭百姓，既有追隨國民黨政權遷台的作家，也有大陸人所皆知的左翼文人。本章通過對他們回憶的評議展現出多角度的時代變遷與個體感受。

我認為，學歷史、讀歷史，記住余英時先生的一段話是很重要的。他説：學歷史的好處不是光看歷史教訓，歷史教訓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錯誤，到後面還是繼續。因為人性就是大權在握或利益在手，但難以捨棄，權力和利益的關口，有人過得去，也有人過不去。所以我認為讀歷史的最大好處是使我們懂得人性。

在大學讀書的那幾年，我知道，雖然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已被批評，但毛的極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滲透到當代人思想意識的深處，成為某種習慣性思維，表現在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研究領域，就是官學甚行，為聖人避諱，或研究為某種權威著述作注腳，幾乎成為一種流行的風尚。

杨继绳《墓碑：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中國大饑荒紀實》

親身經歷了上海封城之後再讀楊繼繩的著作《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又一次對這個社會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之中😭。

任何災難都可以被用來塑造成正確的集體記憶，然後成為政權合法性的組成部分。正是這種對民族記憶的大清洗和對罪惡的強制遺忘，遂使得相同的歷史悲劇一次次不斷地重演。 pic.twitter.com/DfcE6V28Vw

— Reimu (@muzi_ii) June 28, 2022

我是去年上海解封后才开始读这本书的。经历了封城，我的心态已经麻木了，无论发生什么荒唐的事情，我已经习以为常了。读这本书的时候，有好几次我都想大哭一场，眼泪和鼻涕都止不住。因为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悲剧在六十多年前已经发生过一次，而官僚体制应对灾难的方式和六十年前相比没有多少改变。

从武汉肺炎刚爆发时的谎报瞒报、训诫李文亮医生再到后来西安的”掩耳到零”等招式在六十年前已经使用过了。六十年前怎么应对大饥荒的，我们现在就是怎么应对防疫的，没有任何改变。

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 12000 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1960 年 3 月 12 日卫生所的干部王启云写信给党中央，反映饿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陈州放粮”，公安局侦破后，对王启云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

伞陂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 523 人，第二次报的是 3889 人（后又改为 2907 人），后来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 6668 人。

用空洞的“全国形势一派大好”淡化人们实实在在的饥饿，压制人们对饥饿的不满。

就在信阳大量饿死人、人相食普遍发生的时候，《河南日报》还宣传形势一派大好，连续发表七篇“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文章。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960 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 春意浓”为题，继续粉饰太平，仍坚持全面跃进。

农民明明是饿死了，还不能说是因饥饿而死的。县委领导人赵玉书和董安春到武店公社考城大队检查浮肿病情况，问医师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总是治不好，少什么药？”王医生回答说：“少一味粮食！”赵、董二人立即决定，将王医生交大会批斗后逮捕。

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刻，1960 年 2 月 16 日到 18 日，贵州省委召开了三天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

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们驯服，新闻封锁使人愚昧。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问题”，不仅当时邻近地区不知有其事，甚到几十年后还严加保密。

死人明明是饿死的，而说成是年老死的，疾病死的，把非正常死亡说成是正常死亡。有些地方还不允许死者家属哭丧带孝，不准埋坟，对反映死人情况的来信加以扣压，甚至对来信者进行打击；有的干部因为如实向组织反映了死人的情况还挨了斗争。”“因为怕犯错误，怕受处分，怕摘掉乌纱帽，而不敢暴露真实情况；越不敢暴露，问题就发展越大；问题越大，就越不敢暴露。”

上海养老院将活人装尸袋要求殡仪馆火化 这种荒唐事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

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在雅安考察时看到不少肿得很严重的病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医院治疗，他们说：医院条件很坏，在那里死得更快些。金堂县五星管理区的肿病医院是牛棚改的，清洁卫生没有搞彻底，臭气难闻。病房没有门，四周没有墙，90% 的病人睡地铺，铺草很薄。有的病人没被子，白天还喊冷。广汉县金鱼公社医院院长黄某，把活人装进棺材埋掉。

温江清平公社社员李方平饿得奄奄一息，县委检查团下来检查生活，管区干部怕他走漏风声，便把他关进保管室关了三天，生产队长报告说李已死，管区干部下令“死了把他埋了算球”。社员张绍春薅油菜饿倒在田头，队长以为他死了，赶快挖了个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张醒过来，大叫“活埋人了……”，吓得队长扔掉锄头就跑。

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更恶劣的是黄湾公社张湾小队规定死了人不仅不准戴白布，还叫人披红！

二十多岁的民工任文厚被打死后，水库派人直接将尸体拉到该家坟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许。

同样为了应付上级的视察，官僚组织如何上演共谋闹剧的也是如出一辙。

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把大部分人力、畜力、肥料，都调到公路铁路两旁，调到社与社、县与县的交界处，做出样子，而里面却是大片土地抛荒。

在外宾所到之处，完全布置了一派丰饶、富裕的景象：湖里有穿着漂亮的女子悠闲地划船唱歌，在路旁的小店里食品丰富。省委所划定了外宾活动的地方，不让老百姓进入，特意布置假象欺骗外宾。

1959 年 12 月 9 日，我下放到和政县苏集公社。这里群众没有粮吃，饿得干瘦、浮肿，有的冻饿而死。榆树皮都被剥光吃掉了！有一天县上来电话，说张鹏图副省长要到康乐视察，命令我们连夜组织人把公路两边被剥光皮的榆树，统统砍掉，运到隐蔽的地方去。人都快饿死了，哪有力量去砍树、抬树？我们办不到，留下榆树正好让张鹏图副省长看看。

还有被集中隔离关进方舱的方式也是熟悉的味道

有的地方把社员自留地里的南瓜苗拔出来栽到集休的地里，结果全部死光。强占房屋，逼人搬家，不搬就强行把东西扔到外面。强行收走各家做饭的锅，甚至当着社员的面把锅砸烂了，老人要求留下一口锅烧水也不行。大通桥大队为了办农场，乘社员下地生产之机，将大通桥东头一个小庄子社员家的东西全部抛了出来，房屋由大队占领。社员无家可归，痛哭流涕。

乔山大队 31 个村庄，1960 年 6 月，总支书记梅某强迫群众在半天之内并成 6 个庄子，拆掉房子 300 多间，党员不干开除党籍，团员不干开除团籍，社员不干不给饭吃。说是建新村，实际上旧房子拆了新房子没有建，社员无家可归，100 多人被迫集中居住，有 14 户 40 人住在 3 间通连的房子里，晚上大门上锁，民兵持棍把门，尿尿拉屎都在一起。

食堂缺柴也是一个普遍问题。解决缺柴的办法一是砍树，二是拆房。全县树木被砍达 80% 以上，全县房屋倒塌和被扒 10 万间以上。有的地方挖坟劈棺当柴烧。在田野劈棺后剩下片片白骨，令人胆寒。

对大饥荒的反思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场防疫闹剧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为“三面红旗”。这是 1958 年令中国人狂热的政治旗帜，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饥荒的祸根。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为什么没有纠错机制？这是专制制度固有的缺陷。1958 年指导思想的错误，不仅仅是领袖和领导集团的错误，而是制度性错误。

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在专制制度下，下级官员迎合上级的情形。1958 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处在一层一层的权力阶梯上的官员们，总是把最高层的意志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从制度、政策、指导思想方面寻找大饥荒的原因，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归罪于早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地、富、反、坏、右。说是因“民主革命不彻底”，而使阶级敌人篡夺基层领导权。这显然是违背事实。

书单

以下是我个人推荐的历史书籍。在经历了三年的防疫闹剧之后，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再次阅读这些历史书籍，就会有种亲临历史的错觉，仿佛活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之中。这些历史事件并不遥远，就像昨天一样清晰地铭刻在我们的脑海中。

作者	书名
徐贲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周雪光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
谢岳	维稳的政治逻辑
笑蜀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
赵紫阳	改革历程
徐中约	中国近代史
高华	身份和差异：1949－1965 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高华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高华	历史笔记
杨继绳	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杨继绳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杨继绳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墓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橙实 山川 等	文革笑料集
【美】傅高义	邓小平时代
【美】亨利·基辛格	世界秩序
【美】亨利·基辛格	论中国
【英】乔治·奥威尔	1984
【美】孔飞力	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美】芭芭拉·德米克	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
【捷克】哈维尔	哈维尔文集
【捷克】伊凡·克里玛	布拉格精神
【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