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两年前的春天，我们出版了玛尔伦·豪斯霍费尔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隐墙》。这部诞生于1963年的末日寓言，在半个世纪后的中文世界中引发了广泛共鸣：人类文明在一夕之间石化，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女人，在草原山谷里回归纯粹的存在状态。

在《隐墙》中，漫长的人类历史已然隐去，成为主人公身后斑驳的远景。而当我们翻开豪斯霍费尔的生平，看到的则是女性生活中厚重而具体的现实围墙。她长期受困于家庭主妇的身份，在被家务琐事、育儿责任和社交义务填满的白昼里，利用碎片的时间，像凿冰一样凿出一座文学世界。

五月，我们带来了豪斯霍费尔的绝笔之作《阁楼》，这部长篇小说可被视为《隐墙》的平行时空“前传”，记录了一位奥地利家庭主妇一周的生活。在这空寂宅邸的顶端，阁楼是家中唯一属于她的地方。她用沉默、顺从与遗忘维系着稳定的秩序，直到一封封神秘信件的寄达，那段关于森林与驱逐的残酷往事，开始从平静的水面下缓慢浮起。

本期推送节选自本书的开头。这是一个平凡的星期日，生活宛如早已演练好的剧本：僵化的婚姻，疏离的骨肉，繁琐的家务……然而，一场关于记忆与自由的故事正在悄悄展开，她将向阁楼走去。

星期日（节选）

从我们卧室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一棵树。说起它到底是什么树，我们永远无法达成一致。胡贝特坚持说，那是一棵刺槐。他的原话是“刺儿槐”，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这么说的。他父亲的老家在戈尔茨。我不知道，是所有戈尔茨人都会这么说，还是这只是他父亲的个人习惯。胡贝特喜欢刺槐。在古典小说中，提到“刺槐”，就意味着甜美而醉人的花香。它的香气确实甜美而醉人，就像古典小说中所有形容词描述的那样。只是今天再提起这个词，意思已经变了。尽管如此，刺槐的花闻起来还是甜美而醉人的，只要这世上还有一个人有嗅觉，他都会这么说。

所以胡贝特认为街对面的那棵树是刺槐。其实他对于树一无所知。他喜欢刺槐，只是因为他的父亲——老费迪南德——年轻时喜欢在一条刺槐大道散步。我认为他散步时不是一个人，身边还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做伴。那位姑娘想必还打着一把黄色缎面的阳伞。某种难以言喻的香气充盈在世界中——那是一个圆满而完整的世界，如今已经不复存在。老费迪南德也不在了，但他的儿子依然坚称，我们窗外的树是一棵刺槐。

对此，我只能付之一笑。在我看来，那是一棵榆树或桤木。但这说明，我也不怎么了解树，尽管我是在乡下长大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谁知道那会儿我的眼睛在关注什么。

我也没兴趣知道自然史书上的那些名字。“美树”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足够了。我把有的鸟叫作红脚鸟或者绿羽鸟，而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哺乳动物，都被我称为有毛兽，细分下去有长耳兽，有粗尾兽，有圆鼻兽，还有绸缎软皮兽。这样命名其实没什么不好，它们并不会因此提起名誉权诉讼。那棵树也是一样，它可不会在乎我怎么叫它。那么，就说它是一棵榆树或桤木吧。

它不知道我的存在。它奇特的地方在于，你只会在冬天看到它。一旦枝繁叶茂，它就隐身了；直到某一天，它再次变得光秃秃的，在十一月的灰暗天空中展示着细弱的枝杈，引得人又开始猜测它的名字。

胡贝特在床上翻了个身，说：“它当然是一棵刺儿槐。”“桤木或榆树。”我固执地说。“你以为我傻吗？”胡贝特说，“你以为我会一眼认不出刺儿槐？”我很清楚，他其实根本不知道刺槐长什么样子。但我没搭腔，因为我不想惹恼他。我其实从来摸不透，到底什么会惹恼他。他有时对什么都无所谓，有时却会因为一点儿小事就发脾气。刺槐这样的事一定会惹恼他的，就像所有可能涉及他父亲的事一样。胡贝特其实在内心深处有一点儿祖先崇拜的倾向。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情结，所以我会尤其注意这一点。我沉默了，让这场争论平息下去，转而看向那棵树。

这是一个二月的星期日，而同样的一幕会在每个星期日的早晨上演。工作日我们显然没有时间沉迷于这样的小游戏。“树上有只鸟，”胡贝特宣布，“一只椋鸟。”“胡说，”我说，“冬天没有椋鸟，那是一只乌鸫。”这一次我有点儿心虚，因为胡贝特有远视眼，而我有点儿近视，我只能看到树杈上有一个小黑点。“不，”胡贝特说，“肯定不是乌鸫。”“要么是一只绿雀？”我提议道。我也不知道被我称作绿雀的那种鸟到底叫什么，它们看起来像大一些的麻雀，只不过是绿色的。“哈，还绿雀！”胡贝特轻蔑地说着，翻开一本讲一六六四年圣戈特哈德——莫格斯多夫战役的书。他偏爱读关于古老战役的书，总觉得自己会比那些已故的老将军们更善于谋略。眼看他只差一步就能扭转战局，最终却依然失利，真令人沮丧。这倒不是出于爱国主义——我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仅仅是出于对完美主义的强烈渴望，他会为所有国家的失败战役而遗憾。尽管如此，读读这些书似乎就能让他感到满足。反正这种关于古老战役的书浩如烟海，所以他永远也读不完，他尽可以就这么读到一百岁。这种情况也许不会发生，想来也并不值得向往。

胡贝特今年五十二岁。考虑到他从未注意养生，他的健康状况可以说相当不错。他血压正常，有时活动关节会发出轻微的咔咔声，掉了四颗牙齿——这不算多，毕竟他那一头棕色头发还相当浓密，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一些白发。他可能烟抽得多了点儿，但不怎么喝酒，总体来说是一个略显迂腐的普通人。我想不通，他怎么就不见老呢？当然，他工作太忙了，但他似乎乐在其中，也许这样就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了吧。

他露出微笑，注意力从刺槐香味的插曲回到圣戈特哈德-莫格斯多夫战役上，忘记了他的妻子、那棵树和树上的鸟。

那棵树平铺在天空的背景上，就像苍白宣纸上的一幅速写。它看起来也的确有点儿中国画的味道。如果你盯着它看久了——至少我盯着它看久了——它就会发生变化。苍白的天空开始在枝杈间膨胀，变成许多松散的球。很快，那棵树——刺槐也好，榆树或桤木也好——伸出无数根银灰色的手指，握住了天空。这时，如果我闭上眼睛，过一分钟再睁开眼看去，那棵树就又会变得扁平，像一幅速写，一幅不悲不喜的画，我可以盯着它看上几小时。紧接着，新一轮的神秘变化开始了，天空变得浑圆，被温柔弯曲的手指握住了。

但那棵树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吸收和平息渴望。倒不是说我还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渴望，只是人总会有些焦虑、烦躁和不安的情绪。那棵树把所有这些都从我身上吸走了，留在自己的枝杈中，给它们盖上洁白的云朵球，直到它们在潮湿的凉意中平息下来。于是，我可以内心空明而轻松地转过头，再睡半小时。在这半小时里，我不会做梦。那棵树——刺槐也好，桤木或榆树也好——是一棵可靠的树，可以让人信赖。

我对此非常感激，因为重要的是积蓄力量并借助这些力量体面度日。我做不出乱摔盘子的事，不过我也不想变得阴险恶毒或尖酸刻薄，尽管我的确有这样的轻微倾向。同样不可取的还有“闷着头”或“生闷气”，或者像奥地利语中说的“赌气”（mocken）。英语中的“愠怒”（sulk）一词完美表述了这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必须极力避免。“生闷气”听起来有种失礼的戏谑意味；“闷着头”其实还含有“沉思”之意，所以隐士也可以“闷着头”，还不会妨害任何人，但从没听说过世界上有哪个“生闷气”的隐士；“赌气”的意思已经很接近了，点出了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那种阴郁和愚钝的样子；但“愠怒”一词涵盖了一切，还包括那种意在伤害他人的冷酷和故作冷漠。而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毕竟，伤害本就已经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有太多人饱受其苦。

胡贝特偶尔会“闷着头”。但他闷头闷得很隐晦，总是坐在他的写字桌前，面前挡着一份报纸。有时，他也会为此去咖啡馆。我从没想过要陪他一起去。如果想去咖啡馆，我就自己去。老夫老妻在那里没什么可干的。他们可以一起做任何事，唯独不能一起坐在咖啡馆里看报纸。否则他们马上会招致旁人的怀疑，认为他们已经烦透了彼此。

我们当然有烦透了彼此的时候，不过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陷入深深的忧郁情绪中，直到这种可悲的状态过去。我们确实无法长时间地承受对彼此的厌烦，因为除了对方，我们还能向谁求助呢？谁又能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呢？对我们来说，所有人都是陌生人；哪怕是朋友，其实也不过是泛泛之交。就连我们的女儿伊尔莎，对我们来说也很陌生。她十五岁了，却并不太清楚该怎么和我们相处。她住着家里最漂亮的房间，因为我们希望她过得好，希望她感到幸福。她长得很好，是个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她会让我想起一位进入修道院的小姨，不过伊尔莎可不会进修道院的。当然我也不能百分之百肯定，毕竟世事难料。我们并不是离不开她，也没有过分依赖她，这对伊尔莎来说也很好。伊尔莎不属于我们的核心生活圈子。在她出生前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她成了一个在父母真正的生活之后才出生的孩子。

她像一个“遗孤”，只不过她的父母依然活得好好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也许这样的孩子有许多，而没人对此发过一言。但我相信，她过得挺幸福的。她会被朋友们嫉妒，因为她的父母只会在她自己希望得到关心时，才去关心她。还有哪个孩子有这样的福气呢？

我们的儿子费迪南德——他是以胡贝特的父亲老费迪南德的名字取名的——就没有这么幸福了。我想他根本就没有幸福过。他是在那件事发生前出生的，一直处于我们生活的中心——那里如死水一般平静，但哪怕最轻微的偏差，也会把人甩到天知道什么地方去。他一定察觉到了这一点。同时他还发现，最好不要轻举妄动，万事小心是不会错的。他并不是胆小鬼，实际上他以名叫费迪南德1为荣，尽管上小学时，这个带有王者霸气的名字没少让他受人嘲笑。或许他该庆幸，自己的祖父不叫利奥波德2——这还是很有可能的。自从年满二十一岁，也就是去年起，他就搬到了第九区的一间转租房。毕竟他是遗产继承人，胡贝特的母亲，那位老枢密官夫人，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留给了他。钱留给费迪南德，房子留给胡贝特——这还只是因为这房子从胡贝特父亲去世起就已经属于胡贝特，他母亲只拥有居住权。她没留给伊尔莎任何东西，连一件首饰都没有，我当然也什么都没有。

1 费迪南德（Ferdinand）：奥地利旧贵族与皇室常用名，带有传统、权威的色彩。——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 利奥波德（Leopold）：奥地利更为古老的皇室常用名，带有保守、过时的色彩。

费迪南德经常会在星期日回来吃饭，工作日他有时会来喝杯咖啡，逢年过节他当然也会来看我们。毕竟他搬出去不是因为厌烦我们，而是因为他想过独立自由的生活。老太太留给他的钱足够他读完大学并且养活自己了。胡贝特对此暗暗不满，但我很高兴。对费迪南德来说，不必向我们开口要钱，还能活在自己是个自由人的幻想中，这挺好的。顺便一提，我拿不准他是否还抱有这种幻想，毕竟他向来聪慧。我们的儿子在那件事发生之前出生，并处于风暴中心，如今已经成年；要是他还留在我们身边生活，那会是一种令人不适的状况。他属于我们生活圈子的内部，这使得和他的交流变得困难。亲密令人难以忍受，而我们三个都不喜欢太亲密的关系。

胡贝特和我是听天由命了，因此，除了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不可改变的普遍命运，再没有什么能影响到我们了。所以，费迪南德搬出去住是件好事。也许他偶尔会对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心生怀恋，但他住在自己租的房间里，对这种怀恋嗤之以鼻，总是谨慎地好好待在平静的中心，绝不跨入危险区域。对他来说，再没有什么地方比父母的家更危险的了。他一定偶尔也对自己踌躇不前，生怕踏出一步就会被卷到天涯海角的状态感到绝望。此时，他便会合上书和笔记，去看场电影或者和朋友聚一聚。我不知道他和姑娘们相处得怎么样。他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可能正好会吸引那些野心家和控制狂，而那样的姑娘正是他必须避开的类型。

伊尔莎和我的母亲很像，拥有一种开朗、单纯的气质。胡贝特大概原本也能很开朗。他如今不开朗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他自身，而在于那种他无力应对的影响和情形。费迪南德既不像我，也不像胡贝特，而是像他的祖父。他将以一种神秘的方式，逐渐成为以前一度被称为“真正的绅士”的那种人。他自己当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人们无法认出自己前所未见的东西或未曾经历的状态。另一方面，他显然别无选择。费迪南德，他来自我们的过去，所以注定不合时宜。我们看出了这一点，却不知道该为此高兴还是难过，反正这对事实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我们根本什么都改变不了，一切都已发生，并且在按其既定路线发展。我们无能为力。顺便说一句，就胡贝特而言，这些都是假设，因为我们几乎不会谈到儿子，也根本不会谈像这样意义重大的事情。伊尔莎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话题，就像所有不属于核心生活圈子的人一样，人们喜欢他们，而且觉得和他们相处甚欢。孩子们之间几乎没什么感情，毕竟年龄差距太大了。费迪南德觉得伊尔莎是个小笨蛋——她当然不是；伊尔莎则认为费迪南德是个古怪的家伙，这从她的角度看也无可厚非。有时，他会送她一些糖果，或者辅导她做拉丁语作业。真正称得上是一家人的时光，只有短短三年——从费迪南德出生到发生那件事。对于那件事，我们闭口不提，每个人都试图忘记它。有时我们可以算是完全忘记了，只是它的后果从未消除。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