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曾经跟我说，真朋友都是在高中和大学找的，再之后大家就是互相利用。我想跟他说，我本科宿舍关系是如此之差，以至于每天早上7点半睁眼就去图书馆，晚上10点回来洗完澡就上床，这又何谈什么朋友呢？但我没跟他说，按照他的说法，我空有理论没有经验，他是过来人，到头来，这次是我有经验了我也没有话讲。我一直在想，吃饭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讲要遵守哪些说话规则，还经常明着说你畅所欲言，但我还是顺着他的意思侃，支持他谈婚姻、谈诗歌、谈经济，最多只是讽刺一下。有次在高速路上，他跟我谈起无人机，说美国有这种东西，全世界都在它的范围内，我们都是待宰的鸭子。

我突然意识到，这好像就是夏马尤的观点。我爹看了几篇新闻，问了几次豆包就把人家搞了十几年的文献想明白了，说明我爹是个聪明人。但我还是不想把这事跟他摆清楚，我不打算讨论无人机创造了什么狩猎逻辑，带来了什么决策的倾斜，因为我觉得他并不想使之清晰。是这样吗？还是说，我也不真清楚自己到底在遵守什么东西，它只是隐隐在我心中发动。

这一隐就是许多年，其实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只是高中的同学大多变得不够真，只剩下一两人还在联系；大学也是许久没回，该工作的朋友也早已安定，不再有当初学术的激情。我跟他说：“我们不应该强行用休谟的逻辑来强求LLM，这更像是人文学科的主动防守。”他跟我说：“你还是想想怎么上Claude帮我写会议纪要吧，同事都用Deepseek拉不开差距。”周围的学术伙伴各自有各自的理想或现实，他们都说自己对未来很开放，但各自心中都有“不法的隐意”，我或许不应该跟ta纯雅辩经、不该跟ta煮酒论英雄，不该跟ta抽象地思切身之事，又或者他们并没有那么吝啬，只是在微信弹出的语句所隐含的会话规则和ta清晰知晓的并不相同。我想起和一位我颇为敬佩的友人相见，但因为不知其是否支持威廉·詹姆斯、不知其是否对独断论没什么抵触、不知道其政治立场，大部分对话都像是互相猜谜，说着模糊的话语，猜测ta猜测我什么意思，甚至猜测ta是否猜到了我在猜测。这一年来说了很多话，可听者是否关心我的柏格森论，是否愿意在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待德勒兹，是否理解我对19世纪哥特小说的探索，在那个对话的场合，我不知道我要不要问。

直到我爹跟我说，爷爷去世之后他一直想写些东西纪念他，写了两万字，想要听我的意见。我立马摆出一套理论来准备试试，可我又想，他对这些又有什么了解呢？再想，我又为什么要假设他不愿意了解呢？再想，但这样不就是放任自己说黑话吗？无穷的反思恐怕要到绝对精神才能停下。忽然想起来，曾经给高中生做过家教，读过一份考卷引了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有个教书先生老汪，学了几年书，但没法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在乡里找不到愿意雇他的地方。直到镇上东家老范收了他。表面上看，两人一说话，能说的开，这是偶然间气质相合，但实际上是因为老范的孩子脑子笨，读书慢，正好老汪也要老半天才能把话捋顺，就配上了。不过，这也算是深层的气质相合吧。老汪在课上讲，学生们在下面闹，他开始解释论语，说“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面上孔子是高兴，但这正说明身边没有一个可说话的人，要不然何必希冀于远方的朋友呢！

我想这文章好，说话够俗，像讲故事会，叙事者不断跑出来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角色倒只需要相遇和行动，几乎无话。然而这相遇是如此得多，在来龙去脉的讲述中又平添许多枝杈，杈里还有相遇，相遇里还有枝杈，倒是把叙述者的俗气冲的一无所剩，反而成了一种类似元设定的东西。我想，我爹写我爷爷，以白描为主，这些话是情真意切的，其中凝练着无数的时刻：他讲自己高考结束后打算回村里务农，偶然间他和父母遇上了他的同学，就聊了会天，同学说我爹聪明，复读一下能考上大学。

我爷爷就问我爹，你觉得复读了你能考上不？我爹说：“试试吧！”结果被我爷爷狠狠打了一顿，据我爹所说：“家的门后，通常放了五六根大小不一的各类辊子，有木辊、竹棍、斑竹等，每次挨打时，父亲就会让我们自己挑选（否则让他自己选就更惨了），然后开打，每打一次就会问‘改不改’，我们每挨一下都要回答‘要改’。打完后，还要让我们把棍子放回原处，以备再用。为了让挨打的疼痛轻一点，我们除了在挨打中亲身体会外，还在平时用各种棍子做模拟试验。基本经验是：选的棍子不能太粗，否则骨头可能承受不起；选的棍子不能太细，否则皮肤可能承受不起；选的棍子不能太硬（如斑竹、木头），否则肌肉可能承受不起。最好是不大不小的竹棍为宜。

平时如此，这次打不知道打得多狠。但我爷爷这次没说算了，而是让我爹再改，也就是让他复读了，这让他最后上了大学，走出了四川的农村。

我一边想，刘震云这样的叙述者，可以帮我爹把很多事情说出来，他的作品里抒情实在太少，几乎全都是对爷爷各种行为的纯描述，到了要表达时，更多只能引用一首老歌或者干脆“父亲离开我们三年了，三年来，父亲您过得好吗？我想，应该是好的，而且一定是好的。因为在天堂，您的睿智，您的善良，您的勤劳，您的重情谊，您一定有了许多朋友，有朋友就不孤单……”这些插在白描里显得生硬，抓到叙述者就会好很多；另一边我又想，刘震云这《一句顶一万句》写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爹当初因为他同学的一句话成了大学生，才有了我能在上海借一本夏马尤，才能说他的民间智慧可以清晰化成一套主权理论。

作品最开始颇符合我的期待：作者展示了一整套理由给出的类型学。不是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把真正的理由说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或者都猜测对方会遵守一些基本的会话规则，这里就有第一个变量：有的人爱说话，有的人不爱说话，有的人急切只想行动，有的人想把事情说清楚。对不同的人，我们当然知道真实的理由，但我们还知道适当的理由。可以说，有多少种人，多少种行事的规矩，就有多少种适当的理由给出。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说话不只是在磨洋工，维持住一个不变的效果是不够的，我们还得让说话带来行动的变化。于是，有维持性的说，这里的说既可以是尽量不说，比如作品里大部分的夫妻，总是一方爱说话一方不爱说话，也可以是一直说，就像作品大部分的出轨，大部分的他乡遇故知。但也有突破性的说，它反衬出维持性的说是那么的枯燥。这就叫“一句顶一万句”。

有的突破性的说是好的，比如说作品里有两户人家关系好，要成亲家，结果男方儿子听说女方少一个耳朵，一气之下走了；女方女儿实际上没少耳朵，只是耳垂被咬了，本来事情说的开，但儿子已经跑了，婚礼不能如期举行，女方就觉得面子过不去，要跟男方闹。可以想见，这里将会形成多少万句话，却只能形成僵化的局面，因为对话的规则已经定好了，而且这一会话规则偶然地矛盾着：必须嫁出女儿，但是时间来不及了，理亏了之后硬嫁又要亏待女儿，但不嫁女儿耳朵没了的名声又无法洗刷。事情很清晰，可以说是明摆着的，却没法解决。此时，女方女儿一句话：“你这是置气呢，还是嫁女儿呢？”一下子，事情解决了。通过引入一个新的视角，各方权重得到了调整，以至于不再是彻底的矛盾。

这一句话，就是我的朋友老布苦苦追求的，超越他师傅老罗的一句话。来上海之前我就认识他，只是他说话太古板我不喜欢。到上海之后遇到太多说话浮夸的人，倒是和他关系好了起来。老布是懂说话的，他发现，人虽然用说话来干各种事情，但这些事情都受到一类事的约束，就是大家给出些理由，从而把事情说开，说明白。规则最开始是不为他人知的，但在这种理由给出活动中，规则之间开始融合，并最终摆到了台面上，大家也就会和和气气地遵守，因为大家已经在遵守了，只是随着它说明白，也就没了猜的成分。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现象：规则一方面是已经被遵守的，比如要嫁女儿，另一方面又是在对话中不断生成的，比如说对话时发生了儿子逃跑，于是多了洗脱污名一条。·规则在对话中已经-将是它自己，老布抓住这一点，说在这最清晰的时刻，我们就获得了真正的客观性，但这客观性又是内置于说话的，不需要法官，更不需要上帝。在《一句顶一万句》里恰好有个神父叫老詹，他跟延津的人说，信了上帝，就知道了自己要往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在这里一辈子，只发展了不到10个人。他曾经梦想着建立一座巨大的教堂。但实际上当地的教堂被县衙占了去，先是做学堂，后是做戏班子，终于是成了练兵场。上帝没给他带来信徒，倒是在他死后，曾经受恩于他的主角吴摩西来悼念，于草垛里发现了那张巨大教堂的图纸，感念着老詹，又因心思彷徨，竟想着自己定要完成他的念想。一切都在对话之中，但到头来，超越正埋在规范的重点。只是吴摩西是糊里糊涂到了客观性，就像一种相信的意志，天时地利人和，各种规则、各种输入的事实拼到一块成了这样。老布还想要更多，他要一个担保：不需要事件，只需要累积，人们终于可以把所有能说开的话都说开，而这正需要那顶一万句的一句：他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了“回忆性理性”这个词，说的大概是，无论维持性的话说的够不够明，都有可能说不到一块去。此时，就像女方的女儿那样，一句话，事情不仅清晰了，而且因为多了一个视角，曾经的矛盾被消解了。如此，规则就积累了一层，不会变得更不清晰，因为更不清晰意味着矛盾。

看起来，老布如果不仅想要在理由给出的语用生活中找到被承诺的客观性，而是想要真的到达客观性，就要说：人们之间说话总是会走向矛盾（或至少是僵局），而此时总得靠一句话来把这矛盾给消解了。总要有一万句的疲乏被一句澄清，又在新的领域积累新的疲乏。看起来这很符合刘震云的理由类型学，其中几乎没有不矛盾的维持，也就是说，几乎没有靠一直说来维持的，而总是靠不说来维持的。话总有尽，到了尽还想说又说不出来，这本身就是矛盾：最基本的会话规则矛盾就是话已经说白了，人们于是眼巴巴地等着有朋自远方来，以缓解僵化的规则；或者等着那个绝顶聪明的人说出那一句话。

不过，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在相遇和一句话无穷的可能之外，我们还要看到一种可能。正是这种可能耗尽了这本书的活力。在进入老詹的剧情之前，作品讲述了无数的人，无数的相遇，相遇时无数的猜，这猜中出现的矛盾，矛盾中展开的相遇，如根茎般扩大，可随着一切聚焦到吴摩西这个人的经历之后，好似只剩下一种理由给出模式：出轨。之后，至少出现了三次出轨的剧情，是出轨促动着吴摩西离开延津，其养女的孩子回到延津。这模式其实很简单：本来此一人和彼一人已经把话说开了，或者说死了，以至于没话可说了。此时来了另一人，带着那一句话，突破了维持性的话。于是此一人便想和另一人好。只是此时新加入的规则便是行动，于是就有了私奔。这还是那一句的功效，只是刘震云换了个视角，写起那个留在之前话里的人。他早知道他们之间说的话是维持性的，只是他自己已经有了一条新的规则，就是维持这种维持。而这条规则是万万不能使之清晰的，因为随着它清晰，他就成了要维持的话。于是，这些突破性的说就都成了对这条晦暗规则的抹去而非澄明。出轨出的就是这条不能明说的确定性之轨道，而对于这彼一者，它的矛盾并没有被解决，因为这条规则还在他的心里，所以他就要去追这出轨者，直到他遭遇他的遭遇，改变了规则。

正是这条不可清晰化的枢纽带来了作品后半段的诸多悲剧，也让多种多样的理由类型学变得贫乏。叙述者也变得越来越讨人厌：之前，他充当着把事情说明白的角色，各种人之间维持性地说，其起源需要人讲，但讲明白了剧情就突破性地发展了，因此只能靠叙述者来说。这个叙述者的维持其实已经很尴尬了，他好像成了唯一明事理的人，因而贬低了读者的生活阅历。但他讲的事情是如此剪不断理还乱，读者不由得被吸引过去，厌恶也随之消失。可是后半段，无尽的出轨，无尽的思念，这两个模型本身都已经明晰了，叙述者再讲一遍事理还是这个理，就再次显得市侩起来。甚至连角色都受了影响，他们没什么新的动机，新的相遇，因为相遇本身已经被反思性地明晰化了，老布的学说已经在老刘的作品里被阐明了，所以概念角色们就只能机械性地重复这些模型。此时还能写什么呢？就只有回忆和梦境，以及对那一句新话的追寻。

我想，《一句顶一万句》最终并不是一个好作品，因为它意识到了，使之清晰本身是不够的，晦暗自有晦暗的道理。清晰与晦暗需要配合，而不是任由一方走向极端。清晰不可能清晰掉维持之维持这条规则，它不能被言说，只能被执行。所以执行者是痛苦的，被执行者则是解放的；但晦暗也不能占的太多，成为一种无尽的市侩，因为那维持本身确实是痛苦的，这一点老维可能不够了解。我在来上海前很喜欢老维，他一方面说话直接明了，一方面又给人种神秘感，因为他不愿意把话说清楚却要把事情弄清楚了。我想老维是一句顶一万句的高手，却不愿意真的给出这一句。他只想在一万句里清楚到一定程度，已经-生成出足够的规则让现在明面上的麻烦取消就好了。这当然没问题，只是这也不是必然的。在上海，有太多直来直去的朋友，还有几个不能够进行哪怕一点清晰化的朋友。只是在温吞之中畅谈些技术封建主义、控制论和死亡政治，至少让我感到烦恼。然而，老刘选择了老布，他让叙述者把所有事情都挑明了，他执行了“使之清晰”，于是所有人都不满起来：只有他自己升到了绝对精神的高空，而地上的无数吴摩西还在维持着他们自己的教堂愿望，这一执念不该被清晰化，因为清晰化意味着背叛。

总之，有两种清晰化，一万句内的清晰化和一句对一万句的清晰化；也有两种晦暗，一种是一万句内的晦暗，一种是维持一万句的晦暗的晦暗。在维持之维持与一句间有所有言说的伦理。在下半部最后，主角的妈妈说不出话来了，她用手比划来比划去，孩子们却听不懂，到她去世了，孙子辈说明白了，她是想带上手电筒，因为她从小就怕黑。但是主角又找了找床头，发现一封信，说主角妈妈的爹爹吴摩西的儿子要带句话给他，这话是什么？主角想知道，于是主角第一次有了动力，去了延津，去了延安，甚至要去广东和北京。这句话是什么重要吗？不管答案是什么，只要给出答案，它就失去了魅力，它就不再是维持之维持的晦暗规则。这是一个秘密，而叙述者会打断秘密，叙述者会无穷地捞取秘密。所以我想，还是别给我爹推荐这个作品了，他可能反而在叙述的特权里不断倾泻自己的情感，反而丧失了一个个白描事件晶体般的圆融，比如那次神秘的殴打。

我不知道我爷爷那次狠狠打了我爹之后我爹跟他说了什么，或许什么都没说，但一条阴暗的规则已经形成了。它或许是好的，或许是坏的，需要清晰化来调节。至于我，我确实和爷爷不亲，我更喜欢和别人聊学术，在学术的习惯里享受推理和联想的快感。爷爷喜欢打麻将，我根本不会打麻将，爷爷还喜欢什么，我几乎都忘光了，比我忘掉中世纪逻辑还快。这些都是可以在清晰化过程中重建的规则，就像我身边各种维持着说的朋友，我总可以努力去找一句话，骰子一掷，让错误/正确的生活变得稍微正确/错误些，这里要做的只是放弃脆弱和抱怨，去决断，去获得相信的意志。但我已经不能再向我爷爷给出理由了，连记忆里的话语也变得模糊，只记得有一次回家，爷爷奶奶刚搬进城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开门时害起羞来，不愿意进去，我爹催促我，我就跟他说：“我眉山话没有学好，爷爷怎么念啊？”还有一次，在2022年的12月24日，我到了眉山市人民医院，爷爷躺在床上，我想跟他打招呼，但我又一次忘记了眉山话怎么叫他。后来读我爹写的文章，他说爷爷最后说的一句话是“我撑不住了”，不知道怎么，明明守在病房，但我完全没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