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先点明一个事实，即普通的中国人和家庭中事实上存在的羁绊、在关系失败或不完美时人们的遗憾，以及他们内心最深处与家有关的渴望和失落——这也就是本书所定义的“中国式家庭”的底色和出发点。

所以这本书并不鼓励人们匆忙定义自己的家庭关系并得出轻易结论，而是带有启发性地提醒读者：每代人在面临“我”和“我们”之间的矛盾与选择时，都会有一个默认选项——而首先就意识到这个选项的存在是很重要的。

这本书采用很多尚未被流行叙事污染的案例，也是每个人用自己人生经历写就的真实经验，差不多可以覆盖人一生所经历的全部家庭关系。

书中某案例：一个39岁的男性，有一位总在他面前抱怨的母亲，这让他无力放手，去过自己的生活。母亲总是对儿子说“我的一生被你爸爸毁了”，儿子从小时候就想救妈妈。他只有在自己病了、实在无力承担的时候才会告诉妈妈他自己在精神上受不了（好像不生病时就没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他失去自我，被卡在多年以前。

来找咨询师，是因为儿子一直努力想让妈妈理解。他觉得只有妈妈理解了他的困境，他才能放下，才能离家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但咨询师告诉他，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需要被别人理解才能去做，那样做实际上就把做自己人生决定的责任放到了妈妈身上。

咨询师对这个儿子说：“对，你妈妈说她会孤独，会难过，会有一些本能的情绪反应。可是她也说过：‘儿子，你过得好，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他让这个儿子听到母亲内心两种可能是矛盾的、有冲突的，但都同样真实存在的声音。

在这个案例中，母亲在儿子面前渐渐变得越发软弱和依赖，但母亲成为这个样子，儿子大概率“参与”其中，也负有某种责任。面对家庭中存在“问题”的那一个人，或许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是整个家庭的成员，也许还包括自己，共同维持了这个人的“问题”。

所以咨询师问儿子的是为什么他没有听到妈妈的话，或者说只听到了一部分。他提醒对方说这是他已经刻入骨髓的部分，就像妈妈只能听到儿子的孝顺，而没有办法听到这种孝顺已经变成了儿子的负担。

另一个案例提到一个女性，她母亲一直说自己送人的女儿比留下的这个要更优秀，她一生都感到母亲的不爱。最后咨询师帮她分析说母亲当年送掉一个女儿这件事，不只发生在送掉的那一刻，还会留下一辈子的歉疚，所以她也变成了母亲歉疚的一部分。听到这话女儿立刻哭了出来，那一刻她的怨恨转变成了同情，当然也可能在下一秒受伤的时刻，又转为怨恨。

不过，无论如何，她母亲、逼儿媳送走女儿的婆婆、唯唯诺诺不负责任的父亲，这幕家庭成员共同造成的悲剧在咨询过程中被清晰刻画，女儿也终于看清自己处境的由来。

书中有不少这样的案例。人们一直无法处理那种求而不得的亲情，不知道是该继续寻找，还是该放下。

而对这类问题，咨询师实际上是无法回答的，所以他没有给来访者以“正确”答案，而是给出了一个“有用”答案，至少帮来访者找到了一个解释——而面对困境，任何人都有理由得到一个帮助自己放下和解脱的解释。

在这本书中，咨询师的提问可谓精彩。他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和同理心，珍惜来访者在咨询中体现出来的困惑，然后抓住不放，一点点深入下去。他的很多提问既尖锐又温和，他不会说来访者错了，但会提醒他们是否忽视了什么。

他希望来访者看到更多的、更丰富的自己，也看到自己家人同样的另一面。他会问“你所面对的问题有可能存在其他可能性吗？” 他带他们返回到家庭关系败坏的种种“事发现场”，尽量让那里尚未发出声音者的声音被清晰地听到。

咨询师不是家庭问题的答案的简单提供者，但他通过咨询的现场来创造出一个有利的环境，让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在这个空间里被“呈现”出来。正是他的引导帮助来访者重现/重建了自己的“故事”，而且拒绝简单化——在引入复杂性和多面相时，其实也就是在引入更多的可能性。

咨询师深知：当人们纠结于家庭关系的“说不清”并为此痛苦纠结时，如果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或许会找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出路。而只要存在种种可能性，人们就不会把关系看成是静态和固定的，更有可能能去“面对”或者“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