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物的无机性完整而静态、与世无争地停留于自身,植物最小限度地摄取与综合营养物质,动物占有了更多的能量与领地,并且通过占有从空间中综合出生命-时间。斯宾诺莎预设的那种与善和谐一致、以增强自身力量为务的自我保全适用于动物的层面,然而那里也已经有某种“思无邪”的生存斗争的残忍。因此规律可以说是“有拯救的地方就有危险”:“受挫的自然法则对科学占有强加于它们的扬弃进行报复。此外,统治动物界的残酷与苦难,极有可能正是物质那不容侵犯的法则对生物的扬弃所进行的报复。既然消亡是所有存在者不可避免的宿命,那么任何通过越界的占有来加速其此在的行动,无论是动物或植物开始的,都必须以付出同时加速自身的消亡的代价:也就是黄化、枯竭与灭绝;也就是苦难、捕食的残酷与死亡。”
在这个链条上,显然人类地指数级地强化了生命与作为其反面的残忍(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的出现除了是为了能受苦还能是什么呢?),并且是以一种独特的操作完成的,即模仿-技术-宣泄-升华,mimesis-techne-catharsis-aufhebung。其中,拉库-拉巴特已经证明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宣泄即黑格尔升华的词根;MBK将拉库-拉巴特和Reiner Schurman作为他的英雄前辈,励志当RS这位本雅明的阿多诺。有一种MBK命名为贪婪Pleonexia的生命意志,而为了榨取超额享乐的拟仿就是侵占Appropriation. 典型的例子当然是,不以繁衍为目的的性爱是对动物交配的拟仿(在此基础上,从宫廷爱情到SM的精致符号游戏,等等);农业生产是对植物自然的拟仿。人类通过自为地拟仿动物世代自在的循环时间而占有了线性历史;通过符号而非身体占领土地(进一步从地契到衍生产品,等等);通过科学占有了自然法则,通过虚无占有了世界(MBK想到的虚无只是公式或理念;也可以补充说康德或萨特式的主体哲学符合这一提法)。
在与动物的原型行为更相近的层次之上,还有拟仿物的堆叠嵌套:技术模仿自然;科学模仿技术(“拉康喜欢说,对中国人来说科学原本只是一种性爱技术;只此一点上,我感到自己很中。”);政治模仿科学(律法模仿自然规律、规训模仿自然需求);艺术模仿政治。所有这一切迂回地(这个形容特别让人想到晚期弗洛伊德,生本能作为通往死本能的一种迂回;两者的关系戏仿了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关系)、最大程度地变态化了生命与死亡,也就是贪婪的侵占和以及随之而来的反侵占,生命及其反面,作为废弃物无法被升华的、作为被压抑之物而回归的痛苦:行星尺度上“剥削性病态的指数级增长”、不可降解的废物(与动物排泄物和矿物-植物的清洁相对)、倦怠厌食抑郁自杀(作为对人类能够延迟和代偿满足的二阶能力的回应;动物的猎杀转向自身),等等。特别是象征-权力不协调的集中和对贫困的规模化生产:“阿多诺说,鉴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个星球本该立地成为天堂。”“个体主体是个体动物的宣泄净化;集体主体即人类则是作为其媒介的种种动物的宣泄净化。人在超越作为动物物种的自身时,变成了这种超越所留下的病态、受尽折磨、狰狞可怖的废料。而这正是不可超越的黑格尔唯一忽略的事情:每一次压抑-保存-扬弃所留下的残余、废料、排物;而这就是恶的精确定义。”
到这里,MBK已经提出了一种原罪理论、或关于第二自然的悲观理论。“乔伊斯说历史是一场噩梦,他试图从中醒来”“从一开始、从原罪开始,情况就已经彻底恶化了,正如阿多诺大概说的,我们被判处的体面仅仅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即使在这般地狱中我们也能呼吸。”并且他非常正确地指出路德-卢梭-谢林是真正处理恶的哲学先驱。事实上我们曾经以比MBK更清晰的方式指出过恰当的恶的哲学的几个要素:它不能是神正论的,也就是恶不能仅仅是善的缺乏;也因此,若不是一开始就采纳善恶二元论,就必须为恶的发生指定一个确切的断裂点,例如对路德来说当然是逐出伊甸园;对卢梭来说是性(原初母亲形象的失落、自慰的恶习)和符号能力对自然进行的“危险的增补”,以及偶然自然现象(地轴的偏转)造成的对称破缺;对谢林来说则是人的自由对历史与恶的开启(这一过程重复了第二潜能从自守的第一潜能中的脱落)。恶是属人的,因而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恶:人类所无端特有的能力,能将自然或说动物性的苦难指数级地放大,直至近乎无限。”MBK在一处还提到了不能杀害同族是所有动物的禁令;这当然就是暗示说原初的属人时刻(之一)就是该隐的谋杀,有点像波拉尼奥的“耗子警察”;但是同时,断裂事件的出现使得,当我们从此世出发思考、特别是在伦理与政治的向度中,不能或不应当再去参考恶的原初发生之前的伊甸园状态。正因此,MBK不打算采取“安那其-原始主义者”的方案;和其前辈一样,根源是对荣耀神学和佩拉纠主义(或者MBK称作普罗米修斯主义以强调其科学向度)倾向的拒绝、对属人状态的现实主义坚持,但具体表述有所不同。
因此,人作为技术动物是一个独特的事件,标志着指数级行星厄运的开端。自诩“基础本体论”的种种形而上学,特别是“扁平本体论”没有直面这一事件、因此是虚饰的,既假装人不存在又自大到允许人论断一切。类似的还有结构主义的“人之死”,MBK半认真地将新自由主义-进化心理学看作它的徒子徒孙。那么,需要被处理的这一事件究竟又怎样的哲学意味呢?是不是在这里又能听到巴迪欧对忠诚的呼吁呢?幽默的是,巴迪欧是MBK版本的“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MBK用瓦格纳和尼采比喻他们之间的俄狄浦斯式关系。决定性的事件,或者说拟仿在人类理性中最纯化的表现,恰恰就是忠实于某个事件的能力。“技艺-模仿是我们由此出发的那个原初-事件。从克尔凯郭尔到德勒兹,哲学现代性早就发现重复会产生差异。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揭示出最具决定性、事件性和强度的差异就是作为拟仿的重复本身。”MBK用一组拉康风格的公式表达巴迪欧式主体以创伤性的方式重复事件、以至于重复展演重复事件的不可能性,等待下一个奇迹事件,等等。
因此,由巴迪欧所最终总结的形而上学史,其基本特征或操作一方面是现代性、解放、先锋、革命、超越、扬弃等等范式的加速内卷,在这方面MBK仿佛继承了一代德奥劳保(施米特、洛维特、沃格林)的诊断,现代性即诺斯替;另一方面是普遍性(通过特殊性的概念)对奇异性的抹除,这是通过最极致、最空洞的戏仿实现的:“并不是存在物在模仿算法、理念和原则,而是后者在模仿存在物,通过简化它们来为侵占这一转导-捕食(trans-predatory)目的服务。”在其理论前史中,这种自感触-同一性在(卢梭式的)自慰技术中被最初发明出来。
现在,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MBK与巴迪欧决裂的根由、以及或许他整套理论的原初动力是被索邦Mao派吓怕了,特别是当巴迪欧支持101和波尔布特的时候。除了反共立场外,这也滋养了MBK对科学-逻辑学,特别是对数学的恐慌和仇恨。“唯有数学压制其所涵盖的事物,而不保留其中的任何东西”,MBK显然由此联想到雅阁宾式的肉体消灭。因此恶就是被不断翻新的善的帝国(虽然MBK没有提到,但我觉得Philippe Muray的L'Empire du Bien是一个恰当的表述)所指认、生产和消灭并冠之以“虚无主义”之名的东西。“这种侵占机制,恰好与哲学家们天真地称为善的东西相吻合,几乎立刻就变成普遍剥削的机制,与我们所称之为政治的东西相重叠。”我不认同MBK对同一性简陋流俗的批判以及据此对哲学史半生不熟的判断,原因之一是这样就太容易地发现解放的新资源:恶是被压抑也被福柯式地通过压抑生产的独特性,等等。通过对差异和拟仿的去污名化,同一性被追溯谱系至技术-人这一事件;其作用仅仅就是凝缩存在,或以最大强度表现存在,播撒作为被压抑者的差异,等等。海德格尔的公式:被识别的危险就成为拯救。
宗教正确地识别并谴责(男性暴力主导的)性的贪欲和过度满足,并将其与更广泛的邪恶相联系、安那其-原始主义者(种植小麦是灾难的开始,等等)谴责政治-科技;但这只是服务于伊甸园理念的复兴或重建,而没有在这一姿态中重新发现恶的根源。对于MBK而言,“再次指派人类去承担旨在实现遍在至善的普罗米修斯式任务,其结果只会是另一次集体奴役。相比之下,仅仅致力于限制损害就已经是意义更为重大、道义更加正当的胜利了。”这段话有类似朱迪丝·施克莱的意味。
主动将一切消解为戏仿的后现代自嘲,或MBK命名的“民主虚无主义”“强制性自嘲”,当然是隐秘地展示自己的清醒。鲍德里亚,德波或tiqqun对不再具有稳定意义、在其表演性和膨胀倍增中持续贬值的表象的哀叹显然也属于一种对黄金时代的抑郁追忆、在神灵消隐年代的苦涩自嘲。锐评Tiqqun:“必须提到其理论蕴含的直接经验,也就是革命派小团体的日常氛围:它相当暴力消极,有戏剧性的心理,令人感到压抑窒息。这种气氛道出了理论的真相。”无论如何,他们都根植于对拟像的贬低和不自信;而MBK的处方是Re-approriate,将戏仿重新作为本真所接受。不是在(例如像MBK所认为的德勒兹那样)通过颠倒原本与摹本的次序以试图反抗同一性的意义上,而是类似尼采那戏剧性的第四幕中,孩童在游戏中对驴的神化、从而对狮子-教师-查拉图斯特拉的超越,等等。本真的戏仿是保留被压抑之物的升华,与消灭被压抑之物的雅阁宾式戏仿相对。“唯有数学压制其所涵盖的事物,而不保留其中的任何东西”“唯有在游戏中,对他人的消灭只是戏仿”,表现政治-战争的毁灭能量而不复制它们;类似游戏代替战争的科幻点子。MBK最推崇的游戏则是扑克,也许其次是足球。MBK说自由更重要,但还贪心要证明资本主义的扑克比苏联式的国际象棋更平等;最终就是推崇心理博弈能力(而非偏执的数理天才)、混沌模糊随机性、集体参与和持续对话(显然写书的时间还不足以看到自媒体效应的展开)。总之和所有游戏哲学一样烂。
MBK和Tristan Garcia有通信,并说他是“一个很棒的哲学家”。把Garicia那里物的紧缩compact与本文开头所说无机物的状态联系起来、将Garicia所谓自我把握的不可能性和拉康的反-我思联系起来。
锐评米歇尔·翁福雷:“给英语读者简短介绍:这是一个平庸至极的哲学家,但在法国却享有堪比摇滚明星的公众声望。这位作者鼓吹百货超市式的‘尼采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实则是兜售一种怨恨的煽动,总是打着模糊的自由民主主义和‘享乐主义’价值的旗号去碰瓷那些强过他的对手。”
引用了Pierre-Henri Castel的讲座,关于斯宾诺莎与萨德的同构。“尼禄胳膊的自然力量自我表达,恰好刺向其母阿格里皮娜的胸口。对斯宾诺莎来说,行动仅仅对于相信自由主体的人来说才是问题。然而在自然秩序中,觉者完全没有理由去介意我们的想象所切分出的东西,例如某人的行动伤害了他人。这样的的事情都属于想象,源于对因果链条的不完善认识。”这里还可以补充,德勒兹对比原始的无辜与被生产出的罪时,以契诃夫笔下理所当然地侵犯自己女儿的父亲为例。
“按照定义,唯一的行动就是犯罪。首先因为这一虚空点进一步促成了两个强度点的显现,后者是同一种享乐的一体两面,即极度的痛苦/快感;还因为,犯罪永远达不到它应当达到的那种罪恶程度,也无法像理想的行动一样充满创造力;同时,人们还断言无论如何它都处于自然之中,而既然一切都在自然之中,就根本没有犯罪。”
附录翻译见“存在与性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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