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删减版发表于《文汇报》，以下为未删节的原文。

2026新年伊始，张国刚老师全新增订再版的《唐代官制：官吏体系与机构运行》（中华书局，2026年）成为笔者手边开封的第一本书，看到封面的一刻，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在于，自从笔者在本科阶段决心以唐史为研习方向，旧版的《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年）就成了时时刻刻需要打交道的参考书，甚至是工具书；陌生在于余生也晚，十年前进入大学后，已经不便买到这本出版于上世纪的实体书了，故而笔者利用当时已渐成熟的OCR功能，将扫描后的《唐代官制》识别为文字，再逐字进行校对，并且对原书的一些笔误进行了更正，形成了一个可供检索的电子文档，直到多年后的今天，笔者才首次真正拥有了这本伴随我多年学习生涯的书籍。重读新版《唐代官制》的过程，既是对笔者十年来学习唐史历程的重温，也是对一百多年来唐代制度史研究发展脉络的回顾。感慨之余，草成此文，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张国刚老师（以下简称作者）致敬。

在“自序”中，作者总结了中国百年来制度史研究的三个维度。其一，是讨论和叙述历史上存在的制度，重点在于典章制度书籍所记录的规范；其二，是对制度文化的研究，即制度运行的条件、程序与过程，涉及相关的权力关系、人事关系，可归纳为“活的制度史”。其三，是通过制度史的梳理，探索中国的社会变革出路，这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更是“古为今用”的政治活动。从逻辑上讲，“三个维度”的制度史研究是由低及高、由浅入深的，作者将《唐代官制》定位于“第一维度”，并期待为后两个维度的研究提供一些基础知识，自是谦逊之辞，但在笔者看来，百余年来唐代职官制度的研究，反而呈现出“三个维度”的倒置，而《唐代官制》的出现，标志着相关研究的基础终于走向夯实。

作者在“自序”中已有介绍，1900年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1903年康有为的《官制议》，代表着“第三维度”的制度史研究，“古为今用”“中体西用”的色彩浓厚，史学研究是为了变法革新服务。涉及唐代官制，更为典型的案例可以举出梁启超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此文连载于1902年第8、9、17号及1904年第49号《新民丛报》，后收入《饮冰室文集》。文中，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道，虽然“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但中国的思想、风俗、文字、器物均与千年前无异，似乎“进化之迹殆绝于中国”；但是，中国却有一样“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吾中国若者也”，所以考察其进化之由“亦史氏之责任也”。毫无疑问，梁启超的矛头指向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政治，所以其对制度发展的介绍，均为了论证专制的强化。然而在唐代部分，梁启超却颇为跳脱地将唐代的三省比附于西方的“三权分立”，说：

唐制，三省各分职，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主奉行。盖微有三权鼎立之意焉。中书省其犹立法机关也（专制国立法之权全在君主，亦固其所），门下省其犹司法机关也，尚书省其犹行政机关也。夫门下省而有覆审封驳之权，则其妨害于专制也亦甚矣。

在梁启超眼中，“酷似”西方“三权分立”的唐代三省制犹如专制黑暗中的火种，却很快被南宋“以门下侍郎为左仆射兼官，与中书侍郎同时取旨，于是三权合一，并归于君主之左右近习”的专制制度之进化给熄灭了。梁启超将唐代三省制比附于“三权分立”的做法，也得到了一些民国学者的继承，但无一例外，他们的论说无法克服生硬比附西方政治带来的水土不服，服务于皇权的三省制和“三权分立”从底层逻辑上就无法相提并论，仅仅是结构相似罢了。这种意义上的“第三维度”的制度史研究，虽然在时空环境下情有可原，但本质上无益于学术的健康发展。

作者笔下“第二维度”的制度史研究，以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为翘楚。因为痛感隋唐两朝虽为中古极盛之世，却“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正式出版于1944年的陈著将汉唐之间的制度变革纳入考察，为隋唐盛世之制度找到了“（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三个源头，打破了孤立看待各王朝典制的传统，也破除了“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的“谬误”。正如作者所说，陈著寻根溯源，颇有西学东渐的影子，可称之为“活的制度史”。或许，这种“活”不同于侧重制度运行之外部环境的“活”，而是更在于赋予制度以生命，让跨越数百年的制度条文“活”了起来，相互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得以展现。无论如何，陈著确实可视为“第二维度”制度史研究的典范，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以《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职官”章为例，其核心线索是开篇的“唐代职官乃承附北魏太和、高齐、杨隋之系统，而宇文氏之官制除极少数外，原非所因袭”，紧扣全书主线，然而主要的篇幅是在分析“非驴非马”的北周官制，论证其难以为继的原因，对于隋唐官制之本身则着墨不多，倘若无相关知识储备，则难以掌握陈著的全部精华，这也是陈著历来被评为“难读”的原因之一。

这样一来，“第三维度”与“第二维度”的制度史研究，以40年为间隔先后诞生代表之作，但是基础性的“第一维度”制度史研究却尚需期待。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或许是因为前人有“三通”之类的古书可备查阅，又具备较深厚的旧学根底，故而不愿在“新史学”方兴未艾之际投身“乏味”的基础研究。但是，时代愈晚近，新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人的知识需求就愈加迫切，“第一维度”的著作呼之欲出。

根据《二十世纪唐研究》（胡戟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的梳理，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出版后，关涉隋唐官制的专著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隋唐时代的断代史中专辟章节叙述官制，如岑仲勉《隋唐史》、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一类以隋唐之政治制度为题，官制在其中占据重要篇幅，如沈任远《隋唐政治制度》、杨树藩《唐代政制史》。此外还有一些梳理中国古代官制发展的通论书籍，也对唐代官制有所提及。这类著作仍然沿着严谨的学术研究路径不断推进，使得学界对唐代官制的认识逐渐丰富。1987年《唐代官制》的问世，实现了对这条脉络上的学术积累的阶段性总结。

或许是限于篇幅，旧版《唐代官制》并未介绍撰作缘起，新版《唐代官制》的“后记”则有所提及，可知作者是在南开大学杨志玖先生的指导下，在《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诸位前辈的鼓励下完成了《唐代官制》一书的撰写。《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于1995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主编为杨志玖、吴枫二位先生，共收词目7254条，对隋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做了全面梳理。辞典的编纂，往往是对一个学术发展阶段的里程碑式总结，势必要求全、求细，在官制方面，则不能局限于“第三维度”的古为今用之“政论”，和第二维度的提纲挈领之“高论”，而是要俯身向下，将有唐一代的典章制度清晰完整地勾勒出来，完善“第一维度”的制度史研究，为未来的学术大厦打好地基。作为大辞典的编辑委员，作者的《唐代官制》是与词条的编纂相辅相成的，故而在全面性上让人耳目一新。《二十世纪唐研究》评价《唐代官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唐代职官的设置、职能、铨选、管理、考课、俸禄、致仕等制度及其变化，展现了唐代官制的总体轮廓”，是很精当的。就此，“三个维度”的代表作正好以40年为间隔出现，或许反映了学术发展的某种规律。

在这部全面梳理唐代职官制度的著作中，作者贯彻了“动静结合”的写作方法。虽说有《唐六典》《通典》等史籍作为依凭，唐代职官制度的阐述和其他朝代相比并非最难，但倘若只依赖这类史料进行写作，不但内容不够生动，还会缺失诸书记载不够详细的内容。例如唐代颇为流行的使职差遣，因为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并未系统进入律令格式，所以在《唐六典》中难以探寻其来龙去脉；撰写《通典》的杜佑作为中唐宰相，虽然已经能够认识到使职的重要性，认为朝廷“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但还是认为它们“废置不常，故不别列于篇”，没有进行详细记载。因此，作者在旧版《唐代官制》“序言”中介绍了本书的写法：“以唐代最为典型和完备时期的官制体系为基本框架，然后在有关部分里叙述有关使职的设置与变化。庶几这样能使读者对唐代官制有一个清楚的轮廓。”这就使得本书的内容更为丰富，不止于复述制度专书记录的条文规定。

旧版《唐代官制》问世后，以10万余字的小巧篇幅，成为唐史学人的案头必备。由于其对唐代职官制度的介绍要而不繁，故而可以作为工具书来翻检查验，而且其中的一些学术阐发也得到了学界的重视，检索“中国知网”，以《唐代官制》为参考文献的条目共有753条，其中476条为硕博士学位论文。如果说学术著作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启迪后学，那么《唐代官制》无愧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评价。

而从旧版到新版，《唐代官制》用了将近40年。

作者在新版《唐代官制》的“后记”中说，经过增订、修改、补充后的《唐代官制》，“虽然在大的章节上还保留着原书的一些模样，但是，它确实是一本重写的新书了”。从篇幅看，新版《唐代官制》的体量是旧版的5倍，何以能有如此规模的扩充？一方面是作者对唐代官制的认识不断加深，40年来发表了更多与之相关的重量级研究成果，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不断修订完善的《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再版；三联书店2022年三版）；另一方面是学界涌现了一大批以唐代职官制度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极大地改变了唐代官制的研究面貌，如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初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再版）、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001年初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再版）、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再版）、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再版）、胡宝华《唐代监察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等。据作者“后记”，新版《唐代官制》充分吸收了40年来新出的研究成果，并积极与之展开对话，从而呈现了唐代官制体系的全貌。也就是说，新版《唐代官制》以40年为周期，对学术新进展进行了充分总结。

以第一章“宰相制度”为例，旧版《唐代官制》仅在“政事堂制度”一节的末尾，简单提及了与宰相处理政务相关的堂帖和堂案。而在新版《唐代官制》中，作者强调自旧版问世以来，“颇有学者论及于此，使问题更加清晰，研究更加深入推进”，所以在参考了刘后滨、雷闻、李全德、王孙盈政等学者的研究后，作者将“堂帖与堂案”专辟一节，吸收既有研究成果之余，又对关键史料进行了详细阐发，补充了唐代宰相制度发展到中后期的具体运作情况。

这种扩充在第三章“政务机关——尚书省”表现得更为明显。旧版《唐代官制》将尚书六部二十四司集中于一节进行介绍，稍显局促，也与尚书六部在唐代行政体系中的实际地位无法匹配，所以新版《唐代官制》将六部各分一节，二十四司都获得了更为详尽的介绍，读之可知尚书省职权尚未被使职侵夺时的政府运行图景。而唐代中后期的使职与尚书六部的关系也未被作者忽略，“户部”一节专设“附录”，介绍“唐代财政三司使”，它们逐渐代替了尚书户部四司的唐代财政管理机构之地位，掌握了唐代中后期的经济命脉，将这篇详细的“附录”与正文部分对读，就可以掌握唐代财政制度变迁之概况。相比于旧版，新版《唐代官制》进一步贯彻了“以唐代最为典型和完备时期的官制体系为基本框架，然后在有关部分里叙述有关使职的设置与变化”之原则，亦可以看作是对杜佑《通典》“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名言的呼应。

新版《唐代官制》的最后一章“文书行政”则是全新设置的章节，契合副标题中的“机构运行”，毕竟文书是唐代各官僚机构之间的纽带，通过信息的不断传递，整个国家机器才真正运转了起来。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文书行政制度，到了唐代就更加周密繁复。近些年来，有关“王言之制”与“文书行政”的研究汗牛充栋，作者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以“尚书省为中心的文书上下”“‘王言’形态与运转”“‘王言’的决策与施行”“台符与敕牒”为目，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唐代文书行政制度的概貌，生动地展现了之前章节介绍的各官僚机构的互动情景。

综上，旧版《唐代官制》的问世，代表着“第一维度”的唐代职官制度研究的基础走向夯实，承继了此前以40年为周期的学术发展规律；而新版的《唐代官制》则又吸收、总结了旧版问世后近40年的学术成果。将前后两版《唐代官制》视作唐代职官制度研究的里程碑，并不为过。和旧版一样，新版《唐代官制》的推出，又将成为启迪后学的钥匙，未来的40年，又会有多少学人以此书为门径，贡献更多的学术佳作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