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不吃点苦头便不足以了解他的一生一样，我是在严重落枕状态下读完《向海寻鲸：杜甫传》的。

和《无根鸟：李白传》一样，在这部36万字的作品里，你看不到后来光芒万丈的“诗圣”人生中有什么传奇的经历、非凡的故事，周文翰依旧用他冷静而克制的叙述方式，给我们呈现一个真实生活状态下的杜甫。

所以，书中的杜甫，“是个没落的仕人子弟，是雄心万丈的文艺青年、失意潦倒的低级官僚、投亲靠友的流浪者、心怀惭愧的丈夫和父亲”。

作者以“现场记录”的方式，去重建杜甫生存过的那个世界，去写他活着时可能见到什么、听到什么、经历什么，不加以丝毫评论。

彼时，无论杜甫，还是他身边的人，乃至叙述者，都不知道他后来的伟大。

少年时，谁都以为自己会成为世界的中心，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李白如此，杜甫也如此，“他雄心勃勃，立下宏图壮志，要成为自己的祖先杜预、本朝的宰相魏徵那样的大人物，辅佐明君圣主，就像《左传》说的那样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不朽的声名。”

要实现这样的梦想，就得入仕。从这条路来看，杜甫出场时拿到的牌，和李白相比简直天上地下。

李白的出身，让他连进入县学、州学的资格都没有，完全失去了进入考场的机会；但杜甫不同，他的祖父是五品官杜审言，仅凭此，到他十四岁时就可以申请进国子监太学馆学习，虽然名额有限，但他自身基础不错，家里人脉资源也很丰富，很顺利就通过了入学考试。

国子监毕业后，家里给他铺好了到京兆府参加解试的路——考试通过后就能成为参加省试的贡士——名额有限，除了京兆府、河南府可以选送三十人之外，上州可选送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

杜甫顺利通过解试，接下来就是参加由尚书省主持的省试，竞争更为激烈，一两千人只能录取二十名左右，所以很多考生会在考前通过各种途径拜会高官显要，呈上自己的作品，希望能增加点“印象分”。

杜甫的执拗开始显露，他“觉得自己的诗文水准高出众人一筹，甚至觉得自己的诗赋文章和屈原、贾谊、曹植、刘桢相比也不差”，不仅没按常规去活动活动，甚至还得罪了主考。

结果当然可以想见。

我们无法预知如果杜甫遵循常规，是不是就一定能高中。杜甫自己也没太在意考试结果，毕竟一生还长、机会还多——他当然也不会知道，这是他人生中最有机会的一次机会。

他潇洒地壮游齐赵去了，接着家中发生了变故——父亲去世。父亲是五品官，按制度可以恩荫一子当官，父亲临终前和他商量，让继妻（杜甫的母亲早逝）所生四个男孩中最大那个享受这个待遇。

从此之后，杜甫人生的主题词似乎一直是“流浪”和“乞求”：不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拜会当地官员，向他们投献夸赞对方的诗作，求他们推荐自己做官，或是解决经济上的困难，甚至、求食。

你完全想象不到，我们心目中那个后来的诗坛顶流，经常挣扎在这样的生活中：“杜甫为了给家中省点钱，每到吃饭时都竭力在外面寻找机会就餐，免得回家还要耗费米面。可是每天到长安城中的亲友家中蹭饭蹭酒，难免遭遇冷嘲和白眼。”

从他十九岁第一次参加科考，奔波了二十五年之后，他终于通过了吏部的铨选考试，获得了一个从八品下“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微末官职——如果没有特殊机遇，他从这个起点拼到退休，也最多只能做个七品县令。

无论如何，有了工作，至少可以养家糊口了，杜甫赶紧去接妻儿来长安。等他到达奉先县，刚进门就得到噩耗——刚几个月大的幼子因为饥饿早夭了！雪上加霜的是，他和妻子刚准备动身，安史之乱来了。

杜甫只能继续流浪、继续蹭饭，“故旧日子也都艰难，大多招待一次以后便不再邀约，渐渐地他就无处可去了，经常一顿饱数顿饥，身体一日比一日清瘦。”

也不能说杜甫的仕途上没有出现过转机，离开长安到凤翔去投效皇帝就是他做的一个明智选择，皇帝赞赏他的忠义，任命他为左拾遗——虽然级别不高，但经常接触皇帝和宰相等高官，很容易升官。

杜甫的执拗再次显露。刚当上左拾遗没几天，就遇到房琯被罢相，他不合时宜的进谏触怒了皇帝，“皇帝本来觉得杜甫是自己提拔的人，应该揣摩自己的心思提建议，不料他却为房琯喊冤。”

杜甫差点被当做房琯同党治罪，最终得到赦免——出狱后向皇帝谢恩，“本来只需要郑重表达感恩之意即可，可是他在这篇给皇帝看的文章中又写了大段语句为房琯辩护，皇帝从此更是疏远他，对他没有什么好脸色。”

杜甫的“政治生涯”，大概便这样结束了。

其实即便没有房琯的事件，按杜甫的性子，在现实官场上大概率也没法实现他致君尧舜的崇高理想，格格不入的“局外人”处境，反过来更让他心里千疮百孔。

作者的总结很是到位：“他生性倔强，懒得和朝中高官来往，不想与他人攀交情，对自己的仕途前景感到悲观，也对自己身为左拾遗却无法直言进谏、匡正朝政而感到不安和惭愧。”

只有遇到那种特别理解、特别包容他的伯乐，才会给予他施展抱负的机会——后来在成都，严武便是如此，但他同样因为没法和其他幕僚融洽相处而郁郁离去。

问题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伯乐？

从这本书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杜甫，不过就是一个终日为生计奔忙的普通文人而已，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活得如同丧家之犬。

而杜甫的诗，在他活着的时候，也并不那么受人推崇，以至于他的同代人编选诗集时都没选入他的作品——当然，这也有官职的影响。

“诗圣”与“诗史”，都是身后名。

文学的魅力与意义正在于此：当我们看着这个一生穷困潦倒，在世俗里活得如此卑微、如此“失败”的人，却始终活得清醒而有温度，在千年的时光长河里熠熠生辉时，又怎能不为之感慨动容呢？

作者认为，从李白到杜甫，“他们的天真、执拗等个性决定了他们无法在主流体制中获得他们期望的成功……可是恰恰在失意、失败之后，他们写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诗文，焕发出个性的、文学的光彩。”

那些向往大海的生命，终有一天会成为巨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