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新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十几年前读过，当时并未觉得有什么特别，最近再读，感受又不同。

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主政中国，到他称帝去世之间的事情，大概是1912-1916年间的四年左右。主要事件有：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大总统，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解散国会取缔国民党，谈判二十一条，策划君主立宪，复辟帝制，袁世凯下台身死。

唐德刚对当时很多事情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至少是两方面或者多方面去看待问题。他自称他是第一个正面评价袁的人，之前都是一边倒地批袁。

孙中山卸任大总统后，在北京和袁世凯会晤了一阵，每天聊很多，当时二人属于蜜月期。之后孙当了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带着一堆人到处考察，其实就是公款吃喝溜达，当然还有演讲，但他当时许下的20万里（10万公里）铁路（一说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一寸未修。后来离职，政府还通缉他们，孙之后得了大炮之名，据说就是袁叫出去的。唐认为这是袁给孙挖的坑，他知道对方是说大话，干不成，就故意怂恿他去做，还给了不少考察经费。但这事儿怕也不能都怪袁，既然负责这块业务，总得做点啥，不能钱没少花，主业一点没干。唐认为，孙没有行政经验，吹太大了。

到作者写文的时候（1998年），中国的铁路才六万多公里，到现在，中国的普通铁路加高铁才超过二十万公里，一百多年前这种规划，实在太空了。

宋教仁被刺，以前一般认为是袁指使，但唐认为可能是袁下面的人自作主张。比较明确的事实是，应桂馨找的武士英对宋下了杀手，他是国务总理赵秉均派在上海的特工，指使者可能是赵秉钧或者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他们觉得袁应该有杀宋之意，就迎合了。另者，赵可能也怕宋威胁到自己总理的位置。袁当时可能不知情，或者至少当时还无杀宋之意，可能想先用宋，不行再说，但手下已经开干了。这就很尴尬，这个锅他就背上了。

唐认为，宋案像台湾的“江南案”，当时下面的人迎合蒋经国，找竹联帮暗杀了批蒋的江南，而蒋经国事先不一定知道。

应桂馨是宁波人，我认识个宁波的朋友也姓应，不知道是不是同族。

宋被刺后，黄兴主张用法律手段解决，但孙中山要用武力，发动了二次革命讨袁，结果当然是失败了，当时的国民党基本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北洋军碰就是以卵击石。唐认为这给民国开了个坏头，解决问题，不用法律，而用武力，后来大家都效仿。

之后孙改组国民党，要求大家绝对效忠于自己，自己代表了正确。唐认为这也是搞寡头政治。

对日交涉二十一条的时候，陆征祥、曹汝霖等外交人员尽力谈判，甚至各种拖延时间，但也无可奈何。不过去掉了损害主权最严重的五号七条，也是挽回了很多。袁以此为国耻。唐认为袁政府尽力了，但批评袁之后就开始着手搞复辟，忘了自己的国耻论。

当时黄兴呼吁反袁人士停止革命，一致支持政府对日。唐很推崇黄兴，多次夸他。

在我看来，黄兴是大丈夫，真君子，谦让，不争功，胸怀宽广，顾全大局。“成事不必在我”是他最重要的品质，为了成功，他可以让贤，而不是非得由他当领导。在孙要国民党员绝对效忠于自己的时候，他不同意，退出，但还是继续维护孙的地位。

对助袁策划帝制的杨度及他们组织的筹安会及筹安会六君子包括严复刘师培等人，唐认可他们的才能，但否定鼓捣复辟这事。但他也承认，当时整个社会就存在这样一种思潮，认为民国还不如以前，而且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不能认为这些人都是投机者。

对美国学者古德诺被卷入支持立宪，唐认为这个书斋里的政治学者被东方政治利用了。他1915年撰写的《共和与君主论》成为了筹安会搞复辟的理论支撑，原意被歪曲为君主立宪制更适合中国。

如果袁世凯只是做一个专权的大总统，应该也在各方都能容忍的范围之内，毕竟还是民国，大方向还没变。但一旦称帝，要改变国体，性质就变了，皇帝已经没了，再重新做皇帝，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马上就成为众矢之的了。他手下的不少北洋老人也不支持他搞帝制，尤其是段祺瑞和冯国璋两个军事上的实力派。这就走到绝路了。

北洋这帮人主要是袁世凯以前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时带起来的人，核心是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以及曹锟等这些袁世凯当年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带起来的武人，还有张勋这种在袁在地方任职时的部下，另外还有徐世昌等一直和袁关系很密切的文人。这是袁在清末民国成为当时第一实权人物的最大资本，他拥有当时国内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民国初年，军队主要在段和冯的手中，王士珍虽然是三杰之首，但并未掌握军权。

袁在全国的反对声下，取消了帝制，但他还想做大总统，但是大家都反对，包括段和冯。没办法，他还得靠段他们来收拾局面，结果自己又是尿毒症，三个月后就病死了。死了就盖棺定论了，没法再挽回名声了。而他身后的北洋诸人，虽然在任时被颇多诟病，但晚年很多人拒绝日本人拉拢，保住气节，也获得了一些正面评价，如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和孙传芳，还有被日本人炸死的张作霖。

在唐看来，袁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晚节不保，像汪精卫。这点我很认同。早年汪精卫锐意进取，也是激进的革命青年，他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汪年纪轻轻就在同盟会及国民党内有了资深地位，也是民国初年的重要人物，当然后来就不同了。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处，在今北京的甘露胡同。

不过在我看来，袁和汪还是不同，袁搞复辟是国家转型期会出现的反复现象，但汪投靠日本，几乎没人能帮他说好话。不过袁还是有皇帝梦，否则你自当大总统，没人会拿着刀架脖子上逼你当皇帝，还是私欲太强，压制了公德心。

1912年，南北的共识是非袁不可，他众望所归，地球没有他就不转了。但到1916年就不一样了，没有袁，地球也能转。袁6月6日去世，6月7日，原副总统黎元洪在北京的东厂胡同宅邸继任大总统。这个位置就在现在的嘉德艺术中心附近，嘉德大楼前还有府邸旧址的标记。

进入民国后，袁认为老北洋这些人暮气太重，所以他想启用蔡锷这种年轻人。蔡锷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时，和蒋方震、张孝准三人成绩位列前三，并称“士官三杰”。蔡锷是当时留日学生中的精英。袁之前是不用留日学生的，因为大都是同盟会中人。

把蔡锷调到北京，一方面有削藩之意，防止他在云南坐大，另一方面，袁确实很欣赏蔡锷，有让他逐步取代原来北洋旧人之意。但北洋这帮老江湖岂是一个新来的年轻人能撼动的，当时北洋政府派系林立，军队效忠于个人，而不是国家，蔡锷也无可奈何。

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唐认为，梁启超和蔡锷很多事情都是一起策划的。用现在的话说，当时梁启超和这位得意门生是深度绑定的，亦师亦友。蔡锷的很多行为都是梁启超在指导，包括发动反袁的护国运动。唐认为，梁蔡一文一武，一支笔杆一支枪杆，搞垮了帝制。梁那篇反对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当时影响很大。另外，蔡锷虽然没有加入同盟会，但他与同盟会的黄兴等都是湖南老乡，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蔡锷在当时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蔡锷离开云南的时候，推荐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一年前，辛亥革命的时候，蔡锷派唐继尧进入贵州，任命其为贵州都督，唐短期内升级非常快，一年升了四级。

1915年底，蔡锷逃离北京，回到云南策划反袁。但他再回去，形势就不一样了，云南现在是唐继尧领导，蔡锷是外来人了，人家不可能把一把手的位置再让给你，这一点梁蔡师徒也很明白，而且唐继尧本身就是云南人，地头蛇。所以云南反袁的护国战争的领导人是唐继尧，当时北伐，蔡锷是第一军军长，李烈钧是第二军军长，另外还有个第三军，由唐继尧率领坐镇昆明，进行后勤支援。但在蔡李率军出滇之后，唐继尧就不给他们供给了。

蔡锷和唐继尧当时的关系很微妙，唐继尧是蔡锷一手提拔起来的，蔡锷是唐继尧的带路人。但后来蔡锷再回去，就不是第一位了。唐的书里说，唐继尧比蔡锷大一岁，这是不对的，应该是小一岁。

护国战争时，护国军在广东成立了临时政府性质的机构中华民国军务院，唐继尧和岑春煊分任正副抚军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陆荣廷、蔡锷和李烈钧等为抚军。袁去世后，该机构撤销。此时的唐继尧春风得意，可执南方军阀之牛耳，他在昆明动物园的墓上，铭刻着这件任命文。

岑春煊因在庚子之变中从甘肃来千里勤王而被慈禧太后赏识，此后平步青云，一度与袁世凯齐名，也是清末的开明官僚。但1907年因为一张可能是伪造的和梁启超在一起的照片，而被慈禧弃用，这是袁操纵的，他也和袁结下了梁子。在民国前十年他甚为活跃，二次革命时就被孙中山等人推举为元帅，以利用其反袁的声望，护国运动、后面的护法运动及广州军政府时期，他一度都是领导者，但他没有自己的势力，被推出来，常是各方平衡的结果。

辛亥革命表面上看没太多流血牺牲，但在国体上是一次剧变，而社会和民众还尚未准备好。但是当时的中国就像一辆高速前进的列车，一旦走了这一步，就没法刹车了，也不能回头，不管前路如何艰难，都必须硬着头皮往前闯。任何开倒车的行为，都会头破血流，严重者则万劫不复。这是我的感受。

袁临死前说，别人误了他。但是说的是谁呢，杨度？袁克定？古德诺？抑或是其他人。其实这事，谁也赖不了，只能赖自己糊涂。

上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当时还在读唐氏的《晚清七十年》的部分，觉得他的风格偏戏说，不严肃，这本七十年我也没读完。最近听一个讲座，有个老师也说唐讲话行文比较随意。不过唐的很多观点还是基本站得住脚的，行文随意，不知道是不是和他主推口述历史有关。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