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張學謙著《河洛與七緯：東漢圖讖的文獻學研究》一書，以文獻學爲基礎，綜合使用文本學、經學、哲學、數術學、觀念史等學科的方法，以唐前文獻的流動性特徵爲切入點，對漢代讖緯展開綜合性的動態研究。書中清晰地界定了漢代讖緯的意涵、讖緯在兩漢的演變、判斷漢代讖緯的標準等，並以《易緯》爲例進行了示範性研究。作者通過對讖緯文獻的基礎研究，展示了基於文本的“活”的文獻學如何成立，寓思想於文獻之中，形成了讖緯研究的新斷代。同時，該書的研究爲界定何爲“漢代讖緯”提出了可信的標準，爲後來以漢代讖緯作爲研究對象或研究材料者開啟了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新可能。

關鍵詞：漢代讖緯；文獻學；新斷代；新可能

作者簡介：闕海，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後，研究興趣集中在秦漢政治文化史、秦漢醫療社會史、漢代讖緯與早期數術等領域。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緯書文獻的綜合整理與研究”（項目號：20&ZD226）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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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般認爲，以現代學術方法對漢代讖緯進行研究，肇端於陳槃、顧頡剛（陳槃：《古讖緯研討及其書録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顧頡剛的讖緯研究則散見於他的各種著作中，最集中的研究則見於《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二人的研究幾乎囊括了漢代讖緯研究的所有重要議題，其開拓性和學術價值至今仍意義重大。大致從1960年代開始，日本學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對讖緯展開了一系列的基礎性研究（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漢魏文化研究會，1966年；安居香山：《緯書の成立とその展開》，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年；《讖緯思想の綜合的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84年。），並輯佚《緯書集成》（安居氏及中村氏的輯佚成果在日本出版時以《重修緯書集成》命名，被譯介至我國時，以《緯書集成》命名，相關原因可以參看李學勤先生爲此書所寫序言。），這些成果對中日學者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進入八十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學者以王利器、鍾肇鵬、吕宗力、徐興無、曹建國、張峰屹、任蜜林、孫英剛、王守亮、孫蓉蓉等爲代表，中國臺灣學者以黃復山爲代表（王利器：《曉傳書齋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鍾肇鵬：《讖緯論略》，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吕宗力：《漢代的謠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徐興無：《讖緯文獻與漢代文化構建》，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曹建國：《天地之心：〈詩緯〉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任蜜林：《漢代內學：緯書思想通論》，四川：巴蜀書社，2011年；《漢代“秘經”：緯書思想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緯書的思想世界》，北京：中古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張峰屹：《讖緯思潮與漢代文學思想》，南京：鳳凰出版社，2021年；孫英剛：《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王守亮：《讖緯與漢魏六朝小説》，濟南：齊魯書社，2017年；孫蓉蓉：《讖緯與文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黃復山：《東漢讖緯學新探》，臺北：學生書局，2000年；《漢代〈尚書〉讖緯學述》，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從不同學科和側面對讖緯展開了研究（本文只簡單列舉了相關的著作，大量學者有論文對讖緯進行研究，限於篇幅，不對相關的綜述進行回顧，關於讖緯研究的綜述，可以參看楊權：《讖緯研究述略》，《新五德理論與兩漢政治：“堯後火德”説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433—451頁；任蜜林：《百年來中國讖緯學的研究與反思》，《雲夢學刊》2006年第2期。）。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漢代讖緯研究是否還存在缺陷，在未來是否還有推進的可能，如何推進相關研究，成爲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

上述研究在讖緯與政治史、思想史、哲學史、中國古代文學及文學史，讖緯與出土文獻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客觀上來説，仍然存在過度依賴二手文獻如《緯書集成》《兩漢全書》，對漢代讖緯與後出讖書、讖言區别不清，利用後世晚出讖書、讖言展開漢代歷史、漢代文學、漢代哲學的研究，利用讖緯佚文進行某種思想的系統性復原與研究等問題。造成以上問題的根源就在於，學界對讖緯的文獻學研究，特别是基於秦漢文本流傳特點的文獻學研究不夠。

張學謙博士的著作《河洛與七緯：東漢圖讖的文獻學研究》（下文簡稱“張書”）新近出版，正是針對上述問題，以文獻學、文本學的方法研究漢代讖緯的一部著作。該書是作者“博士論文與博士後研究成果的結晶”（劉玉才：《河洛與七緯：東漢圖讖的文獻學研究·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1頁。），並且，部分內容已經以論文的形式先後見諸各學術刊物，經修訂、補充並調整各篇章順序後，集結出版。

二、章節簡介

張書由緒論和正文五章兩部分構成：

緒論部分，作者界定了東漢圖讖與一般數術占驗之書的區别。作者最重要的貢獻是指出“讖緯”中“緯”的觀念乃是東漢晚期時人觀念的産物，後人糾結“讖”“緯”是否分别，其實是受東漢末年以來形成的“緯”這一概念影響而産生的一種後見之明。進而將“讖緯”的意義還原到東漢歷史語境中加以考察，指出了“圖讖”才是“讖緯”在東漢時代通行的概念。書名中所謂“東漢圖讖”，即是據緒論中這一大前提而確定。緒論中，還就讖緯研究的現狀與問題，本書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進行了介紹，可以看成是作者對全書研究方法的提示。

進入正文，本書的最佳閲讀方式是讀者首先閲讀第五章《讖緯輯佚史研究》，這是作者對讖緯輯佚史的回顧以及區别于前人的全新思考，同時也是全書的方法論依託。作者系統地梳理了自元末以來的讖緯輯佚史，全面而動態地描述了讖緯輯佚從陶宗儀《説郛》的“博古物”“索異事”“搜神怪”的點式無意識研究，到日人安居香山、中村璋八《重修緯書集成》的立體式綜合研究的全過程，還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重理讖緯文獻的諸種方法。雖然此章位於全書最後，但作者在研究中卻一直將此章作爲其研究的出發點和目標。在這一章中，作者指出了《緯書集成》作爲二手文獻而非基礎文獻的問題，實際上指出了前人研究中過度依賴《緯書集成》作爲基礎性史料的根本缺陷（這一問題雖然已經有諸如李梅訓、曹建國等人指出（李梅訓：《河北人民版〈緯書集成·春秋緯〉疑誤舉例》，《齊魯文化研究》（2009），第204—209頁；曹建國：《緯書研究的一些思考》，《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但並未進行系統性的闡發），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問題；同時提出以《緯書集成》的“出典”和“資料”爲基礎回查原始材料才是讖緯基礎性研究的可靠方法。

第一章《東漢圖讖的成立及其觀念史變遷》，從歷史學的角度切入，以觀念史的方法討論了圖讖從數術到經學再到數術的演變過程。從《河圖》《洛書》自周代以降的演變講起，討論了作爲數術的《河》《洛》向經學文本的“七經讖”的演變歷程：東漢圖讖中，河洛讖與七經讖的成立時間並不相同。河洛讖基本定型于哀、平時期，是漢家再受命思潮下的産物，與經學無涉。“七經讖”則是東漢初校定圖讖，牽合經學與數術的産物。東漢滅亡後，由於圖讖失去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其內容逐漸被揚棄，雖作爲經學資源而存在，但其主體卻重新回到數術之學的範疇。從西漢末到六朝隋唐，圖讖的性質在時人觀念中大致經歷了數術-儒學-數術的變遷。此章的論述，超出了傳統文獻學論述的範疇，而進入到歷史學的視域，可見作者雖將此書定義爲“文獻學”，但卻不囿於文獻學。這也説明，優秀而可信的文獻學研究，是一定會超越文獻學而走向多學科交叉的。

第二章從目録學的角度討論了六朝至清代的讖緯流衍與散佚的情況，這一章從時間上分成了三個階段，六朝至隋唐、宋至明、清。所以這樣劃分，是因爲六朝至隋唐，讖緯中的的《河》《洛》雖然散佚嚴重，但“七經讖”部分保存相對完整；到了中唐以後，經學的轉向導致經學對讖緯的揚棄，讖緯不再作爲一種經學資源而存在，只能以數術知識的面相存在於其他占書中。《易緯》則由於宋代理學構建形而上學的需要而得以相對完整的保存。作者細緻復原出《易緯》在宋代以後的流衍過程，確定宋人僞造《坤鑿度》和《乾元序制記》二篇的具體時間節點，分别爲北宋後期和兩宋之交。所以要討論《易緯》，一是由於它是“七經讖”中相對來説最爲完好的一部分，另外則是有連接前後文的考慮在其中。

第三章討論的是漢代讖緯的結構與篇目問題。這是作者要回答漢代讖緯輯佚的何以可能，其標準如何。既是針對《緯書集成》立目隨意的問題，又是針對學界研究中對漢代讖緯與六朝讖書、讖言區分不清的問題。本章最重要的貢獻在於提出區分東漢圖讖和六朝讖書、讖言的三條標準，即三字篇名、佚文內容以及徵引時代。這三條標準的綜合使用，應該成爲今後讖緯研究，特别是將讖緯作爲研究漢代歷史、思想、文化的基礎材料，首先應該遵循的學術基礎。

第四章是作者方法論的具體實踐，本章將《易緯》中的《乾鑿度》和《稽覽圖》作爲研究對象，揭示了造成圖讖文本複雜的兩種原因：一是文本形成造成的複雜性，二是文本流傳造成的複雜性。《乾鑿度》是在以往文獻的基礎上增益漢代象數易學的知識而來，《稽覽圖》則是流傳過程中被加入了類似文獻以作補充參考之用，多種文獻新舊層累而成。本章揭示了唐前經典文獻成立的兩個複雜面相，是作者文獻學思想的一個重要實驗。

以上是對張書各章節和閲讀方法的簡單介紹。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本書是目前學界基於文獻學的讖緯基礎性研究中最可靠的作品，筆者個人願意稱其爲讖緯基礎性研究的一個新斷代。作者揚棄了過去對讖緯文獻的靜態研究，在充分吸收當前文獻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唐前文獻文本流動性這一特徵作爲研究切入點，動態地研究讖緯文獻的形成與流傳，是深入到文本內部的文獻學研究。文獻學在本書中不再是版本、目録、校讎的簡單技術性學問，而是包含了思想的學問。文獻在書中“活”了起來。

三、基於文本的“活”的文獻學研究

張書雖名之曰“文獻學”研究，但與傳統意義上的文獻學並不相同。今日之文獻學，面對的對象其實是宋以後刻本時代的文本，而非先唐寫鈔本時代的文本。因此，以今日文獻學之方法來研究唐前文獻就可能面臨許多問題。這是因爲唐前的文獻不僅不穩定，且其內部的結構和具體構成也不盡相同。

李零就曾指出：“戰國秦漢的古書好像氣體，種類和篇卷構成同後世差距很大；隋唐古書好像液體，雖然還不太穩定，但種類和構成漸趨統一；宋以來的古書則是固體，一切定型，變化多屬謄寫或翻刻之誤。”（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214頁。）來國龍進一步發揮李零的觀點，從文字、古書流傳、文本的閲讀習慣、古書體例四個方面總結了戰國秦漢文本的流動性（來國龍：《論戰國秦漢寫本文化中文本的流動與固定》，《簡帛》（第二輯））。陳昊在研究敦煌P.3257古鈔本時，檢討和反思了對這一文本的傳統認識，認爲過去將其視爲五種古醫書的合鈔的觀點存在問題，而應該被整體看成一本“書”，展現的是“不同時代的文本權威堆積在新的文本之中，通過衝突和整合找尋一種新的經典權威的過程”（陳昊：《抄撰中的醫書──敦煌醫學文書P.3287所見中古醫學書籍的再生産與醫經權威的重構》，《故宮學術季刊》第36卷第4期。）。三位學者從三個不同側面揭示了文本的“流動性”的問題，而文本的問題恰好才應該被看成是唐前文獻研究的核心問題。可以説，唐前文獻想要在文獻學上取得研究上的突破，就必須在傳統文獻學的基礎上超越傳統文獻學，系統地建立起一種新的文獻學研究方法，即基於文本內部結構與內容的、牽涉歷史場景與思維形式（包括思維能力和思維水準等方面）的研究，這種文獻學，或許應該被稱爲“活”的文獻學（馮國棟指出“活”的文獻研究應該是“縱向分析文獻的歷史性,橫向揭示文獻的社會性,將文獻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結合起來”，這一學問應該是基於文本性、物質性、歷史性與社會性四個方面對文獻的整體研究，而不是整理文獻的方法和技術。我們認爲，在這四個特徵的基礎上，還應該加上人類思維形式這個關鍵的特徵，文獻在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人的思維形式，這一點錢存訓早有揭示，他在《書於竹帛》的結尾處説：“人類思維的能力和文字載體的方式，其間究竟具有怎樣的關係，這是值得我們繼續深思的一個重要課題。”雖然針對的是書寫載體，但也不妨將其推廣到文獻學上來。馮説參看氏著：《“活的”文獻:古典文獻學新探》，《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1期；錢説參看氏著：《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第164頁。）。

張書無疑是符合上述標準的。我們試舉數例來加以説明：

如第二章討論圖讖在宋前的流衍與散佚過程，其中諸如涉及《書緯》在《隋志》中的記録就寫到 “‘梁有八卷，今殘缺’，明確説明今之五卷本較《七録》之八卷本在內容上有殘缺”，其實已經涉及《隋志》體例（張學謙：《河洛與七緯：東漢圖讖的文獻學研究》，第70頁。）；又如涉及《詩緯》在新舊《唐志》中的“鄭玄注”問題時，作者認爲“從現存《詩緯》佚文來看，宋均注十分常見，但絶無文獻引及鄭玄注，令人懷疑開元間新著録的可信性”（張學謙：《河洛與七緯：東漢圖讖的文獻學研究》，第70頁。），其實已涉新舊《唐志》構成的層次性問題（相關問題的系統討論，參看馬楠：《唐宋官私目録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在書志目録的隱微處發現問題，非對目録書志認識深刻不能爲之，可見作者的傳統文獻學功底。可以説，這些認識都已經超出了傳統目録學的範疇，而進入到對目録學文本的內部離析，這正是“活”的文獻學的體現。

在討論圖讖唐末的流衍情況時，作者對張彦遠《歷代名畫記》中東漢圖讖有關內容的討論堪稱精彩之筆。作者指出張彦遠在《歷代名畫記》卷三《述古之秘畫珍圖》中列舉的圖畫中，關涉東漢圖讖的內容其實並未經其目驗，而是鈔撮自其他文獻（張學謙：《河洛與七緯：東漢圖讖的文獻學研究》，第75—76頁。）。這一論斷可能打破了人們對《歷代名畫記》中《述古之祕畫珍圖》的傳統認識。不過這正反映出六朝隋唐時人對目録學的認識。馬楠的研究就指出，“古之秘畫珍圖”的文獻來源少部分來自《開元群書四部録》或《古今書録》，其餘則多本《七志》圖譜志，且讖緯之“圖”當是王儉元徽年間録秘府所藏、阮孝緒録宋齊以來公私墳籍名簿所載（馬楠：《〈歷代名畫記〉“古之秘畫珍圖”的兩種文獻來源》，《歷史文獻研究》，2021年第1期。）。筆者也曾有小文考訂張彦遠《歷代名畫記》中讖緯圖類篇目的構成，亦得出與張書相似的結論（闕海：《漢代讖緯“圖”類篇目小考——兼論〈歷代名畫記〉中讖緯圖類篇目的性質及來源》，《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32輯。）。

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來印證上述內容，《隋志》中有《魏闕書目録》一卷，鄭樵結合唐代的求書情況，遂指出“古人亡書有記，故本所記而求之”，並舉“魏人求書有《闕目録》一卷，唐人求書有《搜訪圖書目》一卷”，指出這才是當時“所以得書之多”的原因（鄭樵著，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校讎略•編次必記亡書論三篇》，北京：中華書局，1995，第1806—1807頁。）。姚振宗《考證》曰：“此一卷因借書而流傳江左, 時當齊明帝建武中。”（姚振宗著，劉克東、尹承整理：《隋書經籍志考證》（第二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010頁。）蓋六朝隋唐時代，公私書目多是鈔撮前代書録名簿而成，內容往往不經目驗，大概類似於今人抄録賬簿一類，按目歸類謄寫。這是六朝隋唐時代目録學與宋以後目録學之間的差異，更是不同時代人們思維模式在文獻學中體現出的差異。

進一步來看，對六朝隋唐時代目録學中諸多體例、細節的復原，其實是基於對當時人類思維形式的某種理解。書中引張彦遠“古之祕畫珍圖，固多散佚，人間不得見之。今粗舉領袖則有……”一句，正包含了作者對當時目録如何生成這個問題的理解。可以説，作者的研究在這裡已經遠超出了傳統目録學的範疇，展現了基於鈔寫本文獻學的獨特思考。

“活”的文獻學的研究，最集中的體現是在《〈易緯〉文本研究》這一章上。作者在本章中綜合運用了文本學、哲學、經學、數術學的各種方法，對《周易乾鑿度》和《易緯稽覽圖》兩篇文獻的文本構成情況進行了清理。

在對《周易乾鑿度》的研究中，作者雖然站在李學勤先生的研究基礎之上（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第401—422頁。），但卻並沒有迷信李先生的研究，而是通過文本分析，指出《乾鑿度》卷下是在卷上基礎上增益而成的文本，作出了卷上的文本可能是《漢志》中“《古雜》八十篇”的一種，鄭玄所見只是今本卷下文本這樣的論斷（張學謙：《關於今傳〈周易乾鑿度〉文本構成的再考察》，《中國哲學史》2020年第4期，收入《河洛與七緯：東漢圖讖的文獻學研究》，第132—148頁。）。可以説，這一論斷既新穎又獨特，經過作者論證也十分可信。作者揭示出，校訂圖讖並非是一個原創性的工作，而是以原有文獻爲基礎的一個整合經學與數術的學術工作。如果我們以作者的這個視角來觀察其他的“七經讖”，那麼原來的一些傳統觀念可能就要被破除。如《後漢書·郎顗傳》中有引《易中孚傳》的內容（《後漢書》卷三十下《郎顗傳》，第1058—1059頁），原來因爲對比章懷注中的詳細內容發現，其與《易緯稽覽圖》卷上“甲子卦氣起中孚”以下的內容相同，我們就認爲這裡的《易中孚傳》就是《易緯稽覽圖》。但現在看來，這種觀點應該被重新審視了。如果《乾鑿度》卷下是在《乾鑿度》卷上的基礎上擴充而來，那麼《易緯稽覽圖》是在《易中孚傳》的基礎上擴充而來的可能性就是存在的，戰國秦漢古書成立的複雜性在這裡也就集中體現出來。經典的成立往往並不是完全的重新創造，而是戴著腳鐐跳舞，並非是古人無力重新創造經典，而是在彼時的時空場域中，他們認爲這樣依託原有文本的“有限”創造會是更優解。

在《易緯稽覽圖》的研究中，作者首先注意到了《易三備》混入《稽覽圖》中的現象，作者推測應該是在唐代。並且在陳槃的基礎上探索了《易三備》的文本構成和占術原理（陳槃：《古讖緯研討及其書録解題》（下），第543—555頁。）。其次對《易通統軌圖》分卦值日説進行了復原研究，從數術角度探索了其成書年代應該爲南北朝時期，爲傳統考據學提供了文獻斷代的新方法，也糾正了郜積意等將今本《易緯稽覽圖》視爲一個自漢以來的固定文本的認識（郜積意在研究曆術中遇到了《周易》卦序和京房八宮卦序兩個卦序無法調和的問題，他就舉出《易緯稽覽圖》中存在爻主一日，分卦值日的這種卦序，並且接受俞樾的意見，認爲這是六日七分值日用事的别種，言下之意就是這種爻主一日的分卦值日法在一開始就存在於漢代的《易緯稽覽圖》中，這一説法顯然是有問題的。參看郜積意：《兩漢經學的曆術背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0—41頁。），爲讖緯文本研究注入了新的動力（ 張學謙：《今傳〈易緯稽覽圖〉的文本構成——兼論兩種易占、易圖類著作的年代》，《國學研究》第44卷，收入《河洛與七緯：東漢圖讖的文獻學研究》，第148—172頁。）。

這一研究中，作者關於《易三備》與《易通統軌圖》進入《稽覽圖》中的原因其實更值得讀者關注。作者認爲：“今傳《稽覽圖》中的《易三備》《易通統軌圖》內容當是唐代李淳風等續注《易緯》時添入，以爲補充參考之用。” 這一説法的根據在於，在《易緯稽覽圖》卷下中《易三備》的“推天元甲子之術”之外，還有另外幾種占術，而這些占術中會使用到“推天元甲子之術”中涉及的“求卦主歲術”（這一占術亦見於《周易乾鑿度》中）；而所以要將爻主一日的分卦值日法吸收進來，可能也與六日七分值日法相關。不過李淳風等人融合三種文獻，或許並不是簡單的鈔撮，而是要“製造”一種新的經典。上引陳昊的觀點就提示讀者，這種文本之間的拼合可能並不是簡單的補充參考，而是有其結合的內在機制，這可能根植於當時人的某種思維形式。因爲《稽覽圖》的作用是供帝王考覽之用（關於《易緯稽覽圖》名稱的意義，參考王楚：《緯書書名臆解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2卷第1分。），而《易三備》中的“上備”正是言天的數術知識，《易通統軌圖》中爻主一日的分卦值日法則是卦氣、節候結合的圖譜的一部分，與六日七分值日法的作用和原理一致，這些在古代都是重要的曆學知識，正可供帝王參考。有此內在聯繫，李淳風等才將其結合，成爲一種唐代的“稽覽圖”。

事實上，作者在對《周易乾鑿度》和《易緯稽覽圖》的研究中，爲讀者展示了兩種文獻在唐前成立的可能性。如果這兩種可能性同時存在在一種經典文獻中，那麼這就提示我們，“七經讖”的成立過程中，那些存在在文本內部的張力或許就並不是某種“失控的文本”（程蘇東：《失控的文本與失語的文學批評——以〈史記〉及其研究史爲例》，《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而是在當時的思維形式中正常的文本構造形式，甚至是基於某種特定目的故意構造了一個“失控”的文本。

這裡不妨以《周易乾鑿度》中記載的文王受命事來舉例，在《周易乾鑿度》卷下中，文王受命的曆法基礎雖然是《殷曆》，但其中明確記載的曆法基礎數據卻是《太初曆》，如果僅以“文本失控”的方式來看待這一問題就不免失之偏頗，而以張書中的文獻學方法加以思考卻可以得出比較有信服力的理由。在此筆者以《史記·曆書》爲參照來加以説明。

《史記·曆書》介紹了《太初曆》的編纂過程，並且其曆元還使用了《太初曆》的曆元，但在“曆數甲子篇”中使用的曆術卻是古四分曆術，並且還記載了完整一蔀七十六年的詳細數據。張文虎認爲，這可能是由於《曆書》的“曆數甲子篇”是褚少孫所補造成的前後不一致（張文虎：《舒藝室隨筆》卷四，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6頁。）。張聞玉認爲，太初改曆分成兩部分完成，元封七年的改曆鄧平並未參加，八十一分法也沒有制定，司馬遷記載的是當時的實際情況；到鄧平以八十一分法取代四分法時，司馬遷或許已經衰病，甚至不在人世，所以《史記·曆書》不記鄧平法；後世所以會産生司馬遷全程參與太初改曆，是由於《漢書·律曆志》記載不清而造成的誤解（張聞玉：《古代天文曆法講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12—215頁。）。不過從司馬遷參與編纂《太初曆》的情況來看，他可能並不同意《太初曆》這一後出轉粗的曆法，而在“曆數甲子篇”中使用了古四分曆以表明自己對《太初曆》的反對態度。基於這樣的思維，我們認爲，在讖緯中雜糅《太初曆》和古四分曆，是東漢初年校定圖讖過程中對官方使用《太初曆》的一種妥協。這種特殊情況並不涉歷法之爭，但兩種曆法雜用，卻顯示出古四分曆在東漢的學術界的影響（關於《周易乾鑿度》雜用兩曆的的問題，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有揭示。闕海：《讖緯曆法考——以〈續漢書·律曆志〉為中心》，《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33辑。），政治與學術的雙重影響，才造成了今本《周易乾鑿度》卷下曆法和古史傳説不合的情況，而這種情況在校訂圖讖過程中並不被認爲是不妥的。

上舉三例，分别出自張書的第二和第四章，由於第四章是作者文獻思想落實到個案中的研究，故而筆者就其中包含的文獻思想進行了相對詳細的闡發。

在此我們要回到第三章，作者試圖通過揭示讖緯的篇目結構、斷代標準等問題，對漢代讖緯研究劃定某種界限（張學謙：《圖讖的結構與篇目——兼論讖緯的斷代標準》，《中國古典學》第2卷，收入《河洛與七緯：東漢圖讖的文獻學研究》，第93—122頁。）。結構問題是經學關注的首要問題，而讖緯亦有相當嚴謹的結構，無論是從黃帝至孔子的河洛“本文”及增益，還是八十一篇的數量，都帶有嚴格的經學結構色彩。河洛的“本文”代表的是黃帝至周文王的天命直接下降，而增益之文代表的則是孔子“爲漢制法”，其中已經有漢家天命根植於孔子而非河洛的意味在其中，這是受命範式的轉换。八十一篇的結構則是遵循了數術的原理，這或許可以和北大簡《老子》的章數、嚴遵《老子指歸》章數和劉向校《老子》章數等事合觀，那麼可以説，八十一篇本身就是一個嚴密的結構，所謂圖讖溢出八十一篇的範圍（王志遠：《“七經”“七緯”與東漢官定圖讖的文獻構成》，《中國經學》第35輯。），恐怕並不符合漢代人的思維形式。

在斷代標準上，作者指出“三言爲題”是非常值得重視的，當下學者對於漢代讖緯的判斷缺乏標準，導致大量研究存在文獻上斷代不清的問題，三字篇名基於陶弘景《真誥敘録》這一東晉文獻，並引證諸家，其説可信。這展現的是讖緯中的數術知識流入道教後，作爲道教發展資源的一種思維變異，後來學者都應該注意到這一標準，避免在研究中將漢代讖緯的概念泛化，造成研究基礎的坍塌，進而影響到研究的可信性。

四、漢代讖緯研究的新可能

張書在利用文獻學、文本學的方法研究漢代讖緯的過程和形成的成果，實際上爲未來漢代讖緯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動力，同時也爲未來的研究帶來的新可能。具體説來，一是提示後來研究者要將圖讖文本看成是複合文本，其構成本身代表了漢代人對經典成立的看法，以及在此基礎上構造文本的實踐。二是研究者需要以文獻學爲根基，以經學和數術爲研究手段，對讖緯展開全面而系統的研究才能實現新的突破。

這裡仍然以張書中《周易乾鑿度》的成書爲基礎來説明。張書揭示了卷下是在卷上的基礎上，於文內增益了部分內容而形成的一個新的文本。《周易乾鑿度》卷上與卷下的關係是否還能進一步加以探究，就成爲了一個很值得進入到文本內部研究的問題。在研究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選擇一段比較完整的內容來展示：

右邊表格中，加粗字爲卷下的增益部分，我們以①②③④來加以標記，這一部分內容的性質是什麼，頗值得研究。增益部分中，①中“卦者掛也”以下，屬於對“卦”的訓解；“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以下，是對上文“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的補充解釋。“八卦之生物也”以下就比較複雜了，這部分大概屬於串講。之所以這樣説，是因爲上文提及的“五音六律七宿”與“八卦”之間存在聯繫。在古代數術知識中，存在著一類範疇性的知識，分别對應一到九的數字：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宮，這一知識廣泛見於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如《大戴禮記·易本命》《靈樞·九針論》《孫子算經》以及放馬灘簡式占圖都敘述或描繪了這種結構，相關的研究參看程少軒：《馬王堆式占古佚書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第34—38頁；闕海：《漢代讖緯“圖”類篇目小考——兼論〈歷代名畫記〉中“圖”類篇目的性質及來源》，《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32輯。）。不過其具體表現形式不同，例如《孫子算經》所以要“九州”替换“九宮”，這是由於它是算數書，書籍性質決定了它以“九州”來代替占書中的“九宮”，由此可見，如何配對，是由具體書篇的具體內容決定。在《周易乾鑿度》中，以與“八風”有密切關係的“八卦”將其替换，而八卦是易學的基礎概念之一。在接下的內容中，將八卦的卦爻與月日年對應，推出“求卦主歲術”。這樣，《乾鑿度》卷下就表現出一種在卷上基礎上融合訓詁、解釋和串講爲一體的形態。同時，卷上中的五音、六律、七宿對應的是十日干、十二支辰和二十八宿，爲了讓八卦的“卦主歲”也形成類似的結構，③就對應④中的“求卦主歲術”基本原理。這樣，內容之間的結構就顯得整飭。

另外，卷下在增益卷上的基礎上，還有一些占術。這些占術也都模仿卷上“孔子曰”的形式，不過其內容完全是象數易學，和卷上的義理闡發相去甚遠，表現出強烈的漢易特點。

這些內容彼此之間能夠容納在一個文本中的契機是什麼，爲什麼在校訂圖讖中要以這樣的方式將這些知識雜糅，其是否具有文體依託，都是今後學者研究中有待深入的問題。正是由於對文本認識的深入，才能在此基礎上繼續提出這些問題，也才能讓漢代讖緯的研究進一步深入到文本內部。這是張書爲今後研究帶來的一種全新可能。

又如由於對東漢圖讖的名稱及形成的兩階段劃分的明晰，讓我們知道讖緯不可能在哀平以前就大量出現，這樣，許多研究者認爲讖緯在哀平以前就已經存在“以讖緯經”的現象的説法也就需要檢討了。

在清代，四庫館臣在《易緯坤靈圖》提要下就對讖緯文體進行了解説：“秦漢以來，去聖日遠，儒者推闡論説，各自成書，與經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書大傳》、董仲舒《春秋陰陽》，核其文體，即是緯書，特以顯有主名，故不能託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漸雜以術數之言，既不知作者爲誰，因附會以神其説，迨彌傳彌失，又益以妖妄之辭，遂與䜟合而爲一。”（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經部·易類》，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第60b—61a頁。）清儒討論文本，其實已經涉及到了文體的問題，張峰屹在清人基礎上，對比《尚書大傳》《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與緯書的內容，認爲幾者內容類似，所以漢初即已經有以“讖”緯經的現象出現（張峰屹：《兩漢讖緯考論》，《文史哲》2017年第4期。），言下之意，讖緯具有類似《尚書大傳》《韓詩外傳》這樣的文體。

上述説法都富有啟發性，從指涉內容來看仿佛成立，但如果從文本的文體形式的角度看，這些説法恐怕又多存在問題。誠然《尚書大傳》這類傳文“與經義在離合之間”，但其文本的文體形式與今天看到的《易緯》文體形式完全不同。以張引《尚書大傳》中的例子加以説明，《尚書大傳·康誥》：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内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

李昉編：《太平御覽》卷八三《皇王部八》引《尚書大傳》，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392頁。

張峰屹指出，這類陳説與讖緯中的災異陳述近似，實則不然。《尚書大傳》是以事語的解釋形式呈現，其敘述主題都貫穿在故事中，而非單純説理。《韓詩外傳》的文體與之類似；另外還有以“事語＋經文”進行解釋的形式。如《尚書大傳》：

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毛詩正義》卷一九《周頌譜》疏引《尚書大傳》，《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253頁。

此段以“事語＋《尚書》經文”的形式呈現，與《韓詩外傳》非常類似。如《韓詩外傳》：

有殷之時，榖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榖樹也。”湯問：“何爲而生於此？”伊尹曰：“榖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柰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齊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榖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許維遹：《韓詩外傳集釋》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0—81頁。

《韓詩外傳》在文體上與《尚書大傳》的形式幾乎完全一致，更與早期的解經的著作如馬王堆帛書《要》《衷》等篇的文體形式類似，都往往採用問答語體的形式。而讖緯純粹説理，其故事性較差。張文所引《尚書大傳》與《韓詩外傳》言災異的內容，均屬偶然，與其説讖緯和這兩種解經之傳的文本形式相同，不如説同爲“齊學”，他們在內容上都有説災異符瑞的共同特點。館臣和張峰屹之所以産生這種錯誤，從文本上來看，原因是都只分析了《尚書大傳》特殊佚文文本中的具體內容，而沒有從文體角度對漢代解經的傳説記等與讖緯之關係進行考察，從言説災異的角度上來説，《尚書大傳》和讖緯當然有近似的地方，但事實上二者只是內容上的偶然近似，其實根本不同。

從更深層次的方面來看，則是對讖緯名稱、讖緯形成時間的界定不清，從而導致了隨意延伸讖緯形成時間的情況。而張書中所以要在緒論和第一章中就嚴格對讖緯是否有别、讖緯形成的兩階段進行界定，其意正在於要明晰漢代讖緯這一概念，掃除研究中長期存在的漢代讖緯概念界定模糊的時間性問題。從這一點上可以説，全書都在不斷明晰界定“漢代讖緯”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且以實際的研究例證證明了如此界定的有效性。漢代讖緯的研究只有在明晰其本身之後，才會有新可能，也才會在未來的學術研究中不斷開出新境。

五、結語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想到L·P·哈特利（Leslie Poles Hartley）的小说《介于两者之间》中那句“過去即異鄉：他们在彼地行事不同”（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研究先唐文獻，特别是秦漢文獻，或許也是一場深入到異鄉的旅程，“古今言殊”從時間上揭示出古人與今人思維上的不同，創造文獻和後世傳抄文獻的目的亦有異。研究者在面對文獻時，如何去揭示其中蘊含的在當時不言而喻的思想文化史意義，顯得更加重要。

過去與異鄉之間，暗含時空的轉喻，在面對先唐文獻時，“古今言殊”又仿佛“四方談異”，文獻中的信息如密碼一樣隱藏於它所寄寓的文本之中。文獻學在這個意義上又像一場翻譯，學者需要將文本中隱藏於文本文體、撰著體例、文本結構中的文獻學信息找出來，以現代學術的語言翻譯給他人聽。

或許我們應該注意到：文獻學應該有更加廣闊的前景，它並非是簡單地爲他人“作嫁衣”，是純粹的材料準備性學科和技術分析前提，而應該是研究文獻的方法論。從傳統的版本、目録、校讎之學，走向更加深廣的文本內部研究，將傳統文獻技術與文本細讀兩者切實有機地結合，深入文本尋找到古人隱藏在文字之間的基於其特定時空條件下的遺落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