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写的烂尾文，这两天写作业时忽然想起来。不过这几年应该都不太想搞这个了，所以就先把烂尾文放出来，抛砖引玉。

清算襄阳耆旧记（上）说郛本辨伪

先简单介绍一下《襄阳记》的版本问题。习凿齿原书早已佚失，现存的都是辑本。辑本有两大系统：

第一系统：重编《说郛》本（宛委山堂本《说郛》）——《五朝小说大观》本

第二系统：清乾隆 任兆麟《心斋十种》本——清光绪 吴庆焘《襄阳四略》本

第一系统不分卷，只收录人物，重编《说郛》本收入十八人，《五朝小说大观》本同。第二系统中，《心斋十种》本分三卷，收入襄阳人物三十三人、襄阳牧守九人，仍然只收录人物；《襄阳四略》本分五卷，在《心斋十种》本的基础上主要增辑了一卷山川与一卷城邑，试图恢复习凿齿五卷原貌。我们现在看到的辑本（舒焚先生、张林川先生《襄阳耆旧记校注》或黄惠贤先生《襄阳耆旧记校补》）都是以第二系统为基础的，因为第二系统的记载更丰富。

这次，我尝试先考辨记载较少的第一系统的真伪。

一、《说郛》的原本与重编本

罗宁先生《重編<說郛>辨僞——以所收四種小說為例》：

根据笔者多年研究和使用经验，这里提出关于重编《说郛》所收书籍真伪的一个大胆的判断：凡无明末以前单行本传世，或不见于《百川学海》、明抄本《说郛》、《顾氏文房小说》等较早较可信的丛书中，而突然出现在重编《说郛》中的书籍，十有八九是伪书，其内容多是杂凑而成的。换句话说，如果某书最早的版本是重编《说郛》本，而无更早的单行本或丛书本传世，则此书十有八九是伪书。因此大体上来说，重编《说郛》本书籍的文献价值是很低的。

《说郛》为元末陶宗仪所编撰，但它既有原本又有明末出现的重编本，重编本收录了大量伪书。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说郛》主要有两种：一百卷涵芬楼本《说郛》，是张宗祥先生据明抄本校理而成的，更接近原本；一百二十卷宛委山堂《说郛》是重编本。

我们现在说的“《说郛》本《襄阳记》”指的是宛委山堂重编《说郛》第五十八卷上收录的《襄阳耆旧记》辑本。而涵芬楼本《说郛》仅在卷四《墨娥漫录》收录了三条《襄阳记》的记载：一条是诸葛亮娶黄承彦女，一条是朝廷对诸葛亮立庙问题的讨论，这两条都见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注；还有一条“世纪荀巨伯远看友人疾”，荀巨伯是颍川人，这个故事本出自《世说新语·德行第一》，被误辑入《襄阳记》，“世纪”大概就是“世说”之误。

也就是说，重编本《说郛》的《襄阳记》比原本《说郛》的《襄阳记》多了十几个人，而这十几个人又是辑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从版本上讲，重编《说郛》本《襄阳记》就是靠不住的。之前舒焚先生没有考察《说郛》重编本的可信度，所以误以为重编本《说郛》收录的《襄阳记》接近习凿齿原书。

我认为重编《说郛》本《襄阳记》辑本是明末伪造的。接下来我们详细考辨重编《说郛》本《襄阳记》的疑点。

二、重编《说郛》本辨伪

首先我们可以明确，重编《说郛》本《襄阳记》不是全本。《三国志》裴松之注、《后汉书》李贤注等史籍以及类书中的《襄阳记》佚文有很多都没有被收入重编《说郛》本。

然后一一陈列疑点。

（一）可以确凿非习凿齿原文，是后人伪作的：

1.庞德公条

重编《说郛》本《襄阳记》：

这段是三种史料杂糅混合而成的。红的来自《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绿的来自《襄阳记》（裴注、李贤注以及《御览》），蓝的来自《三国志》，紫的是作伪者自己的创意。为避免繁复，以下只列出《后汉书》与裴注引《襄阳记》（李贤注引《襄阳记》与之基本相同）及二者矛盾点。

《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裴注引《襄阳记》：

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冰镜，皆庞德公语也。德公，襄阳人。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尝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庞公谭。’”其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奔走供设。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岁，兄事之，呼作庞公，故世人遂谓庞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诸葛孔明小姊，为魏黄门吏部郎，早卒。子涣，字世文，晋太康中为牂牁太守。统，德公从子也，少未有识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见德操。德操与语，既而叹曰：“德公诚知人，此实盛德也。”

《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

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

（案，皇甫谧《高士传》辑本有庞公条，与此全同，应是《高士传》辑者抄袭自《后汉书》。《四库提要》卷五十七就指出过皇甫谧《高士传》辑本窜入了嵇康《高士传》与范晔《后汉书》的内容。）

第一，《后汉书》称“庞公”；《襄阳记》称“庞德公”，并斥责“世人”或“俗人”才会“谓庞公是德公名”。

第二，《后汉书》的庞公是纯粹的隐逸者，不与世人来往；而《襄阳记》的庞德公显然是士人团体的一份子，甚至可以说是清流批评家。

第三，《后汉书》的庞公不肯官禄，要遗子孙以安，最后携妻子（妻与儿女）登山采药不返；而《襄阳记》庞德公的子孙出仕魏晋，显然庞德公之子既未不肯官禄，又不可能登山采药不返。

由此可见，《后汉书》与《襄阳记》的庞德公形象是矛盾的，不可兼容的。习凿齿的记载大概近乎真事，而范晔的记载显然为了逸民的纯粹性虚增了文学修饰。

重编《说郛》本要混合两种相矛盾的记载。首先，从《襄阳记》改称“庞德公”，并把隐逸者与清流士人的形象混合，在汉末这两种身份共存是很正常的。然后，删掉《后汉书》中庞公与刘表的对话，让遗子孙以安这个要素消失。再然后，删去《襄阳记》对庞德公子孙的记载。经过简化，庞德公的形象就没那么矛盾了。

最后作伪者好心地把《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中司马徽对庞统“南州士之冠冕”的评价移植到《襄阳记》那句“德公诚知人，此实盛德也”后面。这一增加反而露了马脚。

2.杨虑、许汜条

重编《说郛》本《襄阳记》：

后汉杨虑字威方，襄阳人。少有德行，为沔南冠冕，州郡礼重，诸公辟命，皆不能屈。年十七而夭。门徒数百人宗其德范，号为“德行杨君”。

许洗是虑同里人，少师虑，为魏武从事中郎。事刘备，昔在刘表坐论陈元德者，其人也。虑弟仪。

《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裴注引《楚国先贤传》：

仪兄虑，字威方。少有德行，为江南冠冕。州郡礼召，诸公辟请，皆不能屈。年十七，夭，乡人号曰“德行杨君”。

《三国志》卷七《吕布张邈传》：

兴平元年，太祖复征谦，邈弟超与太祖将陈宫、从事中郎许汜、王楷共谋叛太祖。

……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谓表曰：“许君论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表大笑。备因言曰：“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

重编《说郛》本杨虑事迹完全袭承了裴注引用的这段《楚国先贤传》。“江南”被改成“沔南”，“乡人”被改成“门徒数百人”，为下文许汜做了铺垫。杨虑年十七而夭，怎么会有“门徒数百人”？应以“乡人”为是。

许汜这段错漏更多。“许汜”被误写作“许洗”，“陈元龙”被误写作“陈元德”。许汜是兖州牧曹操的从事中郎，应该是兖州本地人而非襄阳人。许汜叛曹操投吕布，后吕布败亡，许汜投奔刘表，并未“事刘备”。刘备也看不起“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的假名士许汜。所以这一条必然是读书不仔细的后人胡乱编造的。

3.马良条

重编《说郛》本《襄阳记》：

蜀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兄弟五人并有才名，而良称“白眉”。先主领荆州，辟良为从事。

《三国志》卷三十九《马良传》：

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为之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称之。先主领荆州，辟为从事。

重编《说郛》本《襄阳记》对马良的记载没有超出《三国志》已有内容，甚至比《三国志》还要简略。既然裴松之可以引用《襄阳记》补《三国志》之缺漏，想必《襄阳记》对襄阳士人的记载不会比《三国志》更简略。这段显然是作伪者抄录、缩写《三国志》而成的。

4.董恢条

重编《说郛》本《襄阳记》：

蜀董恢字休绪，襄阳人。事先主，为宣信中郎。诸葛辟为丞相府属，迁巴郡太守。侍中董允等共期游宴，即命解骖。

《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

允尝与尚书令费祎、中典军胡济等共期游宴，严驾已办，而郎中襄阳董恢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见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许，曰：“本所以出者，欲与同好游谈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阔积，舍此之谈，就彼之宴，非所谓也。”乃命解骖，祎等罢驾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类也。

《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裴注引《襄阳记》：

董恢字休绪，襄阳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费祎使吴。孙权尝大醉问祎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于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诸君愦愦，曾不知防虑于此，岂所谓贻厥孙谋乎？”祎愕然四顾视，不能即答。恢目祎曰：“可速言仪、延之不协起于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方今扫除强贼，混一区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舟楫，非长计也。”权大笑乐。诸葛亮闻之，以为知言。还未满三日，辟为丞相府属，迁巴郡太守。

裴松之案：

《汉晋春秋》亦载此语，不云董恢所教，辞亦小异。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本传云“恢年少官微”，若已为丞相府属，出作巴郡，则官不微矣。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的也。

习凿齿《襄阳记》原文这段记载应该出于虚构。

一是裴松之提到，习凿齿《汉晋春秋》记载费祎自己应对孙权，董恢没教他，两书同出自习凿齿之手而自相矛盾，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是费祎不可能这么容易被问倒。《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辩，论难锋至，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卢弼曰：“设祎不能专对，何以诸葛亮妙简使才，而祎频烦至吴乎？”

三是据《三国志》，“恢年少官微”，建兴末延熙初仅仅是比三百石的郎中，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在诸葛亮生前就出任二千石的巴郡太守？

习凿齿虚美董恢的事迹与职位，大概是看在老乡的份上。

《襄阳记》原文必无董允解骖之事。董允解骖故事成立的条件是“恢年少官微”，与《襄阳记》矛盾。《襄阳记》无法解释从巴郡太守到郎中的跌落，从与费祎一起出使孙吴的老油条到“年少官微”的跌落。《襄阳记》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完全不提董允解骖故事、保持逻辑自洽。作伪者贪多，把《三国志》的董允解骖故事收录进来，故事就崩溃了。

另外，重编《说郛本》称董恢“事先主，为宣信中郎”，观《襄阳记》“若一朝无诸葛亮”之语，费祎此次出使肯定在刘禅时，宣信中郎作为使者临时的官职，也肯定是刘禅时授予的。

5.南朝人四条

重编《说郛》本《襄阳记》在最后收录了南齐韩系伯、蔡道贵与梁郭祖深、鱼弘四人事迹，这四条自然不是东晋习凿齿原文，据黄惠贤先生考证，应该出自梁鲍至《南雍州记》，在此不复多论。

（二）不能确凿为伪，但也极可疑的：

1.廖化条

重编《说郛》本《襄阳记》：

蜀廖化本名淳，中卢人也，世为沔南冠族。为关羽前将军主簿，败没于吴，思向刘备，乃诈死，因将老母昼夜西奔备于秭归。备大悦，以为宜都太守。后为亮参军。

《三国志》卷四十五《廖化传》：

廖化字元俭，本名淳，襄阳人也。为前将军关羽主簿，羽败，属吴。思归先主，乃诈死，时人谓为信然，因携持老母昼夜西行。会先主东征，遇于秭归。先主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先主薨，为丞相参军。

重编《说郛》本比《三国志》的记载简略了一些，但又多出了“中卢人”与“世为沔南冠族”的记载，可能另有所本，也可能只是作伪者随口编的。

经过以上考证，我们可以确定，重编《说郛》本《襄阳记》是不可靠的劣质伪作。《五朝小说大观》本与之完全相同，《心斋十种》本继承了重编《说郛》本的谬误，都可以视为劣质伪作。

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