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 拜德雅Paideia 公众号 🔗 我仍强烈渴望维持将我出身的工人阶级与我抵达的知识分子圈子隔开的那段距离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代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传》作者迪迪埃·埃里蓬反思阶级固化与身份问题的又一力作《社会作为判决：阶级、身份、轨迹》（[法]迪迪埃·埃里蓬 著；陆一琛 译）书摘，节选自该书第二章。

这本书的重点并不在“我”，

而在于社会现实，

在于其处处彰显的等级和无所不在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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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和它的影子

既然我已和盘托出？如此确定吗？难道在最后一刻我未曾以难以构成一章为由删去一长段？正是在这个段落里，我讲述了一则逸事，它完美地展现了，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仍强烈渴望维持在我的生活中早已建立起来的、将我出身的工人阶级与我抵达的知识分子圈子隔开的那段距离。现在，我已无法理解为何当初无法在那本书里为这个二十来行的段落找到别的位置。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深知原因何在：在那个段落里，一切都盘根错节，一切都正在酝酿之中。

二十多年间，我多次和皮埃尔·布尔迪厄（我与他相识于1979年末，他于2002年1月去世）聊起过—在碰面的时候，或是在日常通话中—很多记录在《回归故里》中的事情。1991年，他让我阅读他和两个郊区男孩进行的访谈，这次访谈源自一项大规模调查，而该调查最终形成了《世界的苦难》这部无与伦比的著作，当时布尔迪厄刚开始在他的期刊《社会科学研究学报》上发表调查结果。我惊讶于他面对受访者时表现出的殷勤，尤其是当后者向他表露出，他们将会毫不犹豫地对两名在他们地盘上被视作种族主义者的白人女性使用一定程度的身体暴力时。我向他提出异议，我认为面对他试图描述和分析的那个情景，他所呈现的观点非常片面，因为他没有给那两名女性，以及其他那些必定会对受访年轻人的不当行为与举止表示不满的人发言的机会，不难想象，长此以往，这些年轻人将会如何侵害更年长居民的生活。那时，他向我坦言，他不可思议地在这两个年轻男孩身上看到了自己，他们让他想起自己那个年纪时的样子—在他们的言谈中，他仿佛听到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回声。我很清楚这一点：对于他与两位青年的相遇，以及他想要进行的工作，他身上具备的同理心是必要的，尽管我指责了这一点。为了复原一种声音，首先必须让它发声。为此，我们应该创造尽可能自然的情境和交流条件。尽管如此，这期《社会科学研究学报》依然被命名为《痛苦》，我坚持强调标题与事实之间的矛盾，这里的事实是，他关注的这个地方的某些居民所承受的痛苦并没有被考虑进去。就此，他在介绍这次访谈的文章中—这篇文章依然很美妙且很有力—做出了部分解释，他强调了“命运的效应”，这使得他们必须生活在被社会抛弃的地方，他还强调了因学业失败和缺乏就业机会而导致的境况逐步恶化—“障碍源自文凭与资质的缺乏，后者又与文化资本，尤其是语言资本的匮乏密切相关”，这将他们引向犯罪的边缘和几乎不可避免的带有暴力色彩的自我肯定，每个受缚于集体规则的人都将此视作赋予自我社会身份，并在自己眼中确立生存价值的方式。布尔迪厄还强调，这些个体经历各异的人要共存于同一个充斥着社会苦难的空间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目标错误”：成了敌人的是邻居，也是社会意义上关系最紧密的人，而不是政治领导人或社会的阶级划分，这些实体太过遥远、太过抽象，看上去根本不真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骚乱爆发时，那些暴动的人总是烧毁他们兄弟姐妹读书的小学和中学，以及为他们社区提供服务的公共汽车等等—这些均被视作他们憎恨的那些体制（国家体制、权力体制等）的象征，而没有直接攻击体制、国家、权力等（但它们又位于何处，要如何攻击？）。

此后，布尔迪厄再次提及了他那时体会到的亲近感。在《自我分析纲要》中，他描写了青少年时期的自己，“总是处在某种近乎犯罪的反抗中”，并以此来解释他如何成功做到“与《世界的苦难》里的那个年轻人—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第二代移民—以及他的伙伴轻松自如地进行交流的，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他说，“我忘记了我的年纪与身份—或许我忘掉了太多东西，正如别人向我指出的那样，以至于认同了那些通常情况下完全应该受到指责的行为。在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外表背后，我立刻感知到了他们的无能为力，而在另一个人面前，他们很可能会保持这副难打交道的样子。”

再者，他或多或少不由自主地进行认同的方式（“认同”这个词太过头了，我同意；不如说，他热衷于表现出一种同理心）以及我阅读这篇文章（几乎不具有“自反性”；毕竟，这就是段采访，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获得并记录他需要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并找到合适的便于提出这些问题的语言）时感受到的发自本能的拒绝，这两种情况可能都与性以及我们对男子气概的态度有关。布尔迪厄在他们身上认出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某些东西。而我则恰恰相反！我本可能成为一名喜欢大呼小叫、挑衅滋事的少年：我出身的那个阶层决定了这种倾向，我必须符合它以无声的方式表达的期待，当我背离这些期待时，那个世界便会提醒我要循规蹈矩（“你真是个娘儿们”“你真是个基佬”，以及其他我最好避免提及的更粗俗的言论）。同性恋总被认为是可憎且绝对不可想象的存在（无论是真的同性恋，还是看上去像同性恋），这使我很快远离了那些等待着我、召唤着我的角色。我曾是个年轻的同性恋者，更确切地说，我那时正逐步成为一个年轻的同性恋者，那时的我担惊受怕、战战兢兢；与此同时，我也隐约看见了另一个未来，我本可能成为—为什么不说出来呢？我确实曾是布尔迪厄书中那两个男孩吹嘘的暴行的受害者，而且有过数次这样的经历。在这一过程中，我变成了艾伦·金斯堡最近一首诗中谈及的“担惊受怕的同性恋男孩”（the scared gay kid），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我依然如此。描写这种双向运动很难：我们发现自己与他人不同，并试图根据这种差异性来组织我们的生活并进行自我塑造。这是种积极的感觉，我们期待它是快乐的。同时，我们很快意识到这种身份注定令人羞愧，并且只能在恐惧中体验。这是种消极的感觉，会使积极的感觉破灭或黯然失色，因此这种积极的感觉只会带来间歇的快乐。事实上，这种恐惧从未离开过我。它继续与我同在，或许成了我个性中最深沉，也最持久的组成元素之一：在公共空间内（当我乘坐地铁时，当我晚上行走在街道上时，当我旅行时……），我控制着自己的言行举止。同性恋者—当然，这也适用于其他被贬抑的“类别”：女同性恋者、跨性别者、黑人、犹太人等等—就是易受攻击之人，总是别人侮辱或攻击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这种近乎本体论性质的脆弱性在自我最核心的层面定义着他们。我经常强调社会秩序或性别秩序在异常者或少数群体的身体上铭刻的羞耻感，将其视作他们与世界以及他人的关系的基本维度之一。还应该在此加入恐惧。恐惧时不时会攫住被污名化或可被污名化的个体，那是种强烈的、无法抑制的惊恐，但这种恐惧最常表现为某种沉默的担忧，令人总是不得不对本质上充满敌意的环境保持警惕。对于这种环境，我们既熟悉又害怕，而它的敌意总是显露无遗：潜在的侮辱或身体攻击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被实现，成为实实在在的言语和动作（因此，早在被实现之前，这些潜在的可能已发挥效用，因为我们生活在潜在可能随时会实现的永恒恐惧中）。正是这种恐惧促使那些背负着不显眼的“污名”的人努力将其隐藏起来，当然，显眼的污名意味着无处不在的危险，也使得恐惧成为生存本身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黑人作家，如理查德·赖特、佐拉·尼尔·赫斯顿、詹姆斯·鲍德温、托妮·莫里森，还有其他很多人都曾特别有力地描写过这种恐惧）。如果说我们可以通过集体的方式扭转“污名”，或通过反抗社会、性别或种族层面的等级制度以及使人屈从的标准（如“黑人很美”〔Black is beautiful〕、“同志骄傲”〔Gay Pride〕等口号……）在某种程度上克服羞耻，那么克服恐惧则更难。因此，对那些感受到恐惧（其剧烈程度依具体情境而定）的人来说，恐惧甚至成了他们存在于世的结构。不可逾越的不平等就在于此：一边是那些遭受暴力或知道他们可能遭受暴力的人；另一边是发起并延续暴力的人，甚至还有那些仅仅因为未能感知暴力或无法想象暴力而将其影响减至最低程度的人，由于他们站在“有理”的一边，因此也没有任何风险。

让·热内曾描画过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精彩地再现了昨日的恐惧对当下个体的影响，当提及与他共事的黑人激进分子时，他回忆起了他们“无法摆脱顽念的心理”：“他们的内心保留着某种具有强迫性质且错综复杂的感情。”这与被压迫的记忆及其铭刻在他们精神上的“恐惧”有关。

恐惧由来已久，在这方面我们已十分老练：每个人都会从自身角度出发重新发现种族主义和社会排斥谱系上的前人经历过的恐惧。我很快意识到同性恋的身份—尤其是当所在街区里的青少年都通过仇恨同性恋来建构自己的男子气概时—会招致反复的侮辱和攻击，以及持续不断且严重程度不一的欺凌……以至于我们将简单的事情（如回家或出门）视作周而复始的噩梦。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或许类似于女性在夜间行走于街上或搭乘公共交通时经历的那种恐惧，她们必须警惕周围发生的一切。性骚扰和强暴的威胁无处不在，它们带来的热内意义上的“无法摆脱的顽念”支配着女性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因此，依据我们是白人还是黑人，男人还是女人，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等等，我们与外界、与街道的关系并不相同。若要分析在某一时刻将个体聚集在一起的互动，那么首先必须考虑到：两人之间的每次相遇都包含着社会结构、既定的等级制度及其所设定的统治模式的全部历史……我们每个人的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过去，而后者本身又取决于集体的、非个人的过去：社会秩序及其包含的暴力的过去。热内给出的例子令人震惊：白人在一棵树上看到树枝、树叶和隐藏于其中的鸟窝；而黑人看到的则是用于私刑的绞刑架和上面挂着的绳索，以及以这样的方式犯下的残暴谋杀罪行……一个美国黑人一生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写在三百年的历史中，而一个白人的日常生活也同样如此，无论他个人有多无辜，无论他是否真的是或声称自己是反种族主义者—至少从关系角度看，在他者眼中—他都处在同样的历史以及定义这段历史的同样的对立与压迫结构中。当然，经过必要的修正后，这适用于一切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总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被内化的历史之间的相遇，是被古老而长存的“无法摆脱的顽念”或社会情感烙印的“心理”之间的相遇。因此，描写一种相互作用，就是描写这些相互接触的历史，以及它们在当下相互交叉并相互激活的方式。历史视角、社会学分析以及理论反思的必要我们强调再多也不为过，为的是能够理解特定时刻的话语、眼神、行为、感觉和情感，以及相互作用中所牵涉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即便这种相互作用既遥远又不由自主！时间化（temporalisation）总是产生于异质的过去之间的相互碰撞中。

一切只为说明，骚动的青年时代的记忆使布尔迪厄在面对两个男孩时感受到了一种自然而然且不经反思的亲近感：他的历史—既是个人史，也是社会史—与他试图描写的当下，以及造成了社会和政治现状的整段历史产生了共鸣。我的记忆则使我做出了与此截然不同的反应：即刻产生的、令人惶恐的怀疑，伴随着某种与受害者（郊区那些大男子主义的小混混想尽办法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之间的团结感，当然这种团结感可能会受到质疑，很难被承认，更难被表述。说到底，我犹豫是否要这样说，但如果我们在令人不安的真相面前选择退让，那要如何进行“自我分析”？布尔迪厄努力去“理解”那两个年轻人，他们受制于各种规定和强加于他们的角色、态度以及“人物形象”（personnage）；而我则更倾向于通过某种与此相反的定位认同去“理解”那两名受到惊吓的女性，她们因他们的举止而被推向种族主义，或被迫使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词汇来表达由无法逃离的生存状况引发的不安情绪。一方和另一方都掉入了创造这种境遇的社会机制的陷阱里，他们不得不在这种境遇中共存。他们不仅都是整体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史、男性统治史、移民史以及社会与城市放逐史的产物，同时也是某部分社会现实的产物，这一现实是由国家关于城市化和住房的政策塑造的。

这些政策导致了这样的聚居区的诞生，并发展出了被视作社会病态（这个词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才有意义，而不是在反抗该现实的时候）的所有症状，失业和不稳定是导致这种病态产生和恶化的原因。那么，对“内化的社会约束”的反思，究竟揭示了什么？可怕的社会决定论法则为各种各样的人指定了位置，规定他们要做什么、说什么、成为怎样的人。说到底，“郊区骚乱”和“为国民阵线投票”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系列现象的两种后果，是处于截然相反的两极但又彼此关联的极端效应，属于多年来由当权者以及为其提供建议的专家策划并执导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戏码的主角在日复一日的紧张状态中以不同的方式经历的同一种境遇。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