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review/16798377?dt_dapp=1的基础上补充一些蒋方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的误读和史料错误。 书中过于离谱的主观化论断，不在此讨论范围，至于为何能作出蒋“主观化”的判断，可以参考下方第一点。 第一，“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来得及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小说，扔下笔，去世了。”（此处指《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这种陈述以“未完成”制造悲剧叙事，进而推向主观化的“最重要”，是否隐含对作家生涯的线性进步史观？ 第二，“他笔下的主人公有个共同的特点：所有性格的转变都是受辱引起的。”这里存在以偏概全的嫌疑，原文仅提及《地下室手记》《卡拉马佐夫兄弟》两部作品，但如果细读《罪与罚》，会发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转变源于理性主义的崩溃和宗教救赎。 第三，“伊万是个无神论者，而阿辽沙是个虔诚的信徒……伊万首先提出了对上帝的攻击，他认为上帝竟然允许一个孩子受难的世界，“这是不可宽恕的。”后半句不错，然而前面的“无神论者”论断实则为误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五卷中伊万说道“我不是不接受上帝，你要明白这一点，我是不接受上帝创造的世界。”伊万并非简单的无神论者，而是无法接受儿童受苦和上帝共存的驳论。此外，仅仅关注有神-无神二元对立会削弱陀思本人的文字及思想。 第四，“可他反而愈发迷信命运……当然，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当人落入无法摆脱的痛苦时，就会把这种痛苦当作幸福以换取解脱。”这里是一处滥用，将现代心理学概念粗暴错用在19世纪，最后将陀思主动研究苦难的行为归于被动的病理学的依恋。确实如其所言“简单概括”，甚至过于简化。 第五，“这部小说（《父与子》）一经出版就激起巨大反响……屠格涅夫顶住了压力，选择一言不发，选择模糊不清，他拒绝了政治角色的裹挟，放任自己被误读。”实际上，屠格涅夫并非一言不发，他曾写《По поводу "Отцов и детей"》（《关于〈父与子〉》进行自我辩护。 选取《По поводу "Отцов и детей"》片段，下图为网页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