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完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作者李永刚是政治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副教授，曾经在1999年9月20日创办过著名的学术网站“思想的境界”，后于2000年10月12日关闭，该网站我当年也经常访问，是当时学术网站的佼佼者。

从作者的经历，以及书名，让我一开始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因为这本书所涉及的是一些原本不能公开说的信息，互联网的业内人士都知道的潜规则，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这事儿不能说，‘这事儿不能说’这件事儿也不能说”，而这本书却打破常规，将这些事情公开化和系统化了。

为谁辩护？

书中大部分内容是在罗列事实，一开始罗列CNNIC关于中国网络的现状，之后描述中国网络监管这几年来的发展情况，讨论了互联网上的一个独特群体“网民”对于民意的表达以及传播机制：热帖、跟帖和转帖，实现互联网草根的投票。网络事件是群体怨恨的表达机制，群体怨恨是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一般只能在隐忍中持续继续怨意，或心怀不甘，或忍气吞声、自怨自艾。网民要舒缓怨恨情绪，一种廉价的精神胜利法就是聚集此类网络事件，完成一次“想象的报复”。几乎每一个社会热点都会导致一个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从“很好很强大”到“很黄很暴力”，再到“很傻很天真”，以及后来的“打酱油”、“俯卧撑”和“躲猫猫”等。互联网开辟了恶搞运动和翻偶像、反美学的奇异道路，山寨文化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和精神追求。

而对于山寨，李永刚则引用了朱大可对于山寨的论述：山寨文化是后权威社会的必然产物，是民众获得话语权之后的一种社会解构运动，旨在颠覆文化威权的中心地位。山寨精神的价值在于，它通过颠覆、戏仿、反讽和解构，在一些局部的数字虚拟空间里，实现了民众对自由的想象。

这本书没有讲述防火墙的技术细节，仅有的技术描述也是摘抄维基百科上的信息，大部分内容讲述的是监管是什么，形成的历史，以及探讨为什么需要监管。

以西方国家的互联网监管相比，国内主要有三个突出特色：普遍过滤的预审查与人工干预的后抽查相结合；典则标准模糊，介入部门众多；监管结果一锤定音，缺乏行政和司法救济手段。

作者称，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监管互联网的批评是“可观察性偏见”，各国政府都对互联网信息进行过监管，而只有中国是公开实行的。而作者又说，互联网已经被中国成功驯服，北京制定的“有序发展”战略（一边审查，一边发展）目前已经占得上风，“受到管制的互联网仍然是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支积极力量。”

结论是什么？

作者通过统计一个高校BBS十大热门话题中，娱乐类占79%，而政治类仅占21%的例子，证明网民对政治类话题兴趣不大。

作者说道：在当下中国，尽管互联网内容监管体系复杂，技术先进，但很容易找到经验和证据来说明，监管过强并不是多数国人认同或感知的事实……在许多知识精英的眼中，互联网依旧繁荣，依旧是一个淘金的保底，是可以放手开头的新财富的源泉。对监管的敏感和反感，更多还是极少数知识精英阶层认可西方的自由立场所致。（大众）虽然对监管造成的使用不便有些微词，但极少上升到指控体制和政策的高度。

应该怎么办？

作者给出的结论是两个字：宽容。

从宽容与权力的关系看，宽容是权力的自我节制，宽容实际上是一种放弃，是有权力的人放弃把他认为合适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人，当权利不肯克制或不能放弃时，宽容就不复存在。

从宽容与权利的关系看，宽容是对多元权利的容忍，这种尊重或容忍的程度构成宽容的成词。

尽管看完这本书之后，感觉比较失望，但总的来说，这的确是详细介绍和分析中国互联网监管制度的第一本书，作者试图用犬儒主义的思维教导大众“自律”，并祈求管理层“宽容”，实际上作者也知道，在普遍不宽容的社会中，宽容尤难做到，在一个怨恨蔓延的社会中，宽容显得非常愚蠢，只有在社会大多数人对相互宽容达成共识的时候才能实现，然而，我对这个前景抱以非常悲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