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总结，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代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

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我认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对于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

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

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