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勒斯坦做个母亲，
你得学会几件小事：
学会在你负伤的孩子淌完最后一滴血之前
如何托起他；
当士兵们叫醒你的孩子，要逮捕他时
如何拣几句话，把他拧成个大人；
面包店、商场和餐馆被炸之后
做出一顿饭，填饱十张嘴；
炮火连天的长夜里，讲出些动听故事；
向三岁的孩子解释明白，身边只有你
是因为爸爸被杀了，姐姐还在扣留；
拿靠垫罩子搭出花花绿绿的帐篷；
发明清洗血迹的小妙招；
如果孩子只是被带走而不是被“送走”，由衷庆幸；
挖坟坑，修墓地；
领着你五个孩子，从一辆坦克前走过；
以及如何携带三只旅行箱和七颗灵魂，横穿流亡之路。
你不得不成为一只猫
一头鳄鱼
一架飞机
一套导弹防御系统
一面帐篷的棚顶
停电时的群星
泪水干涸那一刻的诗歌
你必须成为万物——是流水，也是磐石。

就在上周，以色列内阁批准在约旦河西岸设立34个新定居点。 

定居点不是简单的几处住宅，而是包括道路、军队保护、地方议会、土地登记和法律安排的一种空间—政治装置，其目的是把以色列的治理体系楔入不属于以色列的土地。

国际法院2024年咨询意见和联合国相关文件都认为这是非法的。然而自1967年至今，以色列先后用141个定居点和224个前哨点，把数十万国民楔进了巴勒斯坦，而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阻止。 

对于巴勒斯坦人，这意味着失去土地，甚至被驱赶，羊圈、果园和学校被拆除。定居点本身、保护定居点的道路和检查站，让巴勒斯坦人的日常出行变成进出监狱，原本的生活空间被撕成碎片。连续的市场、可持续的生产和投资根本构建不起来，经济一塌糊涂。山河破碎，建国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没有人愿意在这样的境况下生活，巴勒斯坦人分别在1987年和2000年先后发起两次大起义。然而每次起义都只让以色列的反扑更加残暴。镇压、搜捕，更苛刻的日常检查，同时，定居点的建设没有丝毫减速。

《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收录了萨义德写于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及之后两年的报刊文章，读起来完全像是在刷今天的新闻。巴勒斯坦人陷在恐怖的轮回中如此之久，没有丝毫改变。 

我想，只有先了解这些，我们才能读懂这首诗。 

作者玛雅·阿布·哈亚特生于贝鲁特，现居耶路撒冷。她是一位小说家、诗人，长期从事儿童写作和写作教育。

这首作品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展示巴勒斯坦普通人的凄苦日常。更难得的是， 海亚特精准而细密地呈现了这场战争中一位女性的视角。 

在战争叙事中，女性更多时候不被书写为战士，而是遭受战争蹂躏的客体。但在第一次大起义前，巴勒斯坦女诗人法德娃·图坎（Fadwa Tuqan）就写出过《阵痛》这样的作品，让母职与反抗紧紧关联： 

告诉侵占土地的人， 

分娩是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力量 

一种来自母亲身体的疼痛， 

告诉他，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 

在黎明破晓的刹那 

开启了生命， 

当血的玫瑰 

在伤口上绽放。 

巴以之间的武装对抗高度不对等，在这种危机处境下，母性所象征的再生产、照护与延续生活的能力就构成一种抵抗。房屋、果园或任何设施都可能遭到摧毁，但“更新与再生”的力量永远不会被终结。 

海亚特的《巴勒斯坦母职入门》则更进一步，把“母亲”从象征意义中解脱出来，放回到日常生活的现场。

诗里写的不是一种母性本质，而是一系列在战争中被迫习得的生存技术：抱住流血的孩子，在夜间逮捕中“把孩子催熟成大人”，在轰炸中设法做饭、讲故事、清理血迹、搭起帐篷。

那些原本被宏大叙事吞掉的具体辛劳、恐惧与机智，被如此清晰地呈现出来。在那些反讽、自嘲和苦中作乐之中，我们领略了一个巴勒斯坦母亲的生命烈度。 

事实上，这样的文学我们并不陌生。一百年前，萧红、丁玲等中国的女性作家都曾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文学创作中，展露女性特有的立场，而与主流叙事拉开一种珍贵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来自性别经验的反思，并不是站在抵抗斗争之外，而是扎根于抵抗处境本身——它的目的不是取消抵抗，而是把抵抗推向更深、更彻底、更有效的路径去。 

我站在这些诗人一边，站在艰苦卓绝的抗争一边，并不是要美化不必要的暴力。任何一位主张和平的人，都不应该首先指责被压迫者破坏了和平。

巴勒斯坦女诗人拉菲芙·齐亚达（Rafeef Ziadah）写过一首诗《We Teach Life, Sir》（网上能找到诗人本人的spoken word表演视频），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齐亚达女士，你不觉得如果你们停止向孩子们灌输那么多仇恨，一切问题就能解决吗？ 

——先生，我们教的仅仅是如何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