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镜相工作室，作者 | 黄依婷，编辑丨胡苗

AI原点社区有两种时间。一种在10楼的咖啡店“原点Bar”，一杯咖啡坐一个下午，和陌生人交换项目、交换微信、交换关于AI行业的一切见闻。不断有新人涌入，也不断有人悄悄离开，热闹得像一场永不散场的派对。

另一种在楼下的工区里：估值百亿的公司，和还在手搓第一个demo的团队，共用同一部电梯。这里的时间是另一种刻度——一轮融资到下一轮融资，一个版本到下一个版本。

同一栋楼里，人们活在完全不同的节奏和命运里。

这里是AI原点社区，位于北京海淀五道口。站在原点Bar的落地窗前，向下看，就是成府路和中关村东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一抬头，就能看到智谱的LOGO——听说智谱2019年在原点大厦（当时的东升大厦）成立，后来租下了对街搜狐网络大厦七楼以上的工区，今年1月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今天（6月15日）开盘市值超6500亿港元，和小米集团站在了同一梯队。

而以AI原点社区为中心向外看，周边汇聚着清华大学等37所高校和106家国家级科研机构，和互联网时代“最牛民间孵化器”华清嘉园、清华科技园都仅一街之隔。

这片区域从来都是中国科技浪潮的中心。互联网时期如此，AI时期也是如此。

一个做AI代写论文项目的创始人，在原点Bar的屏幕前讲完了自己的项目。他说自己刚从美国回来，已经用这个项目赚到了美元，参加这个活动只是过来玩玩。他被人簇拥了起来，有人问他法律风险，他不避讳地回答“是灰产”“大不了换护照”；有人问效果到底怎样，他说足以发“水刊”。

他几乎全程坐着。直到两位自称来自出海孵化器的参会者坐到他的面前，他立马起身握手，说要加个微信。一位在读的医学生默默跟在他身边将近两个小时，几乎只是旁观，没有主动接话。

在这里，和陌生人开启对话是很容易的。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对视，或者漏出正在运行Claude Code的电脑界面，马上会有人来问你“在做什么项目”。大家三三两两地攀谈，语调几乎都是上扬的，聊得高兴了便眉飞色舞。

或许，在场的创业者会想，离智谱和清华大学越近，离未来是不是也越近一点？

这是10楼的答案。楼下的答案，是另一回事。

10楼和9楼，派对和工位

星期四的下午3点，在原点大厦A座9楼下电梯，寻着人声走进10楼的“原点Bar”，你大概率会看到二十几个人围坐，环形落地窗上贴着橙色的英文单词“Vibe”。

这是“疯狂星期四Vibe Coding”活动。Vibe Coding是近一年多兴起的概念，直译成“氛围编程”，指抛弃原来的手动写代码，转用AI生成代码，很适合非计算机专业但想转行做研发的人。

活动的门槛不高，只要你知道AI是人工智能的缩写，并愿意支付一杯咖啡的钱，找张椅子坐下，就可以融入这个活动。新人在这里很少被拒绝。

下午4点左右，“路演”环节结束，少数人收拾东西离开，大多数人会留下，和感兴趣的人再聊聊。他们抱着电脑、不断穿梭于原点Bar的桌椅之间，探寻看着像“大佬”的人。

半小时内，坐在我对面埋头敲代码的小哥，被至少三个人询问“你做的什么项目”，小哥用几乎同样的话术回答这些问题。我左前方的姐姐是一个人来的，在某互联网大厂负责在线教育业务，拿了些纸质资料默默地看，偶尔和来搭话的人聊两句。一位参会者说他正考虑做AI硬件领域的创业，旁边的人听到了，侧身搭了句话：“挺好的，中国用户‘吃硬不吃软’，不认为软件要付费，把软件放到硬件上更容易赚钱。”

王顺这时走过来，坐在我旁边，问我要不要加入一个AI桌游社群。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也没玩过，是刚认识的一个人组织的，让他帮忙拉几个人进群，周日会办活动。“组织者在哪儿？”“先走了。”

王顺是某“双一流”高校电子信息专业的本科生。他认为学校的AI教育过于滞后，“学校四年教的知识我一周就能学完”，所以他接连不断地实习，从各个公司的CTO（首席技术官）那儿疯狂汲取前沿AI技术。我见他的时候，他在一个十几人的AI创业团队做研发，那是他的第三份实习。

王顺有位师傅，是个非技术背景的投资人，他很认可师傅的投资眼光。他相信AI可以在十年内改变世界——这是师傅告诉他的。

聊着聊着，王顺拿出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写了几行字，说那是他的日程本，他能精准地在本子上找到过去两年内，哪天、哪个时间段、做了什么事。不用电子日程本的原因是，想在工作之外尽可能少用电子产品，保护眼睛。

我加了他说的社群，是第五个群友，王顺是第二个。他后来又在现场拉了三个人进群。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尽心尽力地帮陌生人组织活动，他说，做人要守信用。

但到了周日，社群活动没办起来。半个多月过去，群里还是只有最开始的8个人，没人交流，没有新的活动。

图为原点学堂内开展的活动。黄依婷 摄

从原点Bar出来，回到9楼，电梯厅正对面是一排大小相仿的房间，每一个房间都代表着一家创业公司。10楼的热闹，到了这里就安静下来。

杨鸽从最角落的房间走了过来。他是一个AI创业团队的联合创始人兼工程师。

我们原本约在上午十点见面，当天深夜一点半，他发来消息说：“出意外了，不应该立flag的。”他让我在原点Bar等他。午餐时间，我们一起去了麦当劳。

杨鸽跟我说，他其实很少参加AI原点社区里的活动，也很少跟社区里的创业者交流。他解释，这里大部分项目都还在起步阶段，没有拿到融资；创业阶段不同，需求也不一样，交流自然就比较少。他的时间更多花在产品和用户身上。

杨鸽说，他们去年底搬来这里的时候，社区还没现在这么强的社交属性。3月东升大厦改名为原点大厦后，活动越来越多，氛围也变了，不再适合他们这种更注重研发的团队。

同在原点大厦的张凌，在一家成规模的AI创企工作，什么活儿都要干，几乎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我们匆匆见面，不到两个小时里，他说了不下十次抱歉，然后拿起手机处理工作。他甚至不知道每周四会有这么多创业者在原点Bar聚集，只是大概知道有一层楼给OPC提供免费工位。

OPC是“一人公司”的缩写，指一个创业者、一台电脑，就是一个团队。同时，这里也有经过多轮融资、已经产生现金流的中小型团队，估值数十上百亿、初具规模的明星AI公司。

他们待在同一栋楼里，各自有各自的节奏。感觉颓丧的时候就到这儿来走一走，就会听到路人兴奋地说：“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

离清华越近，离AI越近 

今年年初，张凌离开了工作多年的互联网大厂。他长期待在封闭的大厂园区里，工区很大，制度、福利完善，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职责边界，稳妥而无聊。

来到AI原点社区后，他有种回到十年前互联网创业时代的感觉。社区内的许多创业公司可能只有一层工区，甚至一层楼中的一个工位。相比已经形成成熟体系的大厂，这里的物理边界更模糊也更开放。

任何人都可以在原点Bar里花一杯咖啡的钱参与活动，但在整个楼宇中，创业者们口中的“校友”“老师”，依然是AI创业圈里最重要的信任体系。

位于原点大厦3楼的无问芯穹，如今估值已经超过百亿元人民币，创始团队几乎全部来自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发起人汪玉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联合创始人兼CEO夏立雪、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戴国浩，以及首席技术官李伯勋，都曾是他的学生。

5楼的基流科技，最新估值约91.6亿元人民币，创始人胡效赫曾是清华大学网络安全实验室博士后。同层的深言科技，创始人兼CEO岂凡超，拥有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博士学位。

8楼的生数科技，估值超过20亿美元，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朱军，是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

这张名单背后，是同一个逻辑。早期投资机构阿尔法公社合伙人刘罡把它概括为“师承线”：“你会发现，很多硬核项目背后都有一条清晰的师承线。”他主导投资的清智元视，做的是超高速相机，技术依托于清华电子系陈宏伟教授的实验室成果；另一家做算力网络的共绩科技，办公地也在AI原点社区，核心团队出自能源系院士江亿门下。

在他看来，教授和高徒的组合在AI创业中极具生命力：教授站在学术前沿，负责探索方向；学生扎根产业，负责把技术变成生意。“这种方式已经被多个项目验证过了。”

一位AI投资人透露，清华系内部也存在一条隐形的序列——姚班（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交叉信息研究院在最顶端，其次是电子系、计算机系。“投资的难度也跟这个有关系。”

这种模式自然落在了离清华大学十分靠近的物理空间里。从原点大厦步行到清华大学东南门，走得快的话只要五分钟。教授走出实验室，学生走出校门，在街角的咖啡馆或楼下的工区里碰头，一个项目就开始了。

二十多年以来，同样的故事一直在这片区域上演。

原点大厦往南，隔一条街，是华清嘉园。这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住宅小区，成为中国互联网创业史上的传奇坐标，张一鸣、王兴、宿华、徐易容、吴世春等人都曾在这租房创业，挤在居民楼里写代码、做产品、谈融资。

西侧是清华科技园，走出了网易、搜狐、搜狗，后来又走出了商汤科技、第四范式、寒武纪。

图为AI原点社区，对街的楼盘是华清嘉园。黄依婷 摄

这片区域从来都是中国科技浪潮的中心。过去二十多年里，清北等高校持续输出顶尖人才，这些人才创立公司、创造财富，又吸引更多资本和年轻人向这里聚集。人才、项目、资金形成闭环，不断自我强化、自我迭代。

3楼、5楼、8楼里的那些名字，和10楼原点Bar里的人群，构成了AI原点社区的两端。一端是名师高徒，项目有实验室成果作背书，投资人排着队约见。另一端则是拿着一杯咖啡等待入场的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招人，或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参加一场周四下午的聚会。

这两端之间，隔着一段尚未被定义的距离。

对于研发主导的AI创业团队来说，清华大学毕业生是招聘首选，但合适的人选实在太过抢手，许多人只在互联网大厂和校友圈里流通。去年底，杨鸽他们搬来AI原点社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招人，招清华大学毕业生。结果是没有招到。

“清华的学生求稳，对去一家不知名的AI创业公司工作这件事的passion（热情）没有那么高。”杨鸽说，这些毕业生，九成想去大厂，只有一成会去创业团队，但也仅限于清华校友组建的创业团队。

哪怕是正准备IPO的AI创企，和互联网大厂相比，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张凌说，像他这样，30多岁从互联网大厂主动辞职加入AI创企的，在同行中是少数。选择创业公司，就代表还愿意赌一把。

这些愿意赌一把的人，未必能成为下一个张一鸣，也未必能复制智谱的故事。但和二十多年前聚集在华清嘉园里的年轻人一样，他们相信下一个时代的机会，依然藏在这个圈子里。

焦虑的，狂热的

每个踏进AI原点社区的人，都对未来怀着某种想象。文鑫曾试图在这里寻找一些支点，但效果并不符合预期。“很多人其实是来缓解焦虑的。”他说。Vibe Coding活动更像一种情绪出口，许多人来到这里，是因为焦虑、好奇和FOMO（害怕错过）。

中午11点多，文鑫醒来，洗漱完后开始处理工作。他是王顺的老板。王顺介绍他给我认识的时候，说他创业过九次。但实际上是十几次。这位今年28岁的连续创业者告诉我，说九次是因为“比较喜欢九这个数字”。

他做过不少互联网项目，现在转做AI。对他来说，两个领域最明显的差异是，之前仅靠项目商业计划书就能拿到融资，现在远远不够。现在投资人至少要看到产品demo，甚至看到团队跑通整个业务模式，才会考虑投钱。

他认为投资人的这种抉择和他的“双非”学历背景有关。“大家都谨慎了，不能犯错。你可以投一个北大或者斯坦福的创业项目，项目‘死掉’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投了一个‘双非’院校的创业项目，‘死掉’了，人家就会觉得你的判断能力有问题。”

对于这个判断，刘罡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创业者对自身处境的一种自我合理化解释。“投资人本质上是成就动机导向，不是逃避责任导向。”他说，如果一个投资人从业5年，衡量他成就的，不是他出没出过错，而是他投的项目里，有哪几个跑出来了。“投清华的没跑出来，一样写不进你的代表作。”

不过，他并不否认标签差异带来的机会不均等。他举了一个并不那么准确，但一定程度上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一个清华背景的创业者，可能有十五个投资人愿意聊；而“双非”背景的创业者，并且其项目不太主流，可能就只有三四个。

“击中（投资人）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只是概率不一样。”在实际操作中，他并不排斥接触“双非”创业者，但他更相信有背书的创业者——比如他认可的同行推荐，或者项目方向恰好命中他正在关注的领域。

文鑫也有自己的“谨慎”。相比在AI原点社区，几十个人围坐一下午、交换微信、聊项目，他更倾向于参加小规模的闭门交流会。付费机制和明确的目标，会让价值交换更直接，投资和合作达成的概率也更高。

他甚至认真算过账。在原点学堂办一场活动，场地费用往往需要四五千元一个下午，或者缴纳一年八千元的会费，对外营业的原点Bar更贵，这对创业团队来说并不划算。

杨鸽也有类似看法。他几乎没时间参加Vibe Coding活动，也从不在这类活动上招人。团队收到的简历，基本都有Vibe Coding经历，但“绝大部分人达不到我们的招聘标准，甚至有的人连简历关都过不去。”他说。相比之下，在社交平台发布招聘帖的效率反而更高。

过去几年，文鑫的创业节奏很快，什么项目都做过，但到了AI时代，一个更讲究速度的阶段，他反而选择了放缓。

2022年末大语言模型爆发后，他花了很长时间学习AI，学习它的底层架构，测试它的边界。直到去年年底，他认为AI幻觉问题无法完全解决，但可以在这个界限之中做其他的事情，比如指定场景的逻辑推理，他才启动现在这个项目——一个AI商业助理平台，解决创始人找联合创始人的痛点。

在项目上，文鑫找CTO花了两个月，找产品、设计又花了几个月……到今年五月中旬，项目实际开发时间不到两周。

“CTO这个池子太小了，能匹配团队愿景的更少。”文鑫说，“CTO需要的能力不是干活，我会给他派很多人让他管理。”

面试时，他会着问一些和技术无关的问题，比如问一个不会化妆的面试者如何解决化妆问题，他认为这会让他看清面试者是否有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由此来判断对方是否适合创业。

文鑫并不着急，他准备花两三年来做这个项目，目标是做AI时代的超级大平台——小而美的项目性价比不高，很容易被人推翻或者被大厂收编，两个500人的产品群是他的底气。

团队实习生王顺想要更高的确定性。 在“疯狂星期四Vibe Coding”活动上，他遇到了一位AI视觉创业团队的CEO，两人聊得比较好，很快确定了王顺的第四份实习。

又是一个星期四，中午，一位OPC创业者在社群里发了张位置截屏——他当天从武汉特意坐高铁赶到北京参加活动。对想要搭上AI列车的人来说，进入这个圈子本身，就已经是一场漫长的创业。

图为AI原点社区原点大厦大门。黄依婷 摄

圈里圈外，没有终点

AI原点社区里流传着许多类似的故事。

今年年初，一家只有个位数员工的AI创业团队，因为踩中了某个热门AI Agent方向，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用户关注。团队负责人回忆，当时他们刚好在做相关方向产品的demo，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社交平台发布产品相关内容，没想到讨论量远超预期，是平时的三倍以上。市场反馈验证了需求，于是团队立即停止手头其他工作，把资源集中到新产品上。

产品上线后迅速增长，用户量很快突破十万，但热度并没有持续太久。一个月后，团队发现重度用户和专业用户的使用频次开始下降，更强大的竞争者也在涌入，团队不得不重新评估项目价值，并寻找新的方向。

这位负责人平静地讲述了这段经历。他坦诚地告诉我：“追热点才能赚到钱。”在他看来，过去几年里，大部分真正赚到钱的AI产品，几乎都离不开社会影响力——产品先被媒体报道、被社交平台讨论、被大量普通用户看见，才会有人愿意付费尝试。而这些普通用户，又会逐渐沉淀出专业用户和重度用户，成为产品真正的收入来源。当专业用户和重度用户都在流失时，也意味着产品风口已过，需要换个方向。

一场同质化的市场传播竞争开始了。行业里常见的是，两家同业AI创企先后发的宣传稿，创始团队故事如出一辙，连时间轴也基本类似，将具体的名称隐去，几乎看不出两家公司的区别。张凌说，有的公司甚至会完全照搬同业公司的公众号风格和宣传创意。

文鑫倒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在他看来，互联网时期如此，AI时期也是如此。“抄来抄去其实挺好的，不需要重复造轮子。”他说。从资源利用效率来看，很多探索本来就没必要被重复完成。

刘罡的观察是，过去一两年，软件赛道几乎没跑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爆款。“现在几乎很少有人看纯软件的。”他在去年底曾判断投资风向从软件转向硬件，半年后来看，硬件关注度比去年也下来了一些。他认为软硬件结合可能是更好的出路，“硅谷现在也有这样的观点。”

随着AI Coding越来越成熟，开发门槛被迅速拉低。过去需要一个工程师团队才能完成的产品，如今一个人借助AI就能搭出雏形。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变多了，来到原点Bar参加活动的人变也多了，但爆款并没有同步增加。

文鑫甚至觉得，如果一个人判断自己并不具备成为先行者的条件，也无法进入最顶尖的创业团队，那么最好的策略或许不是立刻创业，而是等待。在他的设想里，AI会把所有的生产方式完全变革掉，许多今天需要几十个人完成的工作，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团队完成。那时候再创业，做稀缺的事，成本会更低，成功率会更高。

但文鑫认为自己是那个先行者。在AI原点社区穿梭的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这里的人更习惯向前冲。

杨鸽已经开始思考AI时代的工作关系了。这是他认为少有的、能在此时此刻思考的长远问题。再务实一点的问题，他只能思考一个月之内的。他甚至想找学哲学的人喝咖啡，聊AI时代的组织形式，聊人与机器的关系，聊未来公司的样子。“如果员工每天都担心被AI替代，那说明公司本身出了问题。”他说。

真正健康的组织，不应该依靠焦虑驱动。但在AI原点社区，焦虑几乎无处不在：新模型发布，新产品爆火，有人宣布融资，有人宣布退出。变化太快，人刚进来，就得跟着跑。

原点Bar里，一杯咖啡的时间足够认识一个陌生人，足够交换一个项目想法，也足够听完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但很少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些故事最终会走向哪里。

下一个星期四下午，原点Bar里还是会有二十几个人围坐，环形落地窗上的“Vibe”也还是会在那里。

（受访者张凌、杨鸽为化名。）

参考资料

量子位：《海淀AI，集体开弓：少年极客、中年创客与ICU归来者》

中国企业家杂志：《中国的OpenAI，藏在这几栋楼里》

创业邦：《看不透华清嘉园的狼狗时光，就当不了下个王兴》《那些年，在海淀创业的那些人》

36氪：《下一个华清嘉园在哪？》

北京日报：《让顶级资源浇灌创新土壤！北京AI原点社区有了“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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