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针对Google DeepMind核心团队的系统性拆解，已经进入了快车道。

6月24日，彭博社扔出一枚深水炸弹：Gemini团队另两位核心贡献者——Jonas Adler和Alexander Pritzel——计划离开谷歌，目的地锁定Anthropic。

而六天前，谷歌刚刚经历了建司以来最惨烈的48小时人才震荡：

• 6月18日，Gemini联合负责人Noam Shazeer宣布加盟OpenAI。
• 6月19日，AlphaFold的缔造者、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John Jumper宣布转投Anthropic。

六天。四人。全部来自Google DeepMind最核心的Gemini项目。三人流向Anthropic，一人去了OpenAI。

这不是人才流动。这是一场结构性权力转移的序章。

被定向拆解的Gemini

把这四个名字放在一起看，冲击力远超单个事件之和。

Noam Shazeer，2017年《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论文的核心作者之一，混合专家（MoE）架构的发明人。2021年他离开Google创立Character.AI，2024年8月Google以据称高达27亿美元的授权加返聘交易将他请回，任命为Gemini联合负责人。他的「第二段旅程」持续了不到两年。

John Jumper，计算化学家，2024年与DeepMind CEO Demis Hassabis共享诺贝尔化学奖。他领导的AlphaFold团队在蛋白质结构预测上实现了教科书级突破，被学界视为「AI for Science」的标杆。在DeepMind工作了近九年后，Jumper在X上写道：「Demis在我博士毕业仅六个月后就让我领导AlphaFold团队，这是真正的信任。」Hassabis的回应意味深长：「我们在AlphaFold上实现的一切改变了世界，展示了AI能为科学和医学带来什么。」但Jumper还是走了。

Alexander Pritzel，模型训练专家。他是DeepMind核心强化学习团队的早期成员之一，在AlphaGo和AlphaZero的训练架构中深度参与，后来将这套方法论带进了大语言模型的预训练流程。他的离开之所以敏感，在于他掌握的是「如何让模型在海量数据上稳定收敛」的底层经验——这类知识往往不写在论文里，只存在于亲手跑过无数次失败实验的人脑子里。这是真正的know-how，也是竞争对手最难从论文里逆向工程出来的东西。

Jonas Adler，Google AI编程工具的核心贡献者，直接对标Cursor、GitHub Copilot以及Anthropic自家的Claude Code。他在代码生成和大模型对齐方向上的积累，恰好补上了Anthropic在开发者工具赛道最缺的那块拼图。

Jumper、Pritzel、Adler三人先后从Google流向Anthropic，技能恰好覆盖了这家公司当前最需要加固的三条战线：「AI for Science」的叙事纵深、基础模型训练底层、以及开发者工具赛道。Shazeer的去向则是OpenAI——它同样在补强自己的Gemini对抗力量。

这不是随机的人才吸引，而是有目标的「定向挖矿」：带走的，是知道Gemini怎么造的人。彭博社在报道中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点破了这场人才迁移的引擎：「两家即将IPO的初创公司为员工提供了在IPO前获得罕见巨额回报的机会。」

RSU对战Pre-IPO：一笔Google算不过来的账

表面上看，Google不缺钱。Alphabet市值超过4万亿美元，DeepMind据报曾为顶级研究员开出每年千万美元级别的薪酬包，2024年为了抢回Shazeer更愿意支付27亿美元。这不像是一个「付不起」的故事。

但财务结构决定了Google无论多慷慨，都算不过Pre-IPO公司这笔账。

Google的股权激励是RSU——限制性股票单位。Alphabet股价以每年低双位数百分点增长，RSU的价值可以被精确预期。而Anthropic和OpenAI提供的是Pre-IPO期权或RSU。Anthropic在2026年6月融资后的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OpenAI最新估值为8520亿美元，两个数字都接近甚至超过了大多数已上市科技巨头的市值。关键在于空间的不对称：Google的RSU告诉研究员「你每年能多赚数百上千万美元」，Anthropic的Pre-IPO股权告诉研究员「你手里这张票，上市后可能是现在的2倍、3倍甚至更多」。

这不是薪酬层面的竞争，这是金融产品层面的降维打击。

《华尔街日报》2026年初的一则报道提供了具体对照：2025年，OpenAI 4000名员工的平均股权薪酬达到150万美元，是Google 2003年IPO前平均股权薪酬的约七倍。而150万只是「平均」，顶级研究员的真实数字远超这个量级。当一家公司能在上市前夕给研究员分配的股权价值达到八位数甚至九位数，而另一家公司只能提供年化低双位数增值的RSU，「谁付得多」的问题已经失去意义。真正的问题是：谁有资格参与下一个千亿美元级别的财富分配？

OpenAI已于6月8日向SEC秘密提交S-1文件，正与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合作推进IPO，目标估值高达1万亿美元，最早可能在2026年9月上市。Anthropic于6月1日先行一步提交IPO文件，估值基准9650亿美元。两家公司的上市窗口正在以天为单位收窄——这意味着现在就是获取Pre-IPO股权的最后窗口期，对于手握顶级研究能力的人来说，每一天的延迟都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成本。

35万美元云信用，填不平一条鸿沟

面对人才外流，Google并非毫无动作。6月23日，Shazeer和Jumper离开的消息刚传开，Google宣布推出名为Key Studio的Xoogler AI创业孵化器——一个12周项目，由Google AI Futures Fund支持，为入选的10至20家前Google员工创办的AI初创公司提供最高35万美元的Google Cloud和AI信用额度，外加最高10万美元的直接资金，且不占任何股权。

从逻辑上看，这是个聪明的策略。硅谷最有影响力的AI初创公司，包括Anthropic本身，许多都由前Google员工创立。把离职员工变成生态系统合作伙伴，比让他们变成纯粹的竞争对手要好。Google似乎在说：你走可以，但请继续用Google Cloud，用Google的模型。

但时间差刺痛了现实：孵化器宣布当天，Adler和Pritzel宣布要去Anthropic。35万美元的云信用，对一位即将获得数千万美元Pre-IPO股权的研究员来说，不是激励，是零钱。

更深层的问题是，Xoogler策略本质上是「退路式」思维：它帮人离开后走得更好，却不解决「人为什么要离开」的问题。多位离开Google的AI研究员私下表达过相似的挫败感：在Google这样庞大的组织里，AI研究离产品化太远；Gemini发布节奏被内部审批流程拖慢；研究人员的创造力被一层又一层的管理层稀释。相比之下，Anthropic和OpenAI组织更扁平，产品迭代更快，一个研究员的想法可以在几周内变成用户可用的功能。

Shazeer的轨迹尤其说明问题。他2021年离开Google的直接导火索，正是公司拒绝将他开发的聊天机器人Meena公开发布。他出去创立Character.AI，做到数千万用户；2024年Google花27亿美元把他请回，但不到两年他又走了。一个已经出去过一次、证明过「Google的围墙外面有更好的世界」的人，很难被说服第二次。

输掉的不是四个人

这场人才迁移正在成为整个AI行业的结构性特征。

在OpenAI提交S-1文件的前后几周内，它密集引入前Netflix招聘负责人Liz Wamai，计划年底前将员工从4500人翻倍至8000人；还引入前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Lina Khan担任政策顾问，系统性补齐监管护城河。Anthropic同样在加速：Jumper的加入不只带来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更为Anthropic提供了「AI for Science」的叙事纵深；Adler和Pritzel则直接补强了其在开发者工具赛道的弹药库。三人六天内先后从Google Gemini流入Anthropic，选人的精准度和速度都令人不安。

还有一个更宏观的维度。2017年的《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论文共有八位署名作者。Noam Shazeer曾是最后一位仍留在Google的——他6月18日宣布离开后，八位作者已全部离开Google。Ashish Vaswani和Niki Parmar创立了Adept AI，Lukasz Kaiser加入了OpenAI，Llion Jones创办了Sakana AI，Aidan Gomez是Cohere的CEO，Illia Polosukhin创办了NEAR Protocol，Jakob Uszkoreit则创立了Inceptive。原始Transformer团队的人才图谱，已经变成了一张AI产业的分布地图。Google当年孕育了Transformer，如今却成了这波技术浪潮中最被动的「人才输出方」。

历史上，每一次技术范式切换都伴随着人才定价权的转移：2000年代，华尔街顶级量化分析师流向Google和Facebook；2010年代，Google和Facebook的工程VP流向Uber和Airbnb，因为Pre-IPO独角兽能提供财富跃迁的想象力。现在，同样的故事正在AI领域以更高烈度重演——区别在于，这一次被争夺的不是「优秀的工程师」，而是一小群真正能定义技术路线的人。一个顶级研究员的去留，可能影响整条产品线的竞争力。

Google的应对需要超越「孵化器」和「加薪」这两个传统工具箱。如果一家已上市公司的股权无法提供非对称上行空间，它必须提供别的东西——更激进的组织变革，更有想象力的人才结构设计，比如内部创业机制、独立AI子公司架构；或者索性接受「AI人才高流动性」为新常态，把重点转移到如何让离开的人继续成为生态系统资产。

但有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晰：当一个人离开Google DeepMind转投Anthropic的主要吸引力是「IPO能让我财富自由」，而Google能给出的最好回应是「离开后我们给你35万美元云信用」，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已经不是用钱能填平的。它是关于谁掌握了财富分配的定价权，谁定义了最有想象空间的职业生涯。六天四连失之后，Google输掉的不是四个人，而是下一代AI人才的选择方向。（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 | AGI-Signal，编辑 | 赵虹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