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字母AI

无论是你还是我，我们都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AI会不会让我们失业？

但作为整个AI时代的推动者，刚刚进入“清华圈”的黄仁勋反驳了“AI已经导致大量失业”的说法，他在最近的采访中表示，把失业归咎于AI，实际上是一种“很懒”的做法。

他说：“AI才刚刚到来，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已经导致人们失业？AI真正变得有生产力、有用，也就是最近6个月的事。怎么可能两年前他们就在因为AI而裁员？这说不通。”

黄仁勋认为，裁员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降本、业务调整、资本市场压力、组织臃肿，而不是AI已经替代了那么多人。

“那只是他们让自己听起来很聪明的一种方式，而我真的很讨厌这一点。”黄仁勋说，“我认为我们正在吓唬人，这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应该讲一个平衡的故事，讲一个关于这项技术潜力的平衡叙事，也要讲清楚安全推进它的重要性。”

黄仁勋表示，AI会改变工作，但不能把所有公司裁员都说成AI造成的。

他给那些担心工作会被AI取代的人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去学习AI。你不会把工作输给AI。你会把工作输给一个比你更懂AI的人。”

随后，黄仁勋又被问到有关中国市场的问题，黄仁勋表现得相当坦率，他回应称“我们没有从中国退出。”

他承认，当英伟达因为出口管制而被禁止进入中国市场时，那里留下了一个真空，而中国公司有能力填补这个真空。

“结果是，华为以及中国很多初创公司都迎来了创纪录的年份。它们现在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即使英伟达的技术更好，但在我们缺席的时候，你能从市场上得到的技术，就是最好的技术，而且它的表现足够好。”

言外之意，黄仁勋认可了中国AI芯片公司的技术实力，但也会准备随时杀回来。

黄仁勋并不回避这个现实。他说：“可以理解，中国和任何国家一样，会鼓励本土企业成功，也会希望创造让本土企业成功的条件。这是每个国家都会做、也应该做的事情。”

但他仍然相信，英伟达能够为中国市场创造巨大的价值。他再次提到了他的“五层蛋糕”概念。

黄仁勋说，“AI是一块五层蛋糕。当英伟达参与中国市场、服务中国市场，就像我们过去做的那样，它会支持另外几层的发展。”

黄仁勋的潜台词是，你不要只从国产芯片替代的角度看英伟达。你们要从整个中国AI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英伟达。

如果只看芯片，那英伟达确实是竞争者。但如果你放眼整个中国的AI产业链，英伟达其实是一个加速器。

“如果你用更整体的方式来看这个市场，英伟达可以很好地服务这个行业，也可以为中国市场创造很多价值。”黄仁勋说到。

采访中，主持人还问到了黄仁勋的成长经历如何塑造了他今天的性格。

黄仁勋表示，他如今的性格来自于他的父母。

黄仁勋的父亲是一个讲究精确的人，写字漂亮，做事一丝不苟，凡事都追求完美。黄仁勋说，父亲对工艺、细节和秩序的要求，深深影响了他。

母亲影响他的方式则更直接。她对细节有近乎执念的关注，很多事情放不下、停不下来。黄仁勋觉得，自己也继承了这一点。

他可以长时间盯住一件事，不断琢磨，不断修正。英伟达做了33年，他说自己每天仍然像第一天一样紧绷、投入，想把事情做好。

这种性格不只来自家庭教育，也来自移民经历。

黄仁勋的父母先离开台湾去泰国，后来又去了美国。每一次搬家，都是一次重新开始。

黄仁勋说，他到了美国之后，几乎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可以依靠。一家人生活并不宽裕，还要面对完全陌生的社会和更高的生活成本。

黄仁勋说他从小就看着父母在陌生环境里挣扎，看着他们为了孩子能在美国长大、获得更好的机会而承担风险。这些经历塑造了他的性格，也塑造了后来那个不能轻易放松的英伟达CEO。

所以，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一周工作七天、精力从哪里来时，黄仁勋的回答不是“我精力旺盛”，而是：“我一直都很疲惫。”

他不是不累，而是不敢停。

黄仁勋说他不想失败，也不想让英伟达失败，因为有太多人依赖这家公司：员工、合作伙伴、生态里的公司，以及许多和英伟达命运相连的人。

他觉得，一个领导者如果希望所有人都能成功，就必须背负这种压力。

但黄仁勋又不只是被恐惧推着走。他说自己内心还有一个梦想家的部分，想要创造一个未来，并且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它实现。所以他很着急。

黄仁勋是全球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可他却像一个随时可能失业的人那样工作。

黄仁勋把这种状态归结为英伟达早年的“挣扎”。英伟达曾经多次濒临失败，那些经历没有随着公司成功而消失，而是留在了他的身体里，变成一种长期的紧张感。

所以他说：“我希望尽可能久地工作。我希望死在工作岗位上。”

这句话听起来很夸张，但放在黄仁勋的故事里，这其实不是一句豪言壮语，是一种生存方式。

01 谁进入了这张“清华身份网”？

英伟达不想放弃中国市场。

因为中国不只是一个销售市场，还是一个开发者生态。全球AI开发者中，中国开发者占据很大比例。如果中国开发者完全转向国产GPU或者AMD、Intel的产品，那么英伟达的CUDA生态肯定会被削弱。

所以就算在芯片限制下，黄仁勋仍要和中国保持联系。

所以黄仁勋需要一个身份，那就是“清华圈”。

清华就是这个联系的重要节点，黄仁勋因此加入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

其实放眼国际社会，哈佛、斯坦福、MIT都有企业顾问委员会，但它们更多是商学院层面的咨询机制。

“清华圈”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只是学院的咨询机构，它还连接着中国的政商学三界。

在黄仁勋之前，全球已经有不少AI圈的大佬，也都进入了“清华圈”，他们的目的也是类似的，增加国内影响力。

苹果的库克在2019年接任清华经管顾问委员会主席，这是他第二次和清华建立联系。

早在2013年，库克就已经加入了顾问委员会。那一年他正在推动苹果从乔布斯时代的产品驱动，转向今天的服务和生态驱动。

中国市场对苹果来说至关重要，iPhone在中国的销量一度占到了苹果全球收入的四分之一。

从上任开始，库克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见政府官员，见供应链合作伙伴，也会去清华。

他在清华经管课堂上讲过供应链管理，讲过苹果如何在全球协调数百家供应商，讲过如何在保持创新的同时控制成本。这些内容听起来像是企业管理课，但背后是苹果如何把中国制造能力整合进全球产品体系的真实逻辑。

纳德拉在2015年加入了清华经管顾问委员会，那时他刚接任微软CEO一年。

当时的微软正处于转型的阵痛期，Windows和Office的传统业务增长放缓，纳德拉把所有希望全寄托在云业务上。

Azure需要中国市场，但Azure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声量。

2016年，微软和清华合作成立了联合研究院，研究方向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大数据。

不过说到微软，实际上除了经管顾问委员会以外，微软还和清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1999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张亚勤，他在31岁时成为微软最年轻的全球副总裁，38岁时出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2014年张亚勤离开微软，加入百度担任总裁，推动了自动驾驶、云计算和AI的布局，直到2019年退休。

2021年张亚勤回到清华，担任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AIR）创始院长。

AIR不是那种传统的学术研究机构，它属于那种新兴技术的研究平台。包括自动驾驶、智能交通、机器人和AI治理，合作伙伴包括百度、腾讯、字节、小马智行等公司。

还有沈向洋，他在微软工作了23年，从研究员一路做到全球执行副总裁，负责微软人工智能与研究事业部。

2019年沈向洋离开微软，2020年受聘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他在清华开设AI课程，带研究生，也参与清华的AI战略规划。

以及李开复，他在清华的出现频率很高，他在清华进行过多次演讲，并且和清华学生交流，投资清华校友创办的AI公司。

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就开在清华科技园当中。

究其原因，我认为可能是微软和清华的物理距离太近了。微软大厦在海淀区丹棱街5号，和清华大学西门就隔了两公里左右。

不只是如此，如果你从微软走到清华大学，就会发现，你得经过海淀黄庄商圈、中关村商圈，而这里面，全都是程序员最爱的白领餐。

回到正题，2014年加入清华经管顾问委员还有当时仅30岁的扎克伯格，他是顾问委员会成立至今，最年轻的成员。

那一年，他在清华经管课堂上全程用中文演讲。虽然他的中文不算流利，但他仍然坚持讲了半个小时，讲Facebook的创业故事，讲社交网络如何连接世界，讲他为什么学中文。

他说他想和妻子的家人交流，想理解中国文化，想让Facebook进入中国市场。

2015年，如今的全球首富马斯克加入了清华经管顾问委员会，那时特斯拉刚刚在中国站稳脚跟。2014年特斯拉在中国交付了第一批Model S，马斯克亲自把车钥匙交给中国车主。

但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一直不理想，充电桩少，价格高，品牌认知度不够。

马斯克需要中国市场，不只是为了销量，更是为了供应链和制造能力。

2019年特斯拉上海工厂开工，2020年国产Model 3开始交付，中国市场迅速成为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

马斯克在清华的出现，远不止是为了卖车，他想让特斯拉在中国扎根。

他在清华讲过电动车的未来，讲过自动驾驶的技术路线，讲过SpaceX如何降低火箭发射成本。

“清华圈”既是名气的象征，也是一个神奇社交网络。

02“清华圈”独有的翻译系统

黄仁勋是英伟达CEO，库克是苹果CEO，纳德拉是微软CEO。

他们代表的是商业利益以及技术垄断。

但进入“清华圈”后，他们的身份就变了，成了顾问委员、青年导师、国际合作伙伴、教育支持者、全球化沟通者。

这套称呼把商业权力从“赚你钱的人”翻译成“教你知识的人”。

而且它改变的不只是称呼，还有这些人在公共叙事中的位置。

一家公司想要中国市场，听起来很商业。一位CEO走进清华课堂，听起来就很公共。

一家公司需要政策沟通，听起来敏感。一位企业家参与大学顾问委员会，听起来就像国际教育合作。

一家公司希望影响监管环境，听起来像游说。一位企业家在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上发表演讲，听起来就像思想交流。

这就是翻译机制的关键，明明说的是相同的话，但是场景一换，意义就变了。

清华经管顾问委员会提供的不只是一个头衔，更是一整套身份转换的基础设施。

每年顾问委员会会议召开前后，学院还举办“清华管理全球论坛”、圆桌论坛、“顾问委员走进清华经管课堂”，以及清华经管学院学生走进顾问委员企业的活动。

2019年开始，还举办了“顾问委员与中国企业家对话”。

通过这些活动，商业权力转化成了教育资源。CEO成为了学生的导师；公司成为了学习场所；商业经验成为了公共教育。

这种转化是双向的。

对企业家来说，清华身份提供了一层更温和的外衣。

AI巨头本来身上有很多争议。垄断、失业，这些都是人们不想听见的话题。但是清华，充当了这么一个缓冲装置。

在裁员潮面前，无论黄仁勋怎么解释这件事跟GPU无关，都没人相信他。然而在清华里，他可以说“这就是未来”。

还有一点，那就是企业家进入“清华圈”的时间点，往往是他们的公司需要中国市场、中国政策或中国供应链的时候。而清华接纳他们的时间点，往往是中国产业需要理解这些技术、培养这些人才、建立这些网络的时候。

所以顾问委员会也是一个利益交换平台。

它的核心功能，就是把商业权力翻译成公共身份，把市场需求翻译成教育合作，把政策沟通翻译成国际交流。

而且这种翻译是必要的。

因为在现代社会，商业权力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复杂的。企业需要市场，市场围绕政策。企业需要人才，人才需要教育。企业需要技术，技术需要研究。

“清华圈”把商业权力变得更像公共理性，把市场逻辑变得更像教育逻辑，把利益博弈变得更像知识交流。

这不是说大学在掩盖商业权力，而是说大学在为商业权力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对话提供一个可能的空间。

而且清华有中国最好的计算机科学和AI研究，有中国最多的AI人才储备，有中国最活跃的AI创业生态。清华的学生毕业后会去百度、腾讯、阿里、字节、智谱、月之暗面，会创办新的AI公司，会成为中国AI产业的核心力量。

如果黄仁勋能够通过清华这个平台，和中国AI开发者保持联系，和中国AI公司保持对话，和中国政府保持沟通，那么即使在芯片禁运的限制下，英伟达就仍然可以在中国AI生态中保持一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