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丁克” 这两个字，第一次漂洋过海，走进中国人的视野。
一批拥有高学历、跳出传统认知的年轻人，率先挣脱世俗的枷锁，勇敢地为自己的人生按下了“不生”键。
在那个“多子多福”“传宗接代” 思想根深蒂固的年代，这是极其先锋、甚至离经叛道的选择。
二三十年过去，当年那些特立独行的年轻人，已陆续走进人生的下半场。曾经饱受争议的决定，在岁月与现实的磨砺中，有了最真实、立体的结果。
如今，“丁克”早已不是独属于某一代人的标签。从最早进行“人生试验”的初代丁克，到在多元环境中长大的后来者，这一选择背后的故事也愈发丰富。
我们和几位丁克聊了聊。
他们之中，有高学历的金融海归，年轻时为事业打拼错过最佳生育机会，被动成为丁克；有因家族有癌症病史，出于对后代负责的考虑，主动放弃成为父母的80后；还有中年遭遇重病，被另一半抛弃之后，结束丁克生活的男士……
看似相同的选择背后，却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叛逆的一代
2026年5月23日，复旦大学校友返校日。
李俊华（自媒体博主@识货姐）早早来到学校帮着布置现场，她是志愿者，也是校友。
图 | 复旦大学校庆当天
20多年前，李俊华从复旦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彼时，出国深造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在外资银行工作几年后，李俊华和先生一起远赴加拿大留学。
学成回国之后，她顺利拿到香港一家银行的管培生offer，是比普通的management trainee 更高阶的Executive trainee （高管培训生）。
那时，李俊华刚刚30出头。在同龄人忙着结婚生子的年纪，她的人生赛道，已经和普通人拉开了差距。
维多利亚港的海风承载着很多港漂对未来的期许。香港是一座讲究效率的快节奏城市，所有人都在努力打拼。李俊华也一再延缓生育计划，想趁着黄金年纪，在职场上有所建树。
“职场女性一旦怀孕生子，大概率意味着放弃高薪岗位、回归家庭琐碎。加上童年时期，家长因为养育孩子不经意说出的抱怨，也让我对生小孩儿有一丝恐惧。”
此外，对于承担养育责任本身，年轻时的李俊华也是有顾虑的。
“在中国，养育孩子不是到18岁就不用管了，是一辈子的事。这个对当时的我来讲，真的是灵魂拷问。”
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在事业与生育之间，李俊华做出了现实的取舍。
直到事业安稳之后，她才把生孩子这件事提上议程。但突如其来的一场疾病，让她的想法又搁浅了。
由于长期服用激素，李俊华的身形逐渐发胖，汗毛生长异常，夏天都不敢穿短袖衣服。
医生说，想要怀孕就得彻底停掉激素，而且要代谢完体内所有的药物残留，整个周期需要六七年的时间。
这意味着，等到身体完全恢复，她已是不惑之年，错过了最佳的生育时机。
“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四十多岁受孕也有难度，更何况我长期吃药，健康受到很大影响。” 李俊华感慨。
图 | 李俊华在复旦大学校友会做志愿者
主动选择也好，被动接受也罢，李俊华就这样不经意地成为中国初代丁克之一。
事实上，像李俊华这样的丁克家庭，近年来已经从一个边缘化的选择，不知不觉地成长为一个迅速扩大的群体。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符合“双收入无子女”定义的狭义丁克家庭数量已突破2180万，较2020年增长了67%。而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广义丁克群体（涵盖已婚无孩、无子女老人、单身不婚不育等）规模已达1.88亿，占全国家庭户的37.95%。
其中，上海的丁克家庭占比高达12.4%，居全国首位，深圳和北京分别为11.8%和10%。
庞大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体与家庭在时代浪潮中的权衡与决断。
1979年出生的河北姑娘唐娜是一个“铁丁”。
从小，她就生活在一个不断争吵的家庭，父母几乎每天都在吵架，脾气上来了就摔东西。她记得，上小学时家里没有一样完好的家具，就连电视机都摔了好几台。
父母爱她，但爱的方式很粗暴。在他们看来，打骂孩子是家长的常规操作，没有什么不对。
所以，从成年起，唐娜就下定决心不生小孩。为此，结婚之前，她就和丈夫约定好，这辈子不做父母。
“在我看来，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不想把一个无辜的生命带到这世上，让他/她承担不必要的烦恼和痛苦。”
虽然外界习惯以自私、自我、不负责任等标签评价丁克，但真正成为丁克的原因其实很复杂。
原生家庭的影响、经济压力、职场困境、健康状况，以及传统婚育观念的松动等，都可能成为选择做丁克的诱因。
有调查显示，丁克意愿在年轻人中占比达10.62%，他们更倾向于追求自我实现与精神自由。
“我和爱人都是独生子女，长辈给的压力很大。但生不生孩子，是我们自己的事，没有所谓的应当不应当。”唐娜说。
丁克的本质，是一场关于人性的豪赌
由于没有育儿开销，收入与积蓄全由自己掌控，唐娜和丈夫的日子过得很恣意。
丈夫和她是大学同学，多年来早已形成默契。两个人都喜欢旅行，每年都会安排一次境外游和一次国内深度游。周末打球、看电影、郊游是常态。
当同龄人在为学区房、择校、升学、还贷焦虑的时候，他们享受着无拘无束的自由人生。
但丁克的困境，从来不在于缺钱，而在于无人兜底的脆弱。
这一点，李俊华深有体会。
李俊华是独生女，目睹和照料亲人从住院到离世的全过程，让她第一次对自己的晚年有了深刻思考：
“当疾病和死亡来临时，家庭的支持、孩子的照护是非常现实的。现在回头看，我会支持多养几个孩子。我不赞同不婚，也不赞同不育。”
幸运的是，李俊华与先生十分恩爱。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默默陪在她的身边，尊重并支持她的每一个决定。
图 | 李俊华和她先生
相比之下，董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董博今年51岁，大学毕业后从黑龙江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在一次户外徒步中，他认识了前妻。
前妻比他小五岁，是她主动追求的他。结婚之前，他觉得她还算知书达理；结婚之后才发现，她性格嚣张，甚至蛮不讲理。
前妻不想生孩子，结婚第一年就表示要丁克。他遵从了她的想法。当时他还年轻，觉得世界很大，两个人拎起行李说走就走，去西藏、去尼泊尔、去冰岛看极光，护照上盖满了章。
那个时候，他也觉得，孩子是一种捆绑。
变化发生在40岁那年。
他清晰地记得，那天是正月初八，开工的鞭炮响得很热闹。起床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左半边身子发麻，连衣服都穿不上了。
好在说话还利索，他赶紧让前妻打120。
医生确诊董博为急性脑梗，已错过最佳溶栓期。由于没有床位，他被留在急诊室留观。
前妻帮他办住院手续，拿着董博的银行卡交了钱，之后又请了一个护工。
在神经内科住了十天，病情稳定后，董博转到康复医院。整整三个月，前妻没有陪护过一天。
康复的日子很煎熬。每天拉伸、电激、像小孩子一样重新学走路。上厕所要人扶，吃饭要人喂，护工大姐忙不过来的时候，董博就一个人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树发呆。
那一刻，他后悔了。后悔同意做丁克，后悔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一个不值得托付的人。
从康复医院出院后，董博的生活仍不能完全自理。还没等他开口，前妻先提出了离婚。
那一刻，董博没有难过，反倒有点轻松。
他开始努力做康复。每天坚持五公里慢走，盘手串、盘核桃，让左手慢慢恢复功能。
漫长的三年过去，他奇迹般地痊愈。
经人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如今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明年就要上幼儿园了。
回想那段经历，董博说：
“丁克家庭能维系下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有一个靠谱的伴侣。如果那个能在手术签字单上决定你生死的人，对你的爱没有那么深，又没什么责任心，夫妻关系迟早要解体的。”
不设防的老去，还是不设限的晚景
对于丁克来说，如何养老似乎是一个绕不开的终极话题。
健康顺遂时，丁克夫妻可以享受自由惬意、高质量的生活。然而，一旦遭遇重病或者意外，情况便急转直下。
没有子女赡养，伴侣可能先行离世，原本稳固的二人世界便风雨飘摇。
谁陪着去医院？谁来签字？谁照顾日常起居？
虽然这些问题，并非丁克独有，有子女的老人，同样可能面临儿女无暇顾及的局面。但丁克的困境在于，他们可能缺少了一个最传统的“兜底机制”。
健康时的自由，与病痛时的尊严，成了一道无法回避的选择题。
对此，卡姐看得很通透。
卡姐（@80后的丁克生活）是个80后，出生在北京的皇城根下。
2016年，在游轮工作时，她遇到了小四岁的福建小伙小刘。两个人相识于一场麻将，成为可以一起吃饭、喝酒、逛街的搭子，进而成为人生搭子。
2018年，卡姐和小刘领证结婚。
图 | 小刘和卡姐
起初，两个年轻人都没想过要做丁克。但结婚头两年，卡姐的直系亲属里有四位得了癌症离世。
卡姐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她和小刘严肃地聊了聊：
家族有致病基因，如果以后孩子得病怎么办？过几年自己会不会也遇到同样的健康问题？她不忍心让孩子生来就带着病痛，也不忍心让小刘未来独自去承担这样的风险和压力。
最终，夫妻二人决定丁克。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卡姐和小刘都很满意。
虽然一个来自南方，一个来自北方，但喜欢美食的二人口味相近。没吃过的餐厅、新上榜的饭馆，他们经常去打卡。小刘性格内向，但卡姐提议的事情，他总能积极融入。两人一起学冲浪、学游泳、学打球，日子过得很开心。
关于养老问题，卡姐也想过。
在她看来，人真正需要孩子照料是在80岁以后。91岁的姑爷爷和姑奶奶，也是在80岁之后，身体才出现明显的衰老症状。年轻时，他们环游世界，到处讲学，直到80多岁才住进养老院。
卡姐说：“我刚40岁，不确定以后会不会那么长寿，也不想为未来的事过早忧虑。人生有太多变数，等我到70岁再去考虑吧。我不想为可能不会发生的事焦虑，影响当下的好时光。”
图 | 卡姐
李俊华的想法则比较稳健。
离开职场后，她系统地学习了茶艺，取得了高级茶艺师、制茶师、审评师资格，还拿到了GUILD宝石学家证书，业余生活多姿多彩。此外，她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去福利院和街道做公益。
图 | 李俊华在街道做公益活动
与此同时，李俊华也在积极探索组团养老和居家养老社区的实践。
“在这个探索的路上，我收获了身心健康，也改善了与家庭和他人的互动关系。慢慢地，我开始有了一些信心。健康的身心，才是养老最可靠的保障。”
结语
李俊华、唐娜、董博、卡姐，他们是丁克群体中的个体代表，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时代关于生育、自由与责任的深层追问。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生育并非私事，它关乎家庭、关乎社会、关乎“老有所依”这四个字的分量。
没人能预测未来，但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不被焦虑驱动的现在。
或许，真正的社会进步，不在于让所有人做出一样的选择，而在于让每一种选择都能获得相应的尊重与托底。
当一个人老了，无论他/她有没有孩子，都能有尊严地活着、体面地老去，这才是我们应该共同追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