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清理 NAS 文件，发现之前下载的一些电影、电视剧还没看过，于是随便点开文件瞄了下。但当我点开《太平年》这部电视剧，看到前三分钟张彦泽吃人的剧情时，马上就被吸引住了。于是花了一个星期把这部剧看完。

我家附近有座山

我家附近有座山，当地人叫它“王子山”。这是我们乡镇去县城的必经之路。山道险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直到今天，开车路过仍然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稍有不慎就可能车毁人亡。

小时候我以为是哪朝哪代的王子来过这里，留下了名字。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被本地方言叫顺嘴的误称。这座山的真名，叫“黄巢山”。

公元879年，黄巢的农民军从衡阳进军长沙，曾在此山屯兵夜宿。那一战，黄巢军攻破长沙，湖南观察使李系的军队战败，十万人血洒湘江。如今山下还有一个村，叫“黄巢村”。

这是我家附近有据可查最老的地名之一。它记录的，不是什么白马王子的传说，而是一个盛世王朝崩塌前夜的残酷景象。每次开车经过那些险弯，我都会想起一千多年前，曾有一支军队在这座山上驻扎，然后冲下山去，杀进长沙，用十万人的血染红了湘江。

“湖南”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短视频平台上，很多人说湖南作为一个地理名称，源自湖广行省，在明朝甚至清朝才与湖北分家。但只要稍微查查史书不难发现，唐朝开始“湖南”这个地名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太平年》所展示的五代时期，《旧五代史》中“湖南”出现了83次，而“湖北”一次都没有。“湖南”这个行政区划概念，比“湖北”早了近三百年。

唐代初期，如今两湖地区都属于江南道。开元年间，朝廷把江南道拆成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公元764年，唐代宗广德二年，朝廷在衡州（今衡阳）设置湖南观察使，辖衡、潭、邵、永、道五州。这也是史书上第一次出现“湖南”地名。

从“江南西道”划出“湖南观察使”，这是湖南作为一个独立政区的起点。唐末五代，则是湖南地域文化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如果没有这段历史，“湖南”可能只是“江南”的一个亚区，而不是今天湖南人引以为傲的“湘”。

五代时期湖南与吴越其实答的是同一张卷子

黄巢之乱后，湖南陷入军阀混战，直到马殷崛起。

907年朱温称帝，马殷第一时间遣使朝贡，被封为楚王。此后几十年，马殷走了一条和吴越一模一样的路，不称帝，奉中原为正朔，闷头搞经济，保境安民。

马殷是木匠出身，务实得可怕。他一边向中原低头，一边在南方扩张。对内奖励农桑、发展经济、不征商税。茶叶年产数万担，行销全国，甚至远达中东。与北方连年战乱相比，马殷治下的湖南，更像是避世的“天堂”。

公元924年（后唐同光二年），我家祖先从江西吉安迁到湖南湘乡，族谱上那行字至今清晰。为什么选湖南？因为那里不打仗，能种地，能活命。

当然，这个家谱实际上是明朝才修的，我此前一直有些怀疑这个始迁时间，但如果以“同光二年家谱”为关键词搜索，在湖南大量姓氏族谱里边，都有相同的记载。比如我搜了第一页结果就找到下面这些：

- 岳阳方氏：始迁祖方澄，后唐同光二年自江西南昌迁巴陵沙陂
- 新化袁氏：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其先祖自江西吉州泰和徙湖南
- 湘乡贺氏：始迁祖达，后唐同光二年自吉州迁居湘乡南岸兼土桥白马塅
- 乡石狮江陈氏：后唐同光2年（924）奉旨过湖广编插，由沔阳州历潭州龙城至邵州府上高县（今新化）太阳三都卜居，地名横阳山鹅塘金台山梅子湾
- 湘乡陈氏：自后唐同光2年（924）都督伯万公来楚，寓迹长沙、宝庆两郡之间，支分湘乡、益阳、湘潭、新化四邑
- 新化洋溪邹氏 ：始祖瓒公，后唐庄宗同光2年（924），由江西吉州泰和县圳上早禾渡梅子坡避淮南之乱，迁徙湖南
- 益阳宋氏：先世贻孙于后唐同光二年自江西泰和宧居潭州
- 长沙彭氏：后唐同光二年迁居长沙

不管是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还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都不可能对老百姓这类迁徙留下任何记录，但这么多湖南人的家谱，都把“同光二年”当成自家祖宗从江西迁徙到湖南的时间节点，不管是不是真实年份，起码，后唐同光二年这个时间点，是大家公认湖南处于“避世天堂”一般的选择。这个画面，比《太平年》中吴越钱俶接收南唐难民，来得更有说服力，更有画面感。

马殷留给湖南的，不只是近半个世纪的太平，还有一套完整的经济治理思路。从史书中简单梳理下包括：

• 关市无征：不收关税，“四方商旅闻风辐辏”，潭州成为南方最大茶市。
• 铸铅铁钱：铅铁钱只限境内流通，外来商人必须将铜钱换成铅铁钱才能交易，离境时又只能换成货物带走。“以本土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
• 以帛代钱：用税收政策引导产业升级。湖南原本“不事桑蚕”，高郁建议“令输税者以帛代钱”，结果“未几，民间机杼大盛”，竟至于“絜于吴越”。湖南短短几十年，发展到居然可以和吴越的丝织业相抗衡了。
• 身丁钱：按人头定额征收，官府直征。这也是湖南与吴越治理的最大的区别之一。身丁钱这种按人头收税法，为湖南首创，后来宋代在南方大力推行该税制，吴越国纳土归宋后，宋太宗在当地搞的就是身丁钱，用以弥补钱俶的“亡国之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身丁钱者……自马氏据湖南，始取永、道、郴州、桂阳军、茶陵县民丁钱绢米麦。”）

在马殷的治理下，湖南不仅纺织业崛起，金器、银器、漆器、造纸、造船也达到相当规模。天福六年（941年），湖南一次向朝廷进贡漆器万余件；北宋收复湖南后，下诏“潭州岁调纸百七十八万余幅，特免十年”，每年进贡178万幅纸，还只是进贡的数量。而《太平年》中关于吴越的粮食、战船描述，很多都是编剧“脑补”，与湖南这种正史记载中经济社会发展正面评价，不可同日而语。

《太平年》里的吴越，被美化过头了

楚国和吴越走了同一条路，不称帝，奉中原，搞经济。但《太平年》把吴越拍成了人间天堂，对楚国却只字不提。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写得明明白白：

“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

翻译过来：从钱镠开始就重税盘剥，连鸡、鱼、蛋都要每天上门收取。有人欠税就打板子，少的打几十，多的一百多，百姓苦不堪言。欧阳修结论：“考钱氏之始终，非有德泽施其一方，百年之际，虐用其人甚矣。”意思很明显，吴越国能持续那么多年，完全不是因为仁政。

《太平年》却把吴越的包税制拍成了整治弊政的妙招。剧中钱弘俶对赵匡胤大谈包税制的好处，自称用了三十年。但包税制的本质是把征收权承包给豪族，承包人为了超额利润必然层层加码。宋代入主吴越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减税、废除包税规则，因为这套制度已经养出了一个收不回来的既得利益集团。

剧中那句“如果吴越不纳土，需要30万精兵才能收复”更是荒唐。灭南唐只用十几万兵，吴越凭什么需要30万？编出这个数字，只是为了把“别无选择”美化成“伟大妥协”。特别是剧中无数次展现吴越国“船坚炮利”的画面，更是荒唐，翻开史料，情况完全不同。

在《新五代史》中关于五代十国船舰的描述共计有20来处，对比不难发现，吴越的水军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吴越自身参战记录：919年狼山江之战出战舰500艘；958年配合后周攻南唐出战舰400艘、水军1.7万人。而湖南呢？907年吴国出水军3万人攻打湖南，湖南也出水军3万人迎战，一战缴获战船800艘；928年湖南出动“战舰千余艘”迎敌。数字不会撒谎：湖南动辄“战舰千艘”的记录，和吴越“四百艘”的核心家底，量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当然，也可以说吴越在策应后周攻打南唐时并未出动全部家底，可能不止四百艘船，还有其他没来。但毫无疑问，吴越这次策应，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真正把当时最强大的南唐水军打败的，还是仓促造船的后周朝廷。

《新五代史》记载：“初，周师南征，无水战之具……乃造战舰数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战。又造齐云船数百艘。”后周在京城开封附近现造船、现学水战，造的“齐云船”大到需要专门开凿河道才能通行。与此同时，吴越在做什么？后周大军已渡淮河，吴越才“尽括国中丁民益兵”，抓壮丁凑水军，还延误了会师日期。

《太平年》把吴越水军拍成“遥遥领先”，把“纳土归宋”拍成主动归顺，为的是把“别无选择”美化成“伟大妥协”。但史实很清楚，吴越的水军顶多算地方性力量，别说和南唐正面抗衡，连后周临时造的水军都比不上。

湖南的太平被自己人碾碎

马殷930年去世，临终留下“兄终弟及”的遗命。这个遗命，埋下了湖南后来内乱的种子。

马希范继位后，前半段尚可。但妻子死后，他开始建造天策府，通宵饮宴，加重赋敛。943年，他甚至规定在正常租税之外，大县贡米二千斛，中县一千斛，小县七百斛。百姓负担不起，纷纷逃亡。

947年马希范去世，将领们排除最年长的马希萼，拥立马希广。马希萼不服，起兵南下。马希广有机会杀掉兄长，却说了句“我不愿杀兄”。950年，马希萼勾结蛮族军，向南唐称臣求援，再度进攻。潭州陷落，马希广被擒赐死。一个不愿杀兄的君主，死在了兄长手上。

马希萼入长沙后宠幸家奴，将军政大权交给弟弟马希崇。951年，潭州将领发动兵变，囚禁马希萼，拥立马希崇。朗州又拥立马殷的孙子起兵讨伐。马希崇向南唐求救。

南唐等这个机会很久了。951年冬，南唐大将边镐率兵万人进入长沙，楚国灭亡。马氏宗族千余人被迁往金陵。

南唐的压榨与楚地的余烬

《资治通鉴》记载，边镐初入长沙时，正值湖南大饥。他开仓放粮，“楚人大悦”。但南唐的本性很快暴露，他们把湖南的金帛、珍玩、仓粟、舟舰、亭馆、花果全部搬回金陵，派苛吏收湖南租赋以养驻军，以致“湖南人失望”。

“湖南人失望”这五个字，写尽了一个省从“太平”跌入“地狱”的落差。

南唐统治湖南不到一年，朗州的刘言就起兵了。此后湖南陷入刘言、王逵、周行逢的反复厮杀。直到周行逢主政湖南，才以严刑峻法稳定了局面。他免除马楚的横赋，选廉平吏为刺史、县令，“仓廪充实”。

962年周行逢死，幼子周保权继位。963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兵南下，以助湖南讨叛为名，顺势平定了湖南。湖南自唐末以来八十多年的割据与战乱，终于结束。

湖南，值得拍一部自己的《太平年》

浙江版的《太平年》，主线是“纳土归宋”，一个国王的伟大选择，一个政权的体面收场。这个故事干净、简单、符合统一叙事的审美。

湖南版的故事，完全不一样。

它从黄巢起义开始。那座“黄巢山”虽然只是黄巢大军路过的一站，距离长沙还有上百公里，但它的存在提醒我们，这片土地的苦难，从来不是从五代才开始的。黄巢过后，马殷来了；马殷之后，南唐的铁蹄踏遍湘江；南唐之后，宋军收编了残局。然而历史的轮回远未结束。

951年，南唐从金陵发兵，把湖南几十年的积蓄劫掠一空，迁走宗室千余人。谁能想到，将近一千年后，就在黄巢山下几公里外的地方，走出了一个人，带着湘军，同样从湖南出发，一路打到金陵，把太平天国十几年的积蓄劫掠一空，还顺便从水西门运走了《永乐大典》中晚清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最后一缕文脉。

南唐劫湖南，湘军洗金陵。历史有时候就像一个闭环，你方唱罢我登场，同一片天空下，同一块土地上，悲剧被重复演出，只不过换了主角。

这也是为什么湖南应该拍一部自己的《太平年》，这并不是否定浙江拍的《太平年》意义，就当代来说，《太平年》确实有着独特的文化含义，但归根结底，就“太平”二字而已，湖南这片土地上的人，对太平的渴望和挣扎，也同样值得被看见。从黄巢到马殷，从马希广的“不愿杀兄”到曾国藩的“屡败屡战”，湖南人从来不相信什么“纳土归宋”式的体面退场，他们只知道，太平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用命拼出来的。

每次开车经过王子山的那个险弯，我都会想起这些。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只是山下的地名，从“黄巢”变成了“王子”，一个血腥的过往，被一个童话般的误称覆盖了。但历史不会被真的覆盖。它就在那座山的名字里，在那个弯道的每一处险峻里，在我家族谱的那行字里，在“湖南”这个地名本身的存在里。

湖南，值得拍一部自己的《太平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