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电影日，我们和小袁重看了一遍《少年Pi的奇幻漂流》，我仍然和十几年前看时的结论一样：“第二个故事”才是真的，也就是他目睹了杀人和参与杀人的故事。那个时候看对于宗教意象的部分不那么敏感，现在看觉得李安的细腻无论是从配色还是到对宗教意象化的表达，都值得玩味。
第一个送走的吃肉汤泡饭的佛教徒，是黑白条纹的水手（斑马），这个非黑即白的意象简直讽刺。然后是印度教送来的“金枪鱼”，接着是风暴眼中质疑基督教，最后是用一群小狐獴意象化伊斯兰信徒朝圣，将天堂视为对信徒的反噬，处处挑战权威但处处找不到瑕疵。当然，比起原著，李安理解的故事，是利用电影的结局引导人们去相信“第二个故事”，而原著更强调“人可以依靠信仰活下去”这件事。
李安将故事拉入了一个“危险区”，而这个区域正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莫比乌斯环世界
我以前写过一篇关于巴比伦空中花园的故事，故事的结尾不是在于它的陨落，而是在于它最后被废弃沦为流放之地的故事。当罪犯在这里被流放时，人们以为他们应该接受最极刑的惩罚，结果他们却活在了远离战争的“天堂”。
这个故事被老师“批评”了，被评价不应该歌颂罪恶，应该让巴比伦接受它应该走向的结局，否则它很难立意。如果想要改变一个经典原著原本的立意，这件事是极其“危险”的，一旦遇到不认同的阅卷老师，就会认定为“偏题”。
那个写色情小说的家伙总是评价我的文字很“危險”，我一开始以为他想要表达的是某种“政治风险”或是身份认同上的“风险”，所以我一直都欣然接受我的文字确实让很多人感觉不爽，这不是我的本意，但既然不爽也就成了“乐趣”之一。
后来我很认真地问过他，台湾语境里的“危险”有别的含义吗？
他非常通俗地解释道：给人挖坑，又不提供解决方案。
那我去年一整年在那里“当爹”的议论文都白写了！？
写议论文对我而言极其轻松，因为有一大堆理论知识等着我套用到现实世界，哪怕是现在随便翻开一本书，在上面找到一则观点，我就可以通过回忆、类比法、演绎法的方式结合到现实世界中，我一开始误以为这个过程就是“写作”。
为了维护这种写作“身份”，议论文恰好最容易造就了观察者、规则制定者、以及错误修订者都是同一个自己的全能自恋。所以常常会有类似的补充观点，并试图让观点站住脚的句子会紧接在一个观点之后（比如这半句就是补充解释）。
一旦开始讲大道理，所形成的观点就需要“拥趸者”——信徒之所以信仰宗教，是因为宗教能够共情苦难、洗脱罪孽、提供解决方案。观点要站住脚，用这三个流程也准没错——创作者履行共情的义务，建立身份认同；替观点支持者排除异己，增加观点的自洽；然后提供让支持者获得“我保存在收藏夹以后一定会用到”的解决方案。
反之，如果这三个条件全部反向存在时，内容则充满不负责的“危险”。
回到《少年Pi的奇幻漂流》，观众当然共情一个失去亲人、在海难中独自活下来的人，但故事最后他又用最短的剧情交代了“第二个故事”，他或许是亲眼目睹母亲被杀，然后参与杀人的凶手；主角一口气信仰了三种宗教，但没有一个宗教在他最需要被救赎的时候拯救了自己，甚至最后还要拉着电影里的作家和观众一起来“洗白”他的罪孽；解决方案？有人觉得信仰是活下去的动力，而也有人在看完电影后开始嘲讽信仰，生存的本能就像是被放归自然的猛虎，头也不回不带情感地离开，又等着某一天伺机而动。
这部电影的危险，是李安将真相的选择权交回给观众，人们在里面得不到任何的解决方案，甚至开始动摇宗教的意义。
朋友觉得：我的大部分表达是在试图颠覆读者的自我叙事的部分，但是又拒绝提供共情与修复的部分。
就像是我不觉得存在真正“无辜”的人，只要他活在继续流动的现实里，所谓的无辜只是当下的身份、甚至是一种武器。一旦选择漠视现实的无辜，谁弱谁有理的系统就会瘫痪，从而失去群体身份。就像是一个名人突然离世，声讨他生前罪过和缅怀他生前成就的两个群体，原本都是在吃人血馒头，但因为谁的声量更大，就可以一口咬定对方才是吃血馒头的人，但利用这场仪式吸取最多血的人，谁心里都明白。
接着《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例子，“危险”的作品，是一开始就把人推进了波涛汹涌的海中，人们一开始期待着载浮载沉的人生终有靠岸的那一刻，但没想到剧情还可以制造更多的危险与阻碍。而“安全”的作品，是一开始就告诉人们在不远处有那样一座小岛，现在我们要试着从波涛汹涌的海面驶势而去——议论文更妙，海面干脆就不波浪壮阔了，否则太多的异议海浪会导致原本的小船翻覆。
现在好了，等人漂上岸，人们问他：“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啊？”
他老实回答：“我抱着泳圈漂了很久很久。”
“哪儿来的泳圈啊，和你一起漂上岸的，是一具肿胀的人类尸体啊！”
最后还是需要“讲一下道理”。所谓的“安全”和“危险”并没有对与错、孰更高级的说法。
一些作品仍然需要以“安全”作为基准：
不过，也有一些作品需要以“危险”作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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