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庆发生了一件事，大致是一个长期虐狗的人被曝光身份后，一些爱狗人士上门堵截对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警方的注意。结果事情自然而然就发展成了暴力机关和爱狗人士之间的冲突。而我预言的这个冲突再升级，就一定是爱狗人士与厌狗人士之间的道德冲突。
我也很难在这里说谁是“对”的，毕竟我自己也养狗，所以这已经决定了我的“立场”。当然，我同样也觉得这些闹事的人到现在反倒成了“瑕疵”者，他们堵截、集会、通过所谓伸张正义的方式让暴力机关介入其中，就必然引发脱离原本核心矛盾的社会事件。ⓘ
归根结底，因为没有任何关于动物保护的法律，所以这个虐狗者的行为本身很难被界定为“违法”，通过法律手段并不能真正制裁他。反倒是这些爱狗人士在用违法行为，以道德制裁的方式，希望事情的影响力被扩大。
我并不是站在理中客的角度，而仅仅是以法律的视角，来解释这件事“必然失败”的原因。
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中国人认为法律是用来“复仇”的。
举个例子，前几天我看到两个人在小区争吵，起因是其中一个人开车擦刮了另一辆违章停放的汽车。擦刮司机下车气急败坏地踢断了被擦刮车的后视镜，而车主取完快递刚好目睹这一幕，两人差点动手。警察来后，擦刮司机满脸写着胜算，要求警察处罚乱停放的车主。但警察最终裁定的是双方都有责任，因为擦刮司机做出了故意损坏的行为。
擦刮司机开始怒火中烧，认为警察乱裁定：明明是对方违法在先，自己踢断后视镜的行为也是因为对方乱停放导致的后果；后来他又开始提高音量为自己证明，说是因为对方的后视镜导致自己开不过去，只能损坏；后来又变成了自己要急着去医院看病，对方堵在这里是耽误自己的病情……随着他的音调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开始无能狂怒，最后还扬言要举报警察……
我相信有人会觉得他的行为是有理的，因为确实是对方违法在先。那么，这个违法的行为能覆盖后面的行为，特别是同样违法的、报复对方的行为吗？
这就要回到“法律”的功能，分两说。
最开始，古代法律确实是为“复仇”设计的。
例如“血亲复仇制度”，在古代阿拉伯和中国都有类似的制度，即某个氏族内部成员受到其他氏族的侵害时，将被认为是对这个氏族全体成员的伤害。《礼记·曲礼》则直接允许“复仇”，即家族成员因亲属受害，则可以对加害方家族展开报复的行为。又如《希伯来圣经》所记载的，为防范犯罪，当一个人造成另一个人损失时，也应该承受相应的损失——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这样的“复仇”逻辑里，包含四个要素：
法律用来复仇，更多的是弥补道德层面的“亏损”。就像是休书会同时用道德制裁的方式，将一个女性彻底视为“荡妇”一样，用这种断送其人格与终身名誉的方式，来弥补男性在婚姻中的道德损失，特别是尊严的损失。
但是，现代法治却在“复仇”这件事上进行了反逻辑的优化。
法律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它或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尚，它其实就是统治者用于统治与维护的工具之一。
也就是说，现代法律是在追求我比较追捧的“程序正义”。就拿刚才的例子，对方的车占道违停，我擦刮了，我需要做的是及时报警，保留现场的证据，而不是采用极端方式去报复对方；否则我也涉嫌违法，而我的违法与对方的违法行为是两回事，需要两个不同的法律依据来进行评价和约束。
为什么要这样设定？是因为古代法律会形成一种死循环——即私人拥有复仇的权利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法律被赋予复仇的权力，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复仇递归”的闹剧之中。这个时候，法律干预人们的私权力，并保证人们的正义可以得到伸张——但前提是得有明文法规禁止某些行为（例如刑法）——因为对私权利而言，法无禁止即允许。
绕了一圈，你应该就发现断层发生在了哪里：当私权利也被法律约束时，那么法律是不是应该帮我完成原本可以通过私权利进行“复仇”的部分——所以法律被很多人视为了“复仇工具”。
一旦法律被视为“复仇工具”，随即引发了更复杂的社会性问题：
当法律作为复仇工具时，它也必然会在这三个环节彻底失效，最终变成私权力被滥用的死循环。
这次这个公共事件里，我看到很多人在抱怨“法律让人失望”，我觉得并不是法律太“无用”，而是它本不应该承担一个人所期望它承担的功能，即复仇。法律收拢了人们的复仇行为，但并不能磨平复仇的欲望。既然道德无法惩罚它，那法律是不是应该帮助我们惩罚？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更为核心的话题：法律和道德的层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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