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朋友在博客留言说，想分析一下近期「自杀案件与日俱增」的事件。因为他也开始觉得，自杀这个念头也出现在了他的脑子里。

说实话，我并没有对近期的自杀事件太敏感——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舆论的时代。只要是舆论，就会符合几条特定的「目的」，所以这些集体出现的自杀案件本身也得有一个「去魅」的过程，这个我会在文章后半段谈及。

先来说说「因为看了太多自杀案件，而在自己内心里产生了自杀念头」的事情。

如何评估自己是不是真的存在「自杀念头」

我算是一个「合格的自杀谈论者」，因为按照国际上对于自杀预警信号的罗列，我当年在决定自杀时，已经占了好几条：

• 谈论自杀 — 例如，说“我要自杀”、“我希望我死了”或“我希望我没有出生”；
• 获取自杀工具，例如购买枪支或囤积药片等；
• 退出社会交往，想独处；
• 情绪波动大，例如前一天还情绪高涨，第二天就情绪低落；
• 脑海中被死亡、寻死或暴力的想法所占据；
• 对某种情况感到深陷其中或毫无希望；
• 酒精或药物使用增加；
• 改变日常生活习惯，包括饮食或作息等；
• 行事危险或有自毁倾向，例如吸毒或鲁莽驾驶等；
• 无合理理由将自己的私人物品赠与他人或安排好一些事宜；
• 向人们道别，仿佛再也不相见；
• 个性转变或变得严重焦虑或躁动，尤其是经历上面列出的一些警告信号时；

上述的信号，对于个人还有三层程度上的划分——「我想」「我计划」和「我正在执行」。先说「我正在执行」的情况，因为我写的并不是「自杀自救指南」，所以当你有以上正在执行的事件，请及时寻求正规医疗帮助。

「我计划」是一个比较暧昧的时期，想法上已经完成了「自洽」，但是在行为上还无法「续洽」，所以卡在了「最后一步」。这个时候的人，会充满「迷信色彩」——比如觉得这个场景就预示着我要结束生命了；或是给自己找一大堆「仪式感」来划分想做和马上去做的分界；更甚，会开始迫切地寻求「最后的推手」，比如联系前任，想好了会被对方拒绝而达成自己最后的心灰意冷等等。

往往，很多自杀案的构成要件，就是在这个时期完备的。比如，当事人给家里人打「最后一通电话」，如果当事人刻意隐瞒自己的自杀念头，同时又期待着有人最后能挽救自己（这种情绪很矛盾，但这确实是许多自杀者的心理），如果这个时候家里人以「你发什么疯」这样的言语刺激当事人，很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促成当事人选择迈出最后一步。

往往这个时期，一些自杀者非常拧巴，他们既希望有人当他们「最后的推手」，但同时生的本能，又会给他们制造更多的「矛盾感」，比如明明已经做好的自杀心理建设在最后一刻崩盘，变得异常的怕死、怕疼。这些其实都是让自杀者停下来的信号，在这个时期寻找正确的情绪释放，比逼迫自己不去想更重要——很多人在这里弄错了方法，总觉得自杀念头只要不去想，就会自然消失。事实上不然，处于「我计划」时期的人们，本身是完成了「我想」这个阶段的大部分心理建设，不去想对他们来说已经「为时已晚」，而释放他们因为决定自杀而封锁和对内积累的情绪，反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自杀的结果，是这些累计的情绪强制归零；而疏导情绪，也是让情绪趋于平静——事实上，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

接下来再谈谈「我想」这个阶段的自杀念头。

自杀者的「理性」是活着的人对死的恐惧源头

「我好想死」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念头——它不过是一种将自己对内积压的情绪强制归零的一种「最有效但最不明智」的选择。更甚，对于一些长期压抑情绪，或是无法寻找到正确的情绪释放通路的人，会把这句话当成打趣的口头禅，想借此来转变内耗的状态。

这段时间的自杀案里，给许多人最大冲击的，是那四个在景区相遇自杀的年轻人——最可悲的结局，是其中一个获救的人，最后发现她也是服完毒后再自杀的。她的存在，给许多人对于自杀者的认知，造成了非常强烈的「矛盾感」，因为他们想死的念头非常的坚决，那个服毒的举动，让许多人感到「恐惧」——原来自杀者比他们还要「理性」。

我询问了两拨人，一波是有过自杀念头的朋友，包括我在内，得出的结论是：这四个年轻人是铁了心的要死；而另一波是没有过自杀念头的朋友（或是不愿意对外表露自己有过自杀念头），他们就表现出了我刚才提到的「恐惧」，因为他们觉得自杀者不应该还有这样的理性——这让他们对「理性的功能」产生了恐惧：会不会自己如果哪天想死，理性反而不会让自己停下来。

我把这种理性称之为，「死亡理性」或者是「绝望前的理性」。前段时间，工作室迎接了一个男性，他因为遭遇感情打击，陷入到了极度绝望的状态，甚至动了「自杀」的念头。他在最痛苦的时候，试着用脑图写下了他对于感情观的看法、以及与前任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他后来对此感到十分「羞愧」——但我倒觉得他正在使用理性对抗强烈的感性崩坏冲击。

我想自杀的那段时间，我可以非常冷静地在拥挤的地铁上掏出手机搜索「什么自杀最不痛」，甚至为了准备沉江和烧炭开始挑选合适的绳索、场地。这一点现在反过来理解会更容易一些——当情绪和情感出现崩溃状态时，为了平衡这种无休止泛滥的感性情绪，人需要一种相对更加理性的力量来与其对抗。而「死亡理性」就是此一时刻的产物。

当这种「死亡理性」越强，越能压制感性情绪的部分，就越是会预备自杀者有一种「决心」，认为只要这种理性达到极端，自己的一切都会归于平静，不会再被那些复杂的情绪所缠困。所以在上一节我特别说到——情绪的释放，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被理性压制的感性情绪不会消失，而是会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中努力地寻找突破口——比如，变成了身体的慢性疾病。

自杀也是一种会被传染的「癔症」

最近被舆论「盯上」的自杀案，都有一个很显著的共性——集体。

集体自杀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两百多年前，歌德所著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引起了轰动，很快又被多个国家划定为「禁书」，是因为有太多年轻人相约模仿书中主人翁「一走了之」的决绝，而成为了一部带有诅咒气质的「自杀书」。直到1974年，才有人解开这个「诅咒」——戴维教授对此现象进行了系列研究。他发现紧接着对轰动性的自杀事件的报道，在报道覆盖地区，自杀率便有了大幅提升。

中国大陆的刑法没有明确的「教唆他人自杀」之罪名，如果确实造成他人自杀的，罪名是被包含进了对应的故意杀人、过失致人死亡这些罪名之中的。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自杀团体」。

在我学法的那段时间，自杀与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是刑法课上花了好节课才拆分完毕的。简单来说，自杀虽然不是「犯罪」，但是一旦这些自杀者组成了「自杀团体」，就有可能会出现教唆的情形。但事实上，从「自杀团体」成员到集体自杀的过程，并不是「教唆」这么简单的事情。

美国学术心理学博士托马斯·乔纳教授，对集体自杀的研究中发现，容易自杀的人通常会在任何自杀发生之前就聚集在一起。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这种联系性变得更加的容易和广泛。这样的群体在发生负性事件以后，群体自杀的倾向就会随之增加。

托马斯·乔纳教授对这一理论做出了四个方面的解释：其一，负性事件会增加自杀倾向，所谓的负性事件例如成员的亲人、「团队成员」等关系亲密度较高的人自杀；或是社会报道中大量的报道自杀新闻，特别是集体自杀的新闻等。其二，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缓解自杀倾向，比如直观上地减少对于自杀事件的报道；或是开设更多的自杀预防热线，成为自杀者的第一层情绪宣泄的通路；其三，自杀者本身带有一些特质，比如精神疾病，这也给阻止自杀提供了一种科学途径，即关注自杀预备者的身心健康。最后，人以群分，有类似特质的人更容易聚集在一起。

最后一项可以说是促成「集体自杀」的关键性因素——同样，在同质性的团体当中，同质性的人群之间更容易产生的是情绪叠加和「乌合之众的失智」，当然群体完成放弃思考听从「领袖意见」的时候，自杀团体的危害性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对于个人而言——为什么还会被自杀新闻所影响？

曾有社会心理学家对媒体影响的角度，研究「自杀模仿」的现象。研究表明，当舆论宣传和自杀相关的事件之后，特别是名人自杀的事件。自杀率可能会提高，但是随着舆论的持续关注，这种自杀率又会回落。因为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模型和结论，所以这个研究仍然还在进行当中。但一些国家和地区确实会严格限制自杀新闻的报道和成文规范，比如土耳其、挪威、巴西、台湾等。

所以，个人被「煽动」想去自杀，也并不是稀奇的事情。需要弄清楚的是，是当事人确实存在自杀念头；还是当事人对自杀者的「死亡理性」感到恐惧，而陷入到对自我理性的怀疑；还是因为媒体的大肆报道，而进入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

那么最后，来谈谈舆论也是「罪魁祸首」之一的原因。

舆论报道与幸存者偏差，你是被自杀念头操控还是被魔障舆论所摆布？

先说两个观点。

「舆论都是被操控和制造的」——如果你不赞同这一点，那么后面的话题就没得聊了。特别是单一的舆论来源，你接受到的信息就是被单一主体所加工的——那你看到的美丽新世界我无论如何都无法「侵犯」的。

「自杀案件里也存在幸存者偏差」——那些自杀中止、自杀未遂的人，并没有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角」，所以从新闻媒体的内容占比确实以自杀既遂为主。

再者，自杀案件，特别是引起了流量的自杀案件之后。舆论为了追求流量，自然也会盯着那些同质性新闻。所以，自杀案件铺天盖地的出现，我也不知道该说是操蛋还是傻逼。

因此，我也呼吁大家，对舆论报道需要有一个「去魅」的过程，铺天盖地的新闻背后，也有可能是无良媒体蹭热度。

最后，无论你是否有自杀念头，请正确地寻找情绪释放途径，压制情绪并不代表情绪会自然消失。另外，若你有自杀念头，请及时就医或寻找当地的自杀求助热线。

存在自杀念头，并不是可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