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都在聊“犯罪”，觉得未来可以做一个专题好好聊聊。

这几天和朋友聊起“献忠”的事情。这几年的献忠其实与中国，这几年宣传的“仇恨教育”有关。一开始的红色教育、战狼外交、境外势力亡我中华，无时无刻都试图将内部矛盾转移至外部。它很好用，但是阈值会被抬高到一个巧妙的“做空点”。这个做空点就是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仇恨其实是描向一个虚无的点时，这个能量会瞬间变成对内攻击。

极少有人可以真的做到去杀一个“日本小学生”，但是这种针对弱者的攻击又非常符合目标虚无，因为只有凌驾弱小才能带来卑微的尊严满足。疫情三年，责任全在美方的方法用了太多次，导致人们渐渐发现把责任推给美方并不能实际解决问题。内部的高压锅效应让溃坝的趋势日渐明显，但这些能量无法找到一个“他们”口中的“敌对势力”时，能量必定会朝向另一个可以打中的点——那就是比自己还要弱小的目标，例如流浪动物、宠物、小孩子、日本车、苹果手机等等。

“仇恨教育”的反噬会在这两年达到顶峰，当反噬实际伤害到既得利益集团时，他们就需要一个全新的、实际的目标来转移压力。比如推举出一个“时代的罪人”。然后乐此不疲地进入到下一个轮回，就像文革时期的游戏一样，造神然后朝着神像泼粪。

有的时候，社会学就是如此残忍地揭示了某种规律，整个社会在循规蹈矩之中，看似疯得抽象却又癫得理智。

不是我们赶上了恰好的时代，而是我们一直在时代的漩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