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前两天聊过这个话题，在「幸福」的主题里面，只是进行了一种更加接近现实和落地的感受。

因为临时安排要和丁锐在北京见面，于是赶在了北京阅兵这个档口决定去北京，可想而知，「麻烦」程度就体现出来了。在高铁站检票后，又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在上车前再次进行了非常严格的安检，从脱鞋到行李开包。可想而知，当我抵达北京的时候，检查工作可能会更加严格。

或许对个人而言，特别是那些赶时间，甚至是在购票时没有被告知将会花时间进行安检的人而言，这种检查是「劳民伤财」的，但换一个视角，如果这样的安检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那是不是这一趟列车也变得相当安全了？

这就是边沁观点里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另一个视角，是「最少数人的最小幸福」。在我落座商务座后，一个由三个成年人带孩子的家庭也进入到商务座开始和乘务员争论，他们想要保证三个人和一个孩子能在同一个空间里，以便他们照顾小孩。但是他们购买的车票是两个不同的车厢，且这两个车厢刚好在两列车的连接两端，也就意味着他们没办法自由地进出这两个车厢。

于是，他们开始发挥其「巨婴」的本能，开始和乘务员理论，认为他们有权利要求被协调换到同一个区域，理由是他们在购票时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是因为他们无法选择买票的座位，才导致了他们被分开。乍一看，这个逻辑或许是成立的，但问题在于，购票系统是否提供了「选座」的服务呢？显然没有，因为每个人在这个契约关系里都是接受调剂安排的，所以这样的论点根本站不住脚。乘务员解释一趟列车有400多个乘客，大家都是随机购买的座位，因为这条路被堵断之后，这三个巨婴转而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索要「特权」——我不管，我们要带孩子，你这样安排我们不接受。

当然，我认为他们也有追求「最小幸福」的资格，但刚好今天放在了同一个功利主义的视角下，当最小幸福被牺牲的时候，其满足的本身也是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于是我半开玩笑说：最近这个状况，如果要在列车上面大吵大闹，那就不是抓起来关几天这么简单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