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的译注圣经的收尾，也是疠疫之年的第三份作业。新冠三年半，航班停了，回不了国；疫情严重那阵子，人心惶惶，也不便外出。遂专心于译注，在寂寥中思考和写作。按照计划，完成了四本书，即《先知书》《历史书》《圣录》和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增订版）。
圣录（kethuvim），原文是“作品集”的意思，就是圣法（torah，摩西五经）和前后先知（nevi’im，历史书、先知书）之后，所有归典文献的合集。有热烈的颂诗、沉痛的哀歌和朝圣感恩的礼赞，也有古老的箴言、外邦的寓言、少女的情歌与浪漫传奇；还有宗族家谱、王室档案跟史官的记述，以及先知预言同所见之异象：四头怪兽如何蹂躏大地，直至一位“模样像人子的”驾着云头降临，宣告“真理之书”所载那末日的审判（但7:13, 10:21）。其诗文体裁之流变，思想立场之多元，大大超出了摩西五经和前后先知确立的“法度”。而且，作者不仅揭露时弊、谴责权贵、祈祷救恩，还质疑、反驳正统教义，尤其是申命宗的善恶报应论（见《约伯记》《传道书》）。这边挑战耶路撒冷的官方政策（如《路得记》对“诸天之上帝的律法书记”以斯拉禁止子民与外族通婚的委婉批判，参较拉9-10章），那边高举世俗主义大旗，歌颂爱情和女性的智慧与力量（见《箴言·贤妻赞》《雅歌》《以斯帖记》）；甚而向“藏起脸不理会”受苦好人的天父大胆发问，“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抛弃我”（诗22:1, 44:24，伯13:24；参太27:46，可15:34，耶稣在十字架上高喊此语）。很有一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
难怪历代的卫道士都要给圣录挑刺，见不得内中一些篇章。比如《以斯帖记》，诙谐反讽，宛如一出漫画式的波斯宫斗剧，就惹恼了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483~1546）。他认为故事哗众取宠，过于血腥，根本不该传世——居然跟宣扬爱情至上的《雅歌》一样，把上帝搁在脑后，从头至尾一次也没提！
但古人读经，显然宽容而理智得多。犹太拉比讨论经书的圣洁与否或归典标准，眼光并不狭隘，且尊重普通百姓的感情，包括世俗爱情。殉道者阿吉巴拉比（R. Aqiba ben Joseph, ?~132）有言：千秋万代加起来，也抵不上《雅歌》降赐以色列的那一天；因为圣录篇篇圣洁，而《雅歌》乃至圣至洁（《犹太法典·双手篇》3:5）。阿吉巴是名喻解经的大师，对后世影响极大。以名喻观之，这支托名所罗门的“歌之歌”咏唱的，无非是以色列（拟人作女子）同她所爱的神的结合。教父弘道，则解作教会（ekklesia，阴性名词）跟基督相爱的象征。如此，圣者宽仁，会众虔敬，包括《雅歌》《路得记》《传道书》《以斯帖记》在内的各篇渐次归典，加入圣书，被尊为神的启示；故名圣录（希腊语：hagiographa）。
拙译《圣录》却分了两步走。先译注其中属于智慧书的五篇，即《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二〇〇八年牛津出版。这《智慧书》后来修订过两次（牛津及北京三联版），现在回归《圣录》，复又修订一遍，算是第四版了。《智慧书》先行，是因为我对圣经的诗体书（the poetical books）有浓厚的兴趣，而《约伯记》等五篇思想风格各异，是古典希伯来诗歌的高峰。所以想试一试身手，对散文和诗体译经（摩西五经同智慧书）有了细致的体会，总结经验，然后再进入新约、先知书、历史书和圣录的其余部分。
所以，本书保留了《智慧书》的初版前言与二版缀言；译序《唱一支锡安的歌》讨论希伯来诗律，则放在附录。原先的附录《释名》，因为只涵盖智慧书的专名和术语，不匹配圣录，就略去了。圣录包含后史的两记一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历代志》），专名术语繁多，若是全部列出，写成条目，相当于编一部圣经小辞典了。
说到圣经小辞典，当年也曾想过，待圣书的译注竣工，译名厘定，是否值得尝试。但是不久，人工智能兴起，便打消了这个主意。因为检索资料、梳理文字、编辑条目，这一类工作让机器来做，“分分钟”就完事了。
译经本身，作为理想或事业，将来还会有人继续做吗？我想不会。很可能，拙译就是人类在前机器智能社会，在精神领域最后冲刺的一个见证。“机器翻译的发展日新月异，加之用户碎片化的终端阅读跟语料的智能挖掘已成潮流，以后肯定没人做这事了：无此能力，亦无必要”。这是七年前我在一次采访里说的（见《给未来的人们留个纪念》，载《好奇心日报》2017.10.18）。今天，大语言模型（LLM）第一代通用人工智能轰轰烈烈上市，学生老师、各行各业都用起来了，这一前景就更无疑问了。
我因此觉得特别幸运，能够赶在亿万个机器人包围我们之前，“与圣者相遇”，“面对面同他交谈”（《摩西五经》二版缀言）。
好了，不多写了。《圣录》既成，接下来便是修订《新约》。愿见不足者再一次见证，“干一场好仗而立信”，诚如传道者所言（提前6:12）。
二〇二四年一月于铁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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